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键词的输入背景

在明确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之后，针对“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我们还必须了解新学语（关键词）的输入背景、概念界定以及关键词研究的类型。

首先就其输入背景或必要性而言，1905年王国维发表《论新学语之输入》，该文首先指出“新学语”（西方与日本传入的汉字新语、思想文化新名词）的输入是当时的一种趋势：“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

其次，王国维也不讳言当时翻译新学语的错讹。他以大名鼎鼎的翻译家严复为例，指出其翻译错讹、遗失之难免。他说：“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其最显著的翻译不当的例子，如把Evolution翻译为“天演”，把Sympathy翻译为“善相感”，但是“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他进而指出严复对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例如严复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其错讹在于“夫谓Infinite 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e Time（无限之时间）曰宇曰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之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 Time，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自概念上论）也。以外类此者，不可胜举。夫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也哉”！

再次，王国维虽然认识到翻译的混乱现状与错讹情况，但依然大力标举新学语之输入。他申明了几点理由与意义：其一，语言与思想之关系密切，不可分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其二，鉴于国人的思维现状和学术现状必须借用新学语，“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其三，鉴于中国人的翻译现状和日本人的创造新语成就，提倡借鉴新学语：“今之译者（指译日本书籍者言），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彼等之著译，但以罔一时之利耳；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估屈而不可读。”正因为这种混乱劣质的翻译惨况，王国维大声疾呼利用日本人翻译的汉字新学语，“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扦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日人所定之语，虽有未精确者；而创造之新语，卒无以加于彼，则其不用之也谓何?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应该说王国维所言的“新学语”，作为西方传入的思想文化、文学概念或新名词，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以来对我国思想、文化、文学界的影响甚巨。这些词语、术语，现在一般被称之为关键词，诸如“民主”“科学”“启蒙”“自由”“个性”“民族”“革命”“进化”“世界”“社会主义”“人文主义”之类的词语，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