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

1．产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

对宏观的技术创新研究逐步转向对微观的产业层次的研究主要是从21世纪开始的。David(2003)研究了中国研发机构对于中国产业绩效的影响。Chiung-Wen(2005)研究了研发机构下的产业创新机制，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如何创造新技术并使之在产业中得到实施的机制，认为台湾的这种研发机构下的产业创新机制为台湾产业创新系统的执行提供了网络帮助。Gerald Simons(2004)的研究重点在于技术创新对产业演进的影响，分析产业内微观层次的技术创新。在产业演进方面，Michael.G等(2006)研究了46个主要的新产品生产者数量的年度时间路径。Stendahl等(2008)以木材产业为例对企业创新和非创新战略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该产业的组织规模和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是其进行创新的障碍。Kamp Bart(2008)研究了区域创新政策对于汽车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最后认为旨在提高汽车产业发展的区域创新动机绩效的系统评价非常必要。Mullens(2008)检验了美国建房产业的两种创新行为绩效。Doloreux(2008)的研究探讨了海洋产业的创新活动性质，并分析了海洋产业的创新活动随公司规模、知识强度和在集群内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变化，最后提出了提高海洋产业竞争力的建议。在产业微观层次研究方面，Beaume等(2009)对汽车产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解决产业内互动创新和开发新产品创新的分析框架。Brueckner等(2009)探讨了喷气式飞机产业的一种新的技术创新的服务模式，为该行业如何向乘客更好的服务提供参考。

我国其他学者对于产业技术创新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并且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产品创新比较活跃的领域，比如：电子产业，信息产业，IT产业，汽车产业，医药产业以及广泛意义上的高技术产业。关于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两条途径进行，一是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表征进行综合和总结，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二是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试图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分析。孙耀吾(2010)从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实现三个方面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域产业创新水平参差不齐且整体水平不高，原因在于创新产出水平低。陈权宝、聂锐(2005)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Glob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GPCA)方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发现国有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总体上是不断增强的，而在产业间则存在较大差异。谭智斌、周勇(2006)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25个地区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发现该产业仍处于模仿创新阶段，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于小飞(2010)构建了17个指标评价我国IT产业，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是影响我国IT产业的最重要因素。

2．产业技术创新生态化理论研究

(1)R&D的生态化

技术与环境问题的紧密关联决定了作为技术源泉的R&D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举足轻重，虽然环境问题已经对R&D提出了新的挑战，但环境R&D研究还比较少，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概念研究而非经验研究上。此外，对环境R&D的研究也集中于工具性研究，在战略性方面则涉及甚少，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废物管理与能源使用。不过近年来，环境R&D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2)技术创新过程的生态化

目前，有关技术创新过程的生态化研究还处于其他学科主要是技术创新和环境科学等理论的引进与借鉴阶段，还缺乏对环境技术创新过程及特征的系统研究。总的研究思路是，随着技术创新过程的展开，环境原则如何整合进每一个子过程。由于各个学者着眼点不同，所提出的生态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就有些差异。Kusz(1991)在DARE(Data Retrieval)的一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基于传统技术创新线性模型的生态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随着产品创新过程的持续进行，环境原则被整合到创新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即认识、分析、定义、开发、选择、精炼、详细规格、开发实施、生产、扩散、市场化。他的模型实际上可以概括成“为环境而设计到面向环境的制造再到面向环境的营销”这一生态经营链。W.Hopfenbeck(1992)从全面质量管理的角度，结合企业业务流程重组思想与实践，提出了一个生态技术创新过程框架。这些过程模型注重企业在日常的质量管理与渐进创新及改革过程中，改善企业的创新管理，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收益。Agis(1996)提出了一个基于环境定位(environmental position)基础上的阶段门(stage-gate)创新管理过程，在创新过程的每一阶段，以全生命周期原则对产品创新后果进行评估反馈。技术创新过程生态化的研究剖析了创新过程的黑箱，使得创新管理更有规律可循，然而之前的研究要么流于片面化，要么流于操作化，未能从企业战略高度将创新过程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整合起来。

(3)技术经济范式的生态化

Nelson和Winter(1982)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生态技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有技术轨迹的新的技术范式，其创新受制于技术机会、技术创新的选择环境、学习效应等多重因素，创新是一个决策与选择过程，创新的选择环境对创新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生态技术存在着众多的技术轨道，一旦创新选择环境倾向于末端治理技术的渐进创新，则技术惯性与路径依赖性会阻碍人们的学习效应，从而阻碍长期的创新性技术的出现，最终导致长期变革的迟滞。Freeman和Perez(1988)认为向可持续范式的变迁不仅仅是能源与资源部门的事，环境问题也需要变革社会行为、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等诸多制度因素。因此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技术变迁不是一系列关键的变革，而是伴随着一系列相关技术、组织、制度环境的变迁，努力做到“技术经济范式”生态化。总之，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和生态经济的研究及其成果很多。但是，关于生态环境状况与科技水平、技术使用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生态化问题的研究却不多。特别是对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理论研究，如生态环境因素的资本观、生态道德观、技术功利主义等，都研究得比较少且较片面，缺乏系统性。

(4)技术创新机制的生态化

从制度方面研究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制度激励，这得益于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研究。对于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制度激励结构的研究，基本上未超出这一范围。焦长勇(2001)、黄欣荣(2010)、张宏武和时临云(2009)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机制，他们认为，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在科技推动、市场拉动、行政促动和企业内部驱动等方面都有其自身新的内容。俞国平(2002)、何立胜(2009)认为外部效应内部化是推动生态技术创新的关键。钟祖昌、陈功玉(2004)认为，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是技术创新向生态化方向发展的外在推动力；经济效益是企业进行生态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赵细康(2008)则侧重研究了环保技术的双动力模型，认为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两股力量：外部综合驱动力和内部综合驱动力，其大小和作用方向分别取决于相应的驱动力与阻力的大小。如果阻力大于驱动力，则(内或外)综合驱动力为负，对创新活动具有抑制作用；反之，则具有促进作用。同样，企业是否进行有利于环保的技术创新，要视内外综合驱动力的相对大小而定。如果最终的影响力为正，则企业具有创新的动力；反之，则相反。

事实上，对于环保技术创新而言，在环境政策作用下，环境成本、法律法规、市场力量和公众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利于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驱力，而研究与开发费用的增加、创新的风险、传统技术创新的惯性等则构成内阻力。科技拉动、社会需求拉动、政府影响力和市场竞争的激励构成环保技术创新的外部驱动力，环保对外阻力诸因素的影响很小，而且这种影响多数是积极的。如环境产权体系的建立等制度性改革将有助于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国家对相关产业的支持(例如环保产业)有助于改善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使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更易于进行。

(5)技术创新运行机制的生态化

焦长勇(2001)认为，在运行机制上，要完善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决策机制、生态企业界面管理机制、生态技术创新的资金循环机制和信息开发管理机制。从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决策机制方面来看，要把握市场需求和技术机会识别；从完善企业界面管理机制来看，企业要在生态技术开发、生态制造和生态营销的不同职能界面上加强跨职能交流与整合，增加企业与外界、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从完善生态技术创新的资金循环机制方面看，企业应通过多方努力，积极建立自身生态技术创新资金筹措系统，解决生态技术创新各个阶段所需资金；从生态技术创新的信息开发管理机制来看，企业应加大对信息开发的投入，建立信息开发机构等。还有的学者从其他视角研究生态技术创新机制。钟晖、王建锋(2000)分别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方面来研究生态技术创新机制。从政府的作用机制来看，需要强化法律规范手段、制订生态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制度、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并对资金投入予以倾斜、对生态技术创新方向统一规划和协调；从企业的作用机制来看，要注重市场本身的利润驱动机制，并加强企业自身对生态技术创新的认识与发展；从科研机构及其他因素的作用机制来看，要加强科研机构与企业的横向联合、促进科研人员生态意识的提高，并完善社会配套设施。

3．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

理论界从产业角度来论述创新生态系统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生命周期评价(LCA)理论和产业生态系统论，自Cloud (1997)首次从产业角度提出“生态系统”一词后，20世纪80年代末，Frosch和Gallopoulos(1992)通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类比，完善了产业生态系统和产业生态学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与贝尔实验室共同组织了全球首次“产业生态学”论坛，对产业生态学的概念、内容、方法以及应用前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许多学者对产业内、产业间的关系以及产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此后，詹姆斯·弗·穆尔(1999)通过运用自然生态学的规律来观察和设想当今及未来的经济世界，指出弱者能够生存，企业相互依赖、共同进化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景象。2004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在《创新美国》的研究报告中指出，21世纪初的创新，出现了一些不同于20世纪创新的新变化。一度被认为彼此对立的关系，现在正日益演变成互补的、甚至是共生的关系。创新本身性质的变化和创新者之间关系的变化，需要新的构想、新的方法，“企业、政府、教育家和工人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形成一个21世纪的创新生态系统”。

(1)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机理研究

各国学者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对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Tracey(2003)认为，在全球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寻求的是最适合于产品、市场竞争的技术合作伙伴。Persaud(2005)认为，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有赖于产业内外部科技资源的互动频率、密度和质量。产业海外研发基地间的密集互动不仅为各基地彼此快速进入对方的知识场景创造了机会，也大大增加了企业“知识和资源池”的价值。Besen(1987)认为，高科技产业技术特性及创新要求使企业集聚呈现出基于网络的开放式虚拟化趋势，企业参与跨国创新网络可得到一些不参与就得不到的科技资源。丹尼尔·C．艾斯坦(Daniel.C.Esty)(1998)认为产业生态学可以运用于企业层面上，可以帮助公司在其生产过程及其供应链的上下游找到提高价值和降低成本的途径，从而提高竞争力。Lichtenstein通过运用企业孵化器模拟企业生态因素，目的在于通过试验获取未来企业生存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和所要建立的市场关系。Mikenney Jame(2006)指出通过采用信息技术的商业演变，将促进包括市场运作、企业经营在内的商业系统的进化。詹姆斯·弗·穆尔(1999)运用自然生态学的规律来观察和设想当今及未来的经济世界，指出弱者能够生存，企业相互依赖、共同进化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景象。随后，部分学者开始研究产业中的物质能量循环与市场、社会的深层关系。布莱德·阿伦拜(Brad Allenby)(2001)以汽车产业为例，认为信息进化与可持续发展是可兼容的、相互依赖的社会进化方向。奥登·斯柯朵(Auden Schendler) (2003)通过对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滑雪场的研究，分析了产业生态原则运用于服务娱乐行业的经验和教训，扩展了产业生态的运用领域。约拿·斯彼格曼(Jonah Spiegelman)(2002)认为，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更深层次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是自组织系统和远离热力学平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对技术创新生态研究做了积极的探索。杨建新、王如松(2001)提出，生态创新是按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石新泓(2006)以IBM为例，论证了高科技企业融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必然性与紧迫性。刘友金(2004)引入行为生态学理论，探讨了产业技术创新集群行为。朱斌(2004)提出了高科技产业集群持续创新生态体系。李子和(1999)提出高新技术群落并论证高科技产业创新的生态学特征。黄鲁成(2003)运用生态学理论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生态学特征、演化规律、运行与控制机制进行了研究。

(2)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机制研究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技术的系统集成与模块整合使得企业不再囿于产品与市场的竞争，技术标准领先已成为高科技产业化进程中制定市场游戏规则的重要手段，掌握技术标准意味着在竞争中掌握了控制权。这要求产业技术创新必须从传统视角下的生产和市场向R&D和技术标准领域转移，表现出从协作R&D到技术标准的全方位合作是一个系统演进过程。Freeman (1987)认为，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是应对系统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其网络构架的主要联结机制即产业间创新协作关系。H enrik(2011)发现，全球标准体系的发展使得在同一标准界面内进行模块创新和区域性调整成为可能。在网络型产业中，标准是主宰市场的战略，协作竞争才能保证整个行业高效率，参与自发的标准化组织与标准化过程已成为信息、通信等高科技产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Kash和Rycoft(2000)提出，技术—网络共生进化模式分为渐进模式、过渡模式和变革模式。Allen等(2000)认为，对技术与知识的高依赖性使高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更注重企业间协作，建立彼此间技术创新网络为战略首选，技术标准联盟的形成使得企业间展开协作R&D与模块创新的效率大大提高。Hagedoom(2002)认为，协作R&D与技术标准合作互动契合关系最能体现高科技产业技术与市场整合、提高创新效率的要求。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王大洲(2006)认为，创新网络是围绕企业形成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协作关系的总结构。吕铁(2007)认为，产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促使企业与其他组织交换各种知识与技术，以整合竞争优势。技术高度集成必然涉及技术之间互通互用，公开的技术标准、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公共资源软件和工艺标准化是创新加速器。林强等(2001)认为，技术标准将不同产业进行的不同技术创新同步化，形成系统性技术创新。杨忠直(2011)将产业生态系统进化方式分为学习型进化与变革型进化两种类型。刘友金(2010)提出了技术创新群落“形成—成长—成熟—更新”的四阶段CLC(Cluster Life Cyle )模型。

(3)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风险识别与控制机制研究

尽管在技术创新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产业可以通过模块构件分工、技术标准合作等手段形成共生共存、协同进化的依赖关系来减少创新风险，但现实情况表明，产业技术创新风险依然很高。如何识别并规避创新风险一直是业界和理论界积极探索的问题。从目前的理论成果来看，如何将生态学中研究生物体之间及与环境关系的基本理论方法引入创新生态系统中，专门研究各个创新合作伙伴之间复杂的协作关系及风险管理问题的文献资料尚为少见。

从区域、产业集群视角方面的研究来看，Tich(1998)在弗农“产品生命周期”基础上提出区域产品周期理论，并论述了企业集群生命周期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风险。Daluum(2002)研究了技术生命周期如何使产业集群发展面临崩溃危险。Fritz(1998)分析了经济周期对产业集群带来的周期性风险。蔡宁(2010)从集群网络变量关系视角，率先提出了产业集群网络性风险。朱瑞博(2004)根据企业集群内外部不同风险诱发因素，将产业集群风险分为内生性风险与外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包含结构性风险与周期性风险，是集群走向衰退的诱发性因素；内生性风险是产业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因素。吴晓波等(2008)借鉴植物学术语将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定义为“自稔性”风险，包括：资产专用性风险、战略趋同风险、封闭自守风险与创新惰性风险。朱方伟等(2004)依据高科技产业集群的不同成长阶段，将风险划分为同构化风险、本地化风险、政策风险、金融风险、锁定风险、退出与转型风险。李柏洲等(2005)认为，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除传统项目本身的风险之外，还存在依赖性风险和整合性风险。技术标准化不但增加研发环节风险，而且导致产品缺乏多样性，从而诱发产业体系的内生性风险。胡晓鹏(2005)提出“自稔性”风险与产业标准化体系的内生性风险。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系统和规范的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技术创新生态化及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理，尚未有可供我国直接套用的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的内容及构建的必要性等方面，相关研究在内容上都是针对国家宏观层面的，不能综合反映我国各区域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现实状况，尤其是政府目前还没有从制度角度对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进行引导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