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版本校
版本校，是古籍校勘过程中采用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校勘方法。汉代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可以说就是版本校。
陈垣先生归纳的“校勘四法”中的对校法，也指的是版本校。陈垣先生为对校法下如是定义：
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校勘学释例》）
所谓版本校，大致即如上说。尽管版本校就是近乎机械的对校，简单至极，几乎凡能读懂古书者，皆可罗列众本，比勘其异同。然而，具体说到校勘一部古籍，能够准确地、卓有成效地做好版本校也非易事。比如说，在一部古籍的各种版本中，如何了解孰为源？孰为流？何本为优？何本为劣？哪一种版本须作主校本？哪一种版本仅可作参校本？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准确地进行版本校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要弄清这些问题，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
这里所说的功夫，包括死功夫与活功夫。所谓死功夫，就是翻书的功夫。这是从事版本校准备工作的第一步，即调查所校古籍的现存状况，弄清该古籍现存多少种版本，都收藏于何处。做这项工作，首先应当利用各主要图书馆的古籍藏书目录，如《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善本书目》、《北京大学李氏书目》以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有些图书馆没有编制该馆的古籍藏书目录，这就只能亲自去该图书馆翻检卡片目录了。
近年来，科技进步催生了大数据时代。许多图书馆都把藏书目录电子数据化，并公开于互联网上，颇便检索。对此，我们应当善加利用。
在书目调查的基础上，接下来就需要按图索骥，一种版本一种版本地翻检，对于每一种版本的基本情况加以详细记录，如序跋作者年代、卷帙多少、版式行格、牌记钤印、避讳情况等等。
搞清了一部古籍现存的版本状况，做到了心中有数，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解决若干版本中源与流的问题。这则是活功夫，是一种考据的功夫。做这项工作，不仅要根据已知现存版本情况，还要大量翻检史志目录，如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翻检各种官私题跋书目、版本书目，然后将已知的版本状况与各种书目的著录加以比照，寻觅出其间的联系，从而考证出一部古籍的版本源流情况，即诸版本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共有几个版本流传系统。
上述两项工作做完之后，就可以确定校勘一部古籍应以哪一种版本为底本，哪些版本为主校本、参校本了。不过，上述的一切工作只是版本校的准备工作。那么，具体怎样准确地、卓有成效地进行版本校呢？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注意进行不同流传系统的版本校
许多古籍由于编纂、刊刻、流传情况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版本流传系统。不同流传系统的版本，虽说是同一部古籍，但往往在卷帙分合、篇目多寡、文字详略等方面有很大差别。如现存六十二卷本《宋景文集》，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祁原文集一百五十卷已散佚，但流传于日本的《景文宋公集》则是一个残宋本，仍可见一百五十卷原编本之旧貌。这两个版本在篇目异同、文字详略等方面判然不同。又如范仲淹的诗文集，现存北宋本与元天历本就不是一个版本系统，经比较可知，元天历本在篇目与具体文字上详于北宋本。可以肯定，元天历本祖本早于现存北宋本。较之同一版本系统先后递修翻刻的不同版本之间的校勘，则不同流传系统版本之间的校勘更有价值。这是因为，其间的异同更多。通过这种版本校，一是可以校出更多的讹误，二是可以补足不少底本所无的宝贵资料。这些都是在同一系统的版本校中难以实现的。以不同系统的版本进行校勘，实际上是汉代刘向校书“多备异本”的经验。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条理》云：“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校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
二、同一系统之间的版本校，注意校以后出的精校精刊本
从校勘的角度看，未见得早出的版本就一切皆好，有时反而后出的精校精刊本要胜于早出的宋元旧椠，因为后出的精校精刊本反映了后世学者的校勘与研究成就。所以说，作为古籍整理工作者，不能像过去的一些藏书家那样一味“佞宋”，不能因为有些版本晚出就不予重视。如《范文正公文集》的元天历本与清康熙间刊刻的岁寒堂本同属范氏家刻本，一代一代传承刊刻，但清康熙间刊本就胜于元天历本。具体举个例子，元天历本《范文正公文集·尺牍》卷下有《与季寺丞》一通，实际上这通书启承前一通《与尹师鲁》，也是一通致尹洙的书启，误题“与季寺丞”。元天历本以后递修的范集版本一直沿误，但清康熙本就改正了这个错误，并于题下附注云：“旧本作《与季寺丞》，误，文正公墨迹尚存可考，今为正之。”如果没有清康熙本改正这个沿袭了几百年的错误，今天研究范仲淹交游的人，也许还要煞费心思去考证这个凭空生出的“季寺丞”。
三、注意寻找版本之外的版本进行校勘
这是指一部古籍的文字，常常被其他古籍所援引。这些援引的文字，我们则可以看作是该古籍的一种版本。如宋人著书，被宋人所援引，在今天看来，被援引的文字，一般说来反映的是宋本旧貌。特别是在许多类书或总集之中，成卷或成篇地援引其他古籍。如《册府元龟》对宋以前正史的援引，《国朝诸臣奏议》对宋人别集中奏议的援引，这些都可以视为一种版本，成为重要的校勘之资。利用这些引书进行校勘，其价值不亚于利用宋元旧椠，也不亚于利用不同流传系统的版本进行校勘。我在作《宋宰辅编年录校补》时，就利用了《永乐大典》卷一二九七〇、一二九七一“宋”字韵下所载《宋宰辅编年录》的最后一卷。可以说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宋宰辅编年录》的最早版本，校勘价值很大。其实，前人很注意利用版本之外的征引版本进行校勘。下面，迻录几段清代学者刘毓崧的《校刻汉书凡例》，具体看一下前人是怎样做的。
一、荀氏《汉纪》，虽改纪传为编年，而根柢实在《汉书》。所据之本，犹是汉时旧帙。可当取校，以存古本之遗。
一、类书中时代近古者，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之类，所引《汉书》皆唐以前旧本。《太平御览》虽时代较后，然其书多取材于北齐《修文殿御览》所引《汉书》，容有六朝旧本。所当取校，以溯宋本之源。
一、《册府元龟》作于宋真宗景德、祥符之际，其叙事依据正史。西汉一朝，大都出自《汉书》，真北宋初年之本。诸家所列宋本，皆在其后。所当取校，以从宋本之朔。
一、林钺《汉隽》，作于南宋初年；娄机《班马字类》、徐天麟《西汉会要》，皆作于南宋中叶，其所见《汉书》，皆两宋旧本。所当取校，以择宋本之长。
一、《史记》叙汉初事，为《汉书》所本；《通鉴》叙汉时事，多本于《汉书》。推之《集解》、《索隐》、《正义》，以及倪思《班马异同》、胡三省《通鉴注》，凡与《汉书》有关者，所当取校，以考各本之异。
一、《文选》所录西汉人文，或采《汉书》，或采本集，其字句均可参稽。他如贾长沙、董江都、司马长卿、扬子云诸集，其文载入《汉书》者，所当取校，以定各本之殊。
一、各书纪载，可印证《汉书》者，经学如《韩诗外传》、《春秋繁露》之类；小学如《急就篇》、《方言》之类；正史如《后汉书》之类；别史如《东观汉纪》之类；地理如《三辅黄图》、《水经注》之类；政书如《汉官仪》、《通典》之类；金石如《隶释》、《隶续》之类；儒家如《新书》、《盐铁论》、《说苑》、《新序》之类；术数家如《京氏易传》、《焦氏易林》类；杂家如《淮南子》之类，所当参校，以求原本之真。
上面这几段清人的校勘《汉书》凡例，对于我们是颇有启迪意义的。
今人的校勘之作也同样很注意利用版本之外的版本。如周勋初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其中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将《唐语林》采辑的五十余种唐宋笔记找出来源，然后根据这些笔记来校勘《唐语林》。反过来，如果有人要校勘《唐语林》所援引的五十余种唐宋笔记，宋人王谠编纂的《唐语林》则是那些笔记的一种宋代版本。
从上述可知，看似简单的版本校，从准备工作到具体校勘，也还是颇为复杂的。不花功夫，不加思考，是难以做好的。
最后，对于陈垣先生对校（即版本校）的定义，还想谈一点一己之见。
陈垣先生云，版本校“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诚然，版本校的功效之一，就是博采众本，广备异同，使读者一本在手，犹众本在目。但即使是版本校，也有个是非按断的问题，许多讹误是可以通过版本校纠正的。因此，对于这类版本校是可以参以己见，校出是非，做出按断的。这样做，比之仅胪列版本异同对读者裨益更多。当然，作按断应当慎重，否则反倒会贻误读者。此外，从现在的校勘实践看，校勘记主要记录底本有误之异同，“别本有讹”，一般并不照式录之，以简省校勘记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