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开言路 虚心纳谏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有感

《邹忌讽齐王纳谏》选自《战国策》，由西汉刘向编辑。《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有十二国策三十三卷，分别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排列。《战国策》是一部史学名著，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现了战国时期的历史风云和社会图景，是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最完整的一部著作。《战国策》还是一部优秀散文集，文笔优美，语言流畅，描写人物绘声绘色，阐述道理善用寓言，“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寓言早已作为成语，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结构和日常行为。清代学者认为，《战国策》的文章“深于比兴，深于取象”，“未尝离事而言理”。《邹忌讽齐王纳谏》是《战国策》中的名篇，讲的是齐国宰相邹忌以自己身边琐事作譬喻，劝说齐威王广开言路、接纳臣民意见和修明政治的故事。

战国时期是一个战乱不已、动荡转型的年代，这既为英雄豪杰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又为当时文人学者创造了展现才华的机会。战国时代，游说之风盛行，士人通过游说献上奇谋异策，以赢得诸侯王的青睐和重用。然而游说君王并非易事，且是件危险的事情。《韩非子·说难篇》把君王比喻为龙，“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意思是，龙的脖子部位有逆鳞，谁动了逆鳞就会被龙杀之；君王也有逆鳞，大多说客都因动了逆鳞而引起君王震怒，甚至招惹杀身之祸。游说进谏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君王一般不愿意听直言、诤言和良言。《史记》记载，邹忌并非君子，却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士人，曾经利用鼓琴劝告齐威王，得到赏识而重用，被任命为宰相。邹忌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很讲究规劝齐威王的方式，这叫作“讽谏”，寓委婉严正的劝告于生动贴切的比喻之中。《邹忌讽齐王纳谏》三百余字，生动刻画了邹忌与徐公比美的过程以及从中悟出的道理。全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述邹忌是个美男子，“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一天早上起来，邹忌对着镜子，拿自己与齐国最美的男子徐公比较，受到其妻、妾和客的赞誉。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他与徐公在一起，感到自己远不如徐公美貌，经过思考之后，明白了自己受到妻、妾和客赞誉的原因。第二段叙述邹忌利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向齐威王说明容易受到赞誉的道理，劝告齐威王要广开言路，以利于听到真话，看到真实情况，避免受蒙蔽。第三段叙述齐威王接受邹忌的劝告，“王曰：善”，并下令大开言路，使国家强盛起来，邻国羡慕，“皆朝于齐”，收到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

品读《邹忌讽齐王纳谏》，我们既看到了邹忌进谏与齐王纳谏的和谐统一，又体悟到进谏与纳谏的复杂关系。谏是进言的一种方式，意在规劝他人，在中国古代，实际演变为臣子规劝君王的一种进言方式，意在规劝君王改正缺点、纠正失误。谏涉及臣子与君王两个方面，对于臣子来说是进谏，对于君王来说是纳谏，从而形成进谏与纳谏的关系。进谏与纳谏可以演化出多种表现形式，但从本质上说，就是两种形式，要么矛盾统一，君王接受了臣子的意见建议；要么矛盾对立，君王拒绝了臣子的意见建议。无论统一还是对立，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作为进谏者，其内容是否正确，采取的方式是否合适；作为纳谏者，其心智是否聪慧，胸襟是否开阔，都会影响到君王接受规劝的程度，影响到进谏与纳谏关系的变化。总的来说，君王掌握着主动权和主导权，纳谏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要求君王能够认识到纳谏的重要性，并以宽广的心胸来求谏纳谏，而不要畏谏拒谏。邹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以小喻大”，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普通小事，通过分析思考，升华为理性认识；通过推演延伸，从生活中的道理感悟出政治上的道理，这就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

《邹忌讽齐王纳谏》告诉我们，纳谏要有自知之明，这是纳谏的基本前提。没有自知之明，就不愿纳谏，不会听取不同意见和看法。设想一下，邹忌没有自知之明，他能看到自己不如徐公美貌吗？！因此，清醒是自知之明的内在要求。“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清醒是要认识到人的缺点。无论多么完美的人，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清醒是要认识到人的能力局限。不管一个人的能力多么高强，总会有能力比他更强的人；即使他的综合能力很强，也会有人在某一方面的能力超越他。清醒就是要像《老子》说的那样，“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意思是，不自我表现，耳目就能聪明；不自我标榜，威望反而能彰显；不自我矜伐，有利于事业成功；不自我夸耀，就可以成为主导。邹忌在自己的相貌问题上可以说是做到了清醒，也就是做到了自知之明。求实是自知之明的重要条件。求实的关键是不要轻信别人的溢美之词。一般而言，对于批评的声音和逆耳的言论，不会有轻信问题，只会有愿意听或不愿意听的情况。对于溢美之词，就有可能产生一个轻信的问题。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总是喜欢听溢美之词，喜欢听好听的话。许多人正是抓住了这一心理现象，说些好听的话给别人听。邹忌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当他问妻子，他与徐公谁更美时，他的妻子说了好听的话，“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问小妾，小妾也说了好听的话，“徐公何能及君也”；问客人，客人还是说了好听的话，“徐公不若君之美也”。好在邹忌是一个求实之人，他没有飘飘然，没有轻信这些溢美之词。“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邹忌肯定听到过这方面的议论，因而他不轻信，要反复问妻、妾和客人；即使听到妻、妾和客人众口一词的赞誉，仍然没有轻信，而是要与徐公直接比较一下，“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这还不够，邹忌又对着镜子作了一番比较，“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至此，邹忌完全认清了事实，了解了真相，没有被溢美之词所蒙蔽。理性是自知之明的高级形态。所谓理性，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邹忌没有停留在与徐公比较和发现真相，而是进行深入思考，分析其妻、妾和客人为什么说好听话而不说真相的原因，这就是理性精神。“暮，寝而思之”，意思是，邹忌晚上睡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而在进行理性思考。通过深思和理性分析，邹忌找到了其妻、妾和客人溢美之词的原因，即“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邹忌的理性精神不仅表现在对生活中一件小事的认识，而且表现在拓展延伸到对政治现象的认识。令人敬佩的是，他敢于把对政治现象的认识进谏于齐威王，当面指出齐威王受到蒙蔽很多。“于是入朝见威王”，邹忌说：“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邹忌讽齐王纳谏》告诉我们，纳谏要广开言路，这是纳谏的重要举措。言路不开，是不可能听到不同声音的，那纳谏就成了一句空话；言路半开，只能有选择地听取一些不同意见建议，那纳谏也是半心半意，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只有广开言路，才能听到真言、诤言和良言，才能达到纳谏的目的。齐威王是一个广开言路的榜样，当他接受邹忌的讽喻后，“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意思是，齐威王下达命令说，各级官吏和民众，如能当面指责寡人过失的，受上等奖赏；能上书劝谏寡人过失的，受中等奖赏；能在公共场合议论，而传到寡人耳中的，受下等奖赏。分析这段记叙，我们可以感悟到广开言路的丰富内涵。从对象而言，广开言路不能局限于官员队伍。因为官员的命运掌握在君王手中，这使得他们一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即使有些官员敢于进言，能够说些不同意见，但也会顾及君王的面子，不敢和盘托出，只会吞吞吐吐、拐弯抹角，从而使得进谏的效果大打折扣。官员是君王决策的执行者，与君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官员提出不同意见，不仅会得罪君王，实际上还可能是否定自己的工作和业绩，这使得他们不愿说出不同意见。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谏臣，邹忌可以算一个，最著名的则是唐朝的魏征。史书记载，魏征向唐太宗进谏二百多次，有时也让唐太宗下不了台，但唐太宗还是容纳了他，甚至表彰说：“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征之功也。”这说明广开言路不局限于官员，并不是不包括官员。最重要的是，广开言路必须包括老百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老百姓最知道政策的得失，让老百姓评判，听老百姓意见，才是真正的广开言路。从内容而言，政府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政府决策是公共决策，任何决策都与公众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就要求广开言路是全方位的，不能局限于一部分政策，而应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尤其是那些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也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政策，而应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政策，都要征求相关方面的建议。从过程而言，决策是一个完整链条，包括酝酿、决定、执行、反馈、修正等环节，无论哪一个环节，都要广开言路。在酝酿环节，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在决定环节，要尊重决策层每个成员的意见；在执行环节，要特别听取受众的感受和意见；在反馈环节，既要听取内部监督的意见，更要听取外部监督的声音；在修正环节，要按照决策程序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从形式而言，《邹忌讽齐王纳谏》提出了面陈、上书和街议三种形式，还是比较齐全的。但齐威王似乎更欣赏面陈这种形式，给予了上等奖赏。如果进行深入分析，面陈比较适用官员和身边工作人员，街议比较适用公众和老百姓，而上书是既适用官员又适用公众，看来齐威王是在鼓励官员进谏。这有一定的道理，官员既参与制定政策，又参与执行政策，如果他们能够坦陈己见，就会对修正完善政策有更大的帮助。

《邹忌讽齐王纳谏》告诉我们，纳谏要闻过则改，这是纳谏的主要目的。纳谏的基本功能是纠错改过，帮助改正错误，避免工作过失。如果不能闻过则改，那纳谏就毫无意义。据史载，齐威王是战国时期一个有作为的君王，在位三十六年，目光远大，重视人才，善于听取臣下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邹忌讽齐王纳谏》虽然没有直接描述齐威王是怎样纠错改过的，但也间接证明了齐威王是一个闻过则改的典范。这就是将齐威王纳谏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意思是，齐威王刚刚下达求谏令时，群臣都来进谏，宫门前庭院里就像市场一样热闹。由此可见，当时群臣对朝廷和齐威王还是有不少意见的。第二阶段是“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即几个月后，断断续续地间或有人进谏了。这说明齐威王不但听进了不同意见，而且对朝政作了不少改进，群臣的意见就少了。第三阶段是“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意思是，一年以后，即使还有人想进谏获奖，却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了，这进一步证明齐威王做到了闻过则改。《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没有具体描述齐威王改过的内容，但对于君王来说，主要失误不外乎决策、用人和自身三个方面。首先要关注的是决策失误，因为政策是指导全局的，一旦失误，势必危害全体利益，引发民众不满，轻则造成社会不稳，重则颠覆政权。所以，君王闻过则改，重点是改正决策的失误。在决策内容方面，纳谏就是要充分掌握资料，弥补决策信息的不足，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科学和符合实际；在决策实施方面，纳谏就是要发现政策实施中的失误，确保正确执行政策，发挥政策的最大效应；在决策反馈方面，纳谏就是要发现原先考虑不够周全的地方，进一步修正完善正在执行的政策，有的错误决策要停止执行。其次要关注的是用人失误，因为用人既关系到官员队伍建设，又关系到政策的执行。用好一个人，不仅可以树立良好导向，引导官员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而且可以调动其他官员的积极性，共同实施好政策。更重要的是，用人从来就是为执政服务的。官员既是君王执政的支撑，又是实施政策的组织保障。建设一支素质高、形象好的官员队伍，有利于维护君王的政权，有利于决策的执行和实施。所以，君王闻过则改，绝对不能疏忽用人问题，而要努力改正用人的失误。再次要关注的是自身失误。君王是与国家连为一体的，君王自身的言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即所谓的“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要求君王切实做到言语正当、行为正派和办事公正，避免自身的失误。所以，君王闻过则改，一定要改正自身言行的失误。闻过则改，是纳谏的主要目的，谁做到了闻过则改，谁就有收获。齐威王做到了闻过则改，他就得到了很大的政治好处，“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进谏与纳谏，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对矛盾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作用，则是毫无疑问的。唐太宗甚至认为纳谏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成败，在他看来，隋王朝的灭亡就在于隋文帝、隋炀帝父子拒谏饰非，特别是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启示对象主要是领导者，就是要求领导者能够纳谏，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能够纠错改过。“君有诤臣不亡其国，父有诤子不亡其家。”纳谏利国利家，益处甚多，关键是要有正确的纳谏态度。纳谏不要怕自尊心受到损害。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有时会很自然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但如果有人说他错了，他就会很恼火，更加固执己见，这是因为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损害。但与事业相比，自尊心是非常渺小的。为了事业成功，领导者就要积极纳谏，真心纳谏。纳谏不要怕与有棱角的人相处。喜欢提意见的人，总是有棱角的人。戴高乐曾经说过：“基本上我只喜欢反驳我的人，可是我与这些人很难处。”这说明与有棱角的人相处是件难事。但对于事业而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领导人善于纳谏，就要善于与有棱角的人相处。纳谏不要怕丢失权威。真正的权威不是建立在乾纲独断，而是建立在集思广益；不是建立在错误决策，而是建立在正确决策；不是建立在说了算，而是建立在说得对。纳谏是说得对和正确决策的重要保证，因而更有利于树立领导者的权威，这就是科学的权威、理性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

附

邹忌讽齐王纳谏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