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木经》与《营造法式》的传承关系

外来建筑技术风格的注入，可能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当地人到异地做学徒工，学成后将技术带回；二是外地工匠受聘或被传唤将技术引入。在古代，圣旨传唤驱使劳作具有极大的强制性，一般用于建造较大规模的官衙、庙宇、佛塔等大型建筑，不仅在当地（主要在京师、重镇）造成轰动效应，且极可能对建筑技术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工匠的流动是传播建筑技术最主要的途径，这种流动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政令的驱使。

考虑到治国安邦，各朝建国之初往往迁移全国大量富户、工匠到京畿居住，且屯驻重兵，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交流。例如，宋建炎南渡，使北方工匠集中于苏南地区；明洪武年间营建南京城，“悉为吴匠，吴匠聚于苏州之香山”，均说明圣旨传唤对文化传播的影响。

唐末至五代北方战乱不定，经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以至宋太宗时期，唐典章制度已不可考证。而江南地区早在中唐时已“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五代吴越之富更是“甲于天下”。江南从五代以来保持繁荣的局面，政权维持时间较长，经济文化较北方更为发达。北宋除首都汴梁外，其他重要城市如杭州、苏州、江宁、越州（今绍兴）、荆州、泉州、广州等，全在南方。所以江南地区把自唐以来的传统技艺传承发展了下去，其建筑风格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了连贯性。当时吴越国曾大兴土木，先后建杭州雷峰塔、苏州云岩寺塔、杭州闸口白塔、灵隐寺双石塔等砖石仿木建筑，显示出高超的技术水平。北宋以汴梁为京师，更进一步密切了北方与南方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北宋弃长安、洛阳而转取与江南交通便利的汴梁为都，原因之一就是汴水漕运的便利。隋至北宋间，汴水一直是联系中原与江南的水路动脉，北宋京师的物资供应也主要通过汴河取之于江南，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南北技术的交流及江南建筑技术的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北宋建国之初时不仅将大量富户迁往京城，而且在建设中招募大量的江南高水平匠师进京，上文中述及的喻皓北上汴京主持修建开宝寺木塔即为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从而将较高水平的江南民间建筑技术逐渐吸收到北宋的官式建筑中。

李诫编修《营造法式》时，喻皓虽已离世近百年，但是，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指出喻皓著《木经》三卷，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摘引了《木经》的片段，这些足以证明《木经》在当时的权威地位。而且，清代徐沁在《明画录》这样一部叙述明代画史的著作中也提到“画宫室者，胸中先有一卷《木经》，始堪落笔”，说明至少晚至明代《木经》仍然流传于世。那么，李诫在准备编修《营造法式》之时，一定是能拿到《木经》的刻本的。再基于前文所述，杭州与汴京一南一北两个城市通过汴河和京杭大运河的沟通而声息相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判断：李诫虽然不可能亲自聆听喻皓这样一位一时无人能出其右的名匠讲说建筑技术，但他一定仔细研读过喻皓的《木经》，而且他也一定到访过坐落于汴京城外的、完全仿照喻皓所建木塔在原址重建的开宝寺琉璃塔，细细琢磨推敲过琉璃塔构件的形式、相对位置及搭接组成。以喻皓为代表的江南工匠的建筑实践对宋代建筑技术的发展和北方工匠产生了很大影响，客观上使江南地区先进的建筑技术被广泛接纳。李诫在《营造法式》中提到他编撰该书时“稽参众智”，与工匠“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厉害”，他对南北方工匠逐一录说的行为，使《营造法式》能够包含相当多的江南元素。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3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中提到梁思成曾经说《营造法式》是依据《木经》写成的。因为我们在梁思成本人的建筑史文献当中找不到相关的描述，因此李约瑟这个说法的根据尚不清楚。但如果稍稍了解一下李约瑟的生平，就会知道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著称，1937年在鲁桂珍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醉心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并于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托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在这个过程中，李约瑟结识了大批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并结下深厚的友谊。既然这样一位科学家在他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名著中提到这一点，那么梁思成的确说过这话应是不存疑的。

但是，《营造法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木经》？这个问题学术界罕见专门的研究，主要是由于《木经》已经亡佚，这种比较研究因缺乏基本的素材而无法开展。北宋之前撰写过建筑方面著作的建筑师还有隋代的宇文恺，据《隋书》或《北史》中他的传记记载，他著有《东都图记》20卷、《明堂图议》2卷、《释疑》1卷，这些都是“见行于世”的书籍。宇文恺是隋炀帝营建“东都”的副监——当时洛阳城的规划者，从书名看，显然就是有关他所主持的营建计划的学术性研究著作，可惜他的这些著作均已亡佚。如果我们再根据历史情况大胆推断，古代关于建筑或城市营造方面的研究手稿或者专著很有可能还有很多。之所以我们对此所知甚少，除了前面所述“孔门学者”不屑于参加建筑工作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孔门学者”不经心于让这些著作为人所知。我们之所以知道宋代“出现”过两本此类著作，是宋代的学者如欧阳修和沈括，为它们做了些宣传工作。

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引而存留下来的少量片段来看，《木经》与《营造法式》二者不但文风不同，其重点也不同。《木经》是一代名匠喻皓对其个人经验进行总结以示后人的私人著作，带有理论性；而《营造法式》是奉旨编修，是以政府之力颁行全国的建筑规范，规范的重点自然不是揉细了讲道理，对官营营造业和掌管工程建造的官吏进行规范和限制才是其重点。

《木经》的重点就放在了“木”字上，是以木构来代表建筑工程，而且喻皓本人也是精于木工；而《营造法式》中提出“五材并用”，其卷3至卷15记述的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即诸作制度，全面涵盖了建筑工程的各个方面。李诫与喻皓之间的观点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因为一位是建筑工程的主理官员“将作少监”，着眼于全面、规范，一位是工官体系中承应具体工作的木工掌作“都料匠”，着眼于专精、经验，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会有不同。

宁波保国寺大殿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建成，早于《营造法式》颁行90年，但与我们推断的喻皓《木经》完成的1000年左右，相距不过十来年。既然我们已经能确定《木经》是北宋初年获得广泛流传和认可的建筑著作，而喻皓本人又成名于吴越国时期的杭州，作为杭州的都料匠在杭州一带及其周边地区多有实际工程主持建造，是当时工匠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在其他工程遇到困难时答疑解惑。那么，我们再大胆地做一推测：喻皓所总结的木构做法应是流行于当时江南尤其是浙江一带的通行做法，喻皓见得多，做得多，思考得也多，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解决问题的窍门，许多别人看来十分棘手的问题，他总能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化解，而他作为都料匠的职业自觉也促使他将自己的这些“功夫”总结成书，以指导和方便后来人。而宁波保国寺大殿的建造工匠必是熟悉且熟练运用这些通行做法的，并且在保国寺大殿当中将这些做法娴熟运用，或有因地制宜的创新之举。

李诫是否亲见过宁波保国寺大殿无从考证，不过，宁波是在南宋偏安杭州之后才成为京畿重地的，之前一直算不上重镇大埠，而保国寺在佛教丛林中也算不上大山名刹，李诫到访的概率应该不会太大。但是由于李诫对《木经》的研读和参考，保国寺大殿的做法可以间接地与《营造法式》互为印证。这种互为印证在保国寺大殿建筑中的具体体现，我们在后文中会细细道来。

宁波保国寺大殿和《营造法式》，同样为建筑方面硕果仅存的北宋遗存，一个是实物遗存，一个是以书籍为载体的知识遗存，也许是历史老人在千年之后，将当时或许只是无意间遥遥相望的二者，安排为惺惺相惜、声息相通的天涯知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