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学术实践如何超越其局限？

后结构主义对学术实践与知识生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以至于让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进步性都受到怀疑。在后现代时代，知识分子作为先锋形象已经过时了。后结构主义者告诉人们那种形象不过是神话，需要可以识别和超于其局限的实践来取而代之。根据舒伯特，谈进步实践，不是谈一个终极存在，或者说应该存在的实践，相反，是要强调抵制和改变现存等级结构的方式，目的是要允许和鼓励规范化和同质化社会中的差异。而超越（transgression）则是重塑学术实践的一种战略行动。关于学术实践的超越，福柯、哈贝马斯和布迪厄均有相关却又不尽一致的表述。

福柯认为，超越就是超越任何一种话语所制造的局限。任何结构赋权的话语（discursive）实践趋向于使之合法化和再生产，极端情况下，抹杀了其他结构存在的可能性。话语所固化的不可渗透的身份成为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后结构主义认为如果超越在总体上是要超越局限的行为，那么超越性的学术实践在政治上就很重要。这种超越性的学术实践揭示了真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个理论，所有的分类、区别和限制都是权力的化身。例如，分类的区分逻辑成为并强化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异。这并非就是消极的，因为它也允许了某种实践没有以其他方式存在。话语提供识别客体的分类，这样也构成他们自己的客体。福柯认为只有随着现代人文科学的兴起，才有了对人的现代观念。

因此以同样方式来考察权力，也是非常有效的。当某话语的单一结构成为霸权，这就产生了限制，因为他阻止了存在以及沟通方式的替代模式。在福柯的早期著作里，他做了大量努力来考察不同的话语实践如何构成关于人的科学知识的规则。福柯关心的是科学的话语形式，而不是这些科学所构成和考察的人。福柯采用知识谱系学写下了思想体系的历史，区别了知识生产者各种话语实践的不同。

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权力不再被视为行动者或多或少拥有可以强迫他人做事的某种特质；相反，权力被视为蕴含在话语之中。因此，权力与知识紧密相连，对于那些知识的主宰即知识分子非常重要。这种知识分子新型政治和政治行动概念重塑，可以归功于尼采和马克思。它需要对学术活动采取相应的重新评价。基于此，以前被认为是对事物之自然发展进程的揭示的所谓进步实为某种建构。斯科特认为这些建构包括了对性别、族群、阶级、种族、国籍的等级化。

哈贝马斯，毫无疑问，站在政治超越批判的最前沿。他认为后结构主义的行动是危险的，可能成为新保守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衡量进步政治行动方向的依据。后结构主义对政治应该朝哪个方向进步似乎是模糊的。超越似乎对于超越之后如何做没有任何建议，因此超越之后相比现在是更加公正、仁慈，他们没有提出任何保证。哈贝马斯认为，后结构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课题过早地放弃了。虽然，人类解放的理想以及理性的实现还很遥远，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要对之“去合法化”（delegitimize）。相反，后结构主义者总体上已经对启蒙运动的道德理想产生了排斥，谴责以启蒙名义带来的暴力，对现有结构采取超越性抵制。

福柯也承认超越，就其本质而言，是危险的。他指出：“超越，不应该被理解为回归家园或恢复那种产生对立并会自然解决所有对立的原有土壤。超越是暴力的，也会有伤害。对超越者是危险的，对那些享有优越地位的人来说也可能是危险的。”基于此，超越者会受到保守力量的谴责，以各种伪装的方式。不经过斗争，特权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虽然超越是危险的，然而，不超越也是危险的。实际上，不超越就是接受自己的生存状态，服从现存话语的支配。这种服从对学界来说是可耻的。这并不是因为学者具有某种特殊的技能使得他们可以看清其他人所不能看到的话语暴力，相反，正如布迪厄所说的，学术界作为统治阶级中受支配的那一部分，他们占据了一定社会空间，这使得他们有机会考察任何形式话语的基础和隐含意义。

在特定话语里真理和权力是历史地交织在一起的。超越，在现有话语下打开了一扇门，使得替代话语可以兴起。尽管超越是危险的，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其暴力。布迪厄提出的反思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很有意义。布迪厄认为，主体的语言是建构的，也通过裹有权力的话语实践不断自我建构。基于这种对社会生活的重新概念化，现代社会里需要知识分子对这些再生产进行分析。布迪厄并不是要号召产生一种新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运动的先锋，他所宣称的是以某种社会学建构方式，即通过反思的社会学实践，来推行超越实践。对于那些关心后结构主义者在批判之后如何实现学术进步的人来说，布迪厄强有力的反思概念也许提供了一种过程性伦理，相比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这既不是普世的也不是理想化的。

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对习以为常的以及虚幻的社会事实进行反思。科学是一种构建事物的替代分类方式，可以成为学术界超越实践的例子。布迪厄认为，反思在对抗符号暴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布迪厄的反思概念与福柯对自身关注的概念是不一致的。布迪厄让我们要以非常严格的科学方式来反思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所处的位置。他指出学术本身也是非常社会的，我们看见的和感受的也是我们与社会空间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反思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认清社会或语言建构的边界，他们设定了我们对社会看法的界限。如果不能正视那些限制我们日常活动看似自然的界限并超越这种界限，我们会无意识地成为社会压迫等级再生产的帮凶。正如鲍曼所指出，接受这种官方分类的学术也对之赋予了学术权威，因此强化了他们的地位以及他们所构成的社会等级。对于布迪厄来说，反思既是识别这些界限的方式，也是产生替代分类的基础。这种建构主义方式与建立在数据收集和分析基础之上、更加实证的方法是对立的。依赖数据，尤其是基于官方或常识的分类数据，其问题在于它取决于既存的建构分类。实证数据不只是现象。因为话语分类构成其客体，任何不为这些类别承认的事物都会被否定其相关性。它们对于正在着手的科研项目来说，要么是噪声，要么根本不存在。简言之，分类就已经决定什么是证据，更具体地说，什么样的数据才算证据。

科学研究强调证据天性保守，尤其是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这些证据依赖允许其得以存在的分类，这种强调实际上偏向于支持并再次肯定社会和科学的现状。布迪厄指出，我们必须揭示分类所在的历史、社会关系的体系，通过对科学客体的建构，来证明事物可以是另外一番情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