自序
拙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出版至今，不觉已有九年。九年来，我依然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研究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我的写作方法，依然如同从前：先形成一些初步的想法，写成一些短文，发表在报章上。尔后不断地收集新的材料，继续思考，最后形成一篇更为丰满翔实的新文章。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就是这本《秋风宝剑孤臣泪》，亦是“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的续集。
晚清，是中国新旧嬗递的时代。陈旧的东西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式微，新生的事物随着时代的进步艰难地成长，中国的大门开始缓缓地打开。在变化的过程中，引进了摄影术、西医、火车、铁甲舰，开始有了驻外使馆、海外留学和学成后的海归，有了近代外交和官员出访。伴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国政治格局也在持续动荡、变化，得风气之先的士人群体也成长起来。
这些变化和成长是由细节叠加出来的。丰富的细节构成了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当我看到自己穿越时代，在积满尘土的岁月旮旯里寻找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阅读他们的书信、日记和诗词，感受他们为了改变闭塞、排外和盲目自大，用自己的智慧和责任心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不由常常为之感动得夜不能寐。当初，上海籍的外交官李凤苞在德国订购“定远”、“镇远”、“济远”号军舰时，国内有人弹劾他，说他收受回扣。但最近发现了当年订购军舰的合同，里面专门订立了反商业贿赂的特别要求。李凤苞下台后，愤怒地写下“欺人到底不英雄”的联语。又如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自掏腰包，举办了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会，却引来一连串的是是非非，承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压力。再如李鸿章，中国早期铁路事业最积极的鼓吹者，曾有过“朝开铁路，夕死可矣”的豪言。为了推动建造铁路，他费尽心思，大胆谋划。1880年，他先策划吴汝纶和陈宝琛代为拟稿，再请淮军名将刘铭传上奏建言，自己再上奏予以支持。即便如此，铁路计划还是遭到朝野上下的反对而被搁置。但是，刘铭传、吴汝纶、陈宝琛三人，都将这篇奏折收入自己的文集，打算流传万世，向后人展示他们睿智的先见之明。而当时坚决反对建造铁路的翁同龢，曾在日记中写下一些批评文字，到了1925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主持影印《翁文恭公日记》，也觉得实在有碍老师的形象，故作了局部的遮盖，硬是不让后人看见，这种为尊者显、为尊者讳的做法，让我们感受到历史评价的巨大力量。
本书的书名《秋风宝剑孤臣泪》，取自李鸿章的临终诗，表述的是这位中国近代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政治家在生命走向终点时的末世悲凉心态。2002年，我曾用这个题目，写过一篇探访李鸿章墓地的散文。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被《21世纪年度散文选：2002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个散文、随笔选集所收，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备感荣幸。我想，这篇文章的入选，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读者对于李鸿章这位历史人物命运予以的特别关注。本书中，《簪花多在少年头》一文，讲述探访李鸿章出生地合肥磨店的所见所闻。“簪花多在少年头”，出自李鸿章《二十自述》，写诗的时候，他刚满19岁，充满着生命的朝气和阳光。读者倘若把两篇文章连起来细读，对李鸿章一生的坎坷命运，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近年来，各种通俗的历史读物和随笔越来越多，但我依然秉持自己对于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把每篇文章都当作严格的论文来审慎对待，而非简单地拷贝粘贴传闻和野史。收入本书的篇什，无论从选题还是在写作技法上，我都努力使可读性和学术性得以兼顾。我将此称作“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文章后面都附有详尽的引征文献史料的出处。一般浏览的读者毋庸去看出处，但专业读者则可以藉此寻找线索，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大量新史料被公布出版，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书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奏折、书信、日记、诗歌、报章，乃至旧影像和国内外报刊。这种做法，既是一种挑战，却也使研究更加富有趣味。特别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晚清著名“清流”张佩纶与洋务派大佬李鸿章及军机大臣、“清流”的后台老板李鸿藻之间的往来书信，从中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大大丰富了我对晚清政局和人物的认识之深度和广度。另外，旧影像的不断被公布，也使我们对于古人，有了更具形象化的了解。
本书写作中，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马忠文兄，他一直向我传递着学界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动态，并帮助我寻找珍稀史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个历史课题，在电话中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感谢《新民晚报》吴芝麟兄、《南方周末》刘小磊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陆灏兄和黄晓峰兄，本书中的各篇文章，最初都曾在这些媒体上发表，他们也一直对我的写作和研究给予支持。感谢陈悦和徐家宁先生，他们在旧影像的资料和辨析上为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感谢吴慧剑先生，帮助我在图片修复上做了许多工作。
当然，我更要感谢我的妻子家玻，是她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治学和写作的兴趣；感谢我的儿子姜源，他是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还常常承担我研究工作的助理。我把本书献给我刚刚去世的母亲，感谢她的养育之恩；她的慈爱和远见，使我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得到更多的见识和锻炼，对我的成长影响至深至远。
姜鸣
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