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际关系的内涵——圈子文化

一、圈子文化概述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网络系统中，社会生活多数时候都需要人际互动和协调，个体无法自己独立完成社会所赋予的责任。为了应对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人们需要与他人交往，形成人际网络，并掌握人际网络中许多个体的重要信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在个体成长中最早形成的、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母子关系。

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要求人类在群体行为上具备合作特质，以获取群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个体行为层面，每个人首先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们会欺骗合作者，损害集体利益。个体的自私行为成为集体利益的破坏者，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损耗对比构成了社会两难困境。为了有效、快速地解决社会两难困境，每一种文化都形成了一定的人际交往规则。依据血亲和姻亲，快速地对周围的人进行分类，以保证自身的利益。之后是地缘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就是地缘优势的体现。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是圈子文化重要的物质保证。在中国，由于政权的作用和影响力，社会地位比经济水平具有更大的圈子势能，每个人通过各种途径都希望挤进各种圈子，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官二代”“富二代”等现象。人类通过圈子了解和传递亲戚、配偶、情人、子孙、搭档、对手、领导的信息，完成利益分配，实现有效的社会适应。同时，由于合作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在合作之前，了解合作者的过往名声就非常重要。Sommerfeld，Krambeck，Semmann和Milinski（2007）指出，个体通常依据对方声誉来决定是否与对方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而对是否愿意接纳对方进入自己的圈子也是通过圈子信息传递来实现的。但是，圈子严格限定了信息的交流范围，这使得人们常常抱怨自己是最后知道信息的那个人，或者抱怨这么重要的信息竟然没有获取到——其最大的不满来自圈内人的忽略，而并不是信息的重要性，并由此开始怀疑自己的“圈内人”身份。

二、影响圈子文化的因素

年龄、性别、社会阶层是影响圈子建设的重要因素。

由于文化或亚文化的自适应性，文化一直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因此，文化的渗透效应首先表现为年龄效应。不同年龄段的个体会自发地形成和同龄人交往的圈子。例如，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青一代，有时候会无限向往那个年代：不用上学，可以扒火车，能全国各地到处游；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个体饱受了肉体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折磨和洗礼，并不愿意回归。

性别是圈子文化的另一个潜在的影响因素。男女在生理层面的差异，社会对男女两性要求不同，造成男女对社会的理解有区别。传统社会里男性多数时候都需要全力以赴地担当养家糊口的重任，他们具有更强的成就动机，担负起个人进步、民族发展、国家兴旺的责任；而女性则更多地担负照顾家庭、抚养孩子、赡养老人的责任。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男性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都占据领导地位，女性解放运动也长期持续。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个性解放，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即使妇女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感觉、情绪体验和认知水平的不同。因此，性别的差异在社会层面构成了自己的“类”。

社会阶层也是影响圈子格局重要的因素。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常常惯性地被理解为阶层。阶层是较为惯常的纳入圈子的因素，它保障了物质和精神的高度统一，在关键问题上能够保持共同行动。因此，姻缘常讲究“门当户对”，这意味着圈子的基础比较一致，言语、行为、情感体验对接顺利。

文化通过父母作为中介渗透进入社会组织中个体的心理活动，并逐步内化为个体精神体验的一部分。在亲子关系中，母子关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社会通过家庭组织影响个体，母亲成为家庭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母亲怀胎生育个体，生理素质非常重要。之后，母亲哺育孩子，提供最基本的食物和安全感，提供温存和建立依恋，满足婴幼儿最基本的情感需要。因此，家庭是圈子建设与个体社会化的自然场所和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