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的忧思
孔子诞辰越来越热闹，终于由官方出面搞起了祭孔大典。袁世凯之后，国人久违近百年的“国粹”之粹又活灵活现地复兴于神州大地。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在电视上看各处一出出的典礼仪式，尽管都力求庄重、一本正经，尽管还清装换上了明装，却总是感到有些滑稽。官员的虔诚、祭者的肃穆，背后总好像有孔方兄的影子在游荡。已有批判者大不敬地放言：如今的祭孔尽管煞有介事地强调其宏大的文化意义，其实完全出于纯粹的商业目的，不必那么认真对待，谁有钱玩儿谁玩儿去！
但我仍忧虑，我总以为，事情并不像唱卡拉OK那样简单。历史上的祭孔，从来就有着严重的政治意味与文化意味；今日的祭孔，尽管丧失了专制王朝的背景，尽管笼罩在市场大潮的滚滚红尘中，也未必就仅仅具有商业意味，或者说，其影响也未必就仅仅是商业的。
不能孤立地看祭孔。君不见，前有“河东河西”论的东方文化（实即中国文化，实即儒学）救世说；后有大学成立国学院、校长欲用国学院解决标点符号的问题（在这位校长看来，国学又主要就是儒学），小学教材引进四书五经，蒙童们又“咿咿、呀呀”地背《论语》；更有确立儒学为儒教的似曾相识的宗教呐喊（康有为早在近百年前就曾借袁世凯鼓噪过“孔教”，结果为此大大丢份）；甚至联合国也来凑热闹，刚刚搞了个“孔子奖”；“孔子学院”也在世界各地纷纷成立了；再加上这回官方出面组织祭孔（尽管是地方官），儒家的全面复兴好像指日可待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近百年，改革开放也快三十年了，在神州大地，居然又掀起了尊孔读经的浪潮，甚至不断升级地搬演了早就放进博物馆的祭孔大典，足见儒家的生命力，足见文化传统的坚韧。当年鲁迅、陈独秀算是白忙活了，今天那些为新文化呐喊的学者，如袁伟时等，恐怕也很快就被PK掉了。
透过某些国人寻求刺激的娱乐心理，透过某些学者为了强化自己饭碗的故作惊人之举；透过某些官员为增加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含金量的吸引眼球；透过某些商人的文化产业运作，我们分明看到了祭孔所酝酿的文化危机、分明看到了祭孔真正的危害之所在。
祭孔，特别是官方组织祭孔，其学理上的不通、文化上的悖谬、政治上的荒唐，其实已毋庸赘言（确有学者还在太书生气地讨论这个问题）。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祭孔所隐藏的倾向并非一般的学理不通、文化悖谬乃至政治荒唐，甚至也不是商业动机。祭孔不是文化学术活动，不是儒学研讨会，甚至也不是和世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宗教仪式（如寺庙里拜佛，教堂里做礼拜），它是试图将某种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发了霉的意识形态模式再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塞给国人，造成新的统治思想、禁锢精神的信仰体系。它是在复活我们曾经特有的政教合一，将文化资源化为愚民的利器。
祭孔祭的显然不是先秦那个很倒霉的孔子，能够被祭的孔子只能是被专制王权供在庙堂里的孔子。这个孔子，已经化为专制王权的意识形态符号。皇帝们扔在供桌上的几块猪头肉不是白扔的，他们是想通过被他们做了政治阉割的孔子树立一座精神偶像，让人们通过膜拜这座精神偶像而心悦诚服地做顺民。今天重操祭孔大典，岂不徒令国人温习那些驯顺奴才的规矩?
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喜欢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缺乏自由创造、批判精神。祭孔所酿成的社会氛围显然是在强化所有者，窒息所缺者。这对于刷新国民精神即便在今日仍很艰难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即便是真的为了复兴儒学、接续传统、弘扬国粹，显然也不能靠祭孔、不能靠神化孔子、不能靠将儒学搞成儒教，不能靠建立一种辅佐的意识形态来扼杀社会的解放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样的儒学、传统和国粹，名声将更加恶劣，命运将更加悲惨。
如今的祭孔大典乃至其他种种尊孔读经的运动，绝不仅仅具有美学意义、旅游价值；绝不仅仅是官员或文化人愚蠢颟顸的价值取向，它实实在在地偷换着公民的现代意识，潜移默化地侵蚀着改革开放的精神成果，它是向着没有前景的文化权威主义与复古主义的回归。
其实，先秦那位不得势的孔子才是最有价值的孔子，我们应该敬重的，正是这位本来面貌的孔子。我们应纪念为伟大的文化人、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知识分子的孔子，我们不应尊奉为专制王朝的精神符号和意识形态偶像的孔子；我们应梳理、批判、继承儒学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不应顶礼膜拜作为精神枷锁的儒教。因此，我们可以赞成建孔子学院，可以赞成设孔子奖，但我们坚决反对祭孔（德国有歌德学院，却没见过德国人去祭歌德）。
孔子是人，不是神；儒家是学派，不是宗教；《论语》是文献，不是圣经。
先秦那位不得势的孔夫子可不是那么板着面孔一本正经，望之俨然，他更想不到身后会受到一代代的祭拜。那样，他会非常不自在。相反，他老人家倒是很随和、很自然、很有趣、很亲情的一个人，所谓“吾与点也”。我想老人家若是赶上前些天“超级女声”如火如荼的时候来凡间转转，没准儿也会给李宇春发个短信什么的。
我不是随便就说到李宇春。我知道一些自命高雅的学者对“超级女声”这类俗文化不屑一顾，但他们居然高雅到搞起祭孔大典，就不能不令我深思了。我本来对大众文化特别是娱乐明星深存批判意识，那里面的文化垃圾太多了。但我现在强调，自由社会，可以有李宇春也可以有孔夫子，甚至应该让李宇春给孔夫子去“魅”解构。李宇春的魅力与价值就在于一种现代的无做作、无遮拦、大胆、率性、自由、随意、民主。她是青春偶像、娱乐偶像，对她的狂热追捧往往有点过分，甚至病态。但这些偶像是用短信“民主”出来的，不行包换的，而不是万世师表，定于一尊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所肯认、追思、学习、敬重的孔夫子，不能再是精神禁锢的孔夫子，不能再是专制偶像的孔夫子，更不能再是三跪九叩的孔夫子，而是可以切磋琢磨的老师、学者、朋友，可以像和李宇春那样“互动”的孔夫子。我想，本来面貌的孔夫子是很愿意这样做，而不愿被抬到祭坛上去的。
关于祭孔，不用管媒体怎样报道、怎样评价。在记者的镜头里，一位将要加冕的国王与一位待决的囚犯新闻价值是同样的；至圣先师的孔夫子与蹦蹦跶跶的李宇春的价值也是同样的。他们真正盯着的只有收视率、订数和短信的数量。因此不必和媒体太较真。媒体那里既没有文化意义，也没有政治意义，只有商业意义的新闻意义。但对于我辈学者，特别是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如何评价祭孔这一愈演愈烈的文化现象就涉及安身立命的问题了，故不能不辩。
国民的祭孔，可以休矣！当然，孔子的后裔祭自己的祖宗又另当别论。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