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的拥护者和反对者

一些古代的哲学家，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类比的坚定拥护者。他们认为类比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还为思维提供丰富的素材。尽管如此，这些哲学家也不得不指出类比的局限性。所以柏拉图虽然用了不少类比，比如在著名的《理想国》中把城邦比作一个灵魂，但仍然要提醒人们“相似性是难以捉摸的东西”。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讲，尽管他对类比同样赞赏有加，但仍对前人提出的许多类比有所保留。因此，就算是类比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对它留有一丝怀疑，对类比的“表兄”隐喻也是如此。对于那些本来就对类比和隐喻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这二者不过是修辞手法罢了；而且，如果使用不当，则会把使用这两种修辞手法的人和听到它们的人引入歧途。

康德和尼采虽然在性格、哲学理论和宗教观点上十分不同，他们却对类比有着一致的坚定信念。对康德来讲，类比是所有创造力的源泉。尼采甚至有一个著名的定义：真理就是“移动着的隐喻大军”。然而，其他人对类比的评价却显然没有那么高。事实上，许多世纪以来，痛斥类比靠不住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消遣方式了。人们说类比简直和瞎猜差不多，而且它会把相信类比的人带入可怕的陷阱。有些哲学家不遗余力地谴责类比和隐喻，认为它们肤浅、虚幻，并且毫无用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的经验主义者和20世纪的实证主义者总是翻类比和隐喻的旧账。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名言常常在这时被引用。霍布斯在他最著名的《利维坦》（Leviathan）中宣称他热爱清晰的词汇，而对隐喻不屑一顾：

人类思想之光，都在清晰明了的词句中，以精准之定义将歧义消除；……隐喻，与意义不明、带有歧义的语句一样，乃虚幻缥缈之鬼火；以之为基础进行推理思考，就似在无数谬论中游荡。

霍布斯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非常清晰。真理就是光，词句中的歧义必须清除出去。而隐喻则像是点点鬼火，将人引向一个诡异的世界。但是，如果你静下来仔细看看这段话，你会发现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作者批判隐喻的方法，并不是用消除歧义后的“精准定义”，而恰恰是一个接一个的隐喻。你想想看，“思想之光”若不是隐喻又能是什么？“虚幻缥缈之鬼火”呢？有什么语言现象是真正的鬼火？还有那句“似在无数谬论中游荡”，什么样的推理能“游荡”起来呢？

批判隐喻的霍布斯，就像是通过咆哮来盛赞沉默的辩者。这也不禁让人想起越南战争时一句吊诡的名言：“我们是为了保护这座村庄才把它摧毁的！”一言以蔽之，霍布斯对隐喻的批判因为他所用的隐喻而变得苍白无力。

11世纪的本笃会修道士卡西诺（Alberic of Monte Cassino）从未享有霍布斯那样的知名度，但他在《修辞之花》（The Flowers of Rhetoric）一书中同样严厉抨击了隐喻的使用：

使用隐喻来表达一个人的观点，将分散此人对其描述对象的注意力；这一描述客体则难免因为此人注意力被分散而变得像另外一个物体。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说，隐喻给这个对象穿上了一条新的婚纱，并因此授予它新的贵族地位……如果一道菜以这种方式呈上桌，我们会觉得恶心、作呕，之后扔掉这道菜……考虑到此君的目的是通过新鲜美味的事物给他人带来愉悦，那就不应该刚开始就送上令人恶心的无稽之肴。我再说一遍，诸君可要注意，当你为了让人高兴而请人到你家里时，不要用这么不健康的东西折磨别人，甚至他都因此而作呕了。

当我们从给对象穿上新婚纱，读到送上令人恶心的无稽之肴，再到他都因此而作呕时，我们被这一个接一个的隐喻吸引了，而此文的目的却又是批判隐喻的使用。

八个世纪后，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也没能逃过这个陷阱。他写道：“一门接受比喻形象的科学，毫无疑问就是隐喻的受害者。因此，科学家们应该永不停止对比喻形象、类比和隐喻的斗争。”但是一门科学要“成为受害者”，科学家要与类比进行“斗争”，若非隐喻，又如何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