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经”北“法”——宋式之南北

第一节 中国建筑史上“宋”之时间节点

宋代自赵匡胤“陈桥兵变”到赵昺亡于元，前后320年，是秦汉统一中国后历代王朝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论及宋代时评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作为一个从中古社会向近古社会过渡的重要朝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历史、哲学领域，还是在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均远超前代，尤其是文化方面，可谓“灿然可观”。

“唐强宋富”为中国史学界公认，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中写道：

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正如已故的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所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宋代，中国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或军事防御为中心的大城市，如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也有6个，10万以上的城市则由唐代的十几个迅速增加到了46个。此外，自唐以来，坊市制度逐渐瓦解，官方对商业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限制逐渐取消，宋代城市的商业贸易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整个社会的意识观念也随之改变，神仙佛道似乎离世人已远，人们更关注的是现实生活和个人享乐。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注·梦华录序》中记载了当时的汴京：

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由于宋代商业和对外贸易异常发达，朝廷有能力将前代的文化精致化并进行细致的整理和提升，技术发明纷纷涌现。宋代建筑技术上承隋唐五代，下启元明清，从隋唐时的发展高峰走向成熟。但是宋代的富庶却没有理所当然地带来强盛，从北宋拒辽之雄悍到南宋偏安于杭州一隅，国家的疆土在日益萎缩。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文化正如王振复在《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东方独特的大地文化》中所描述的：

宋代是一个文弱而文雅的时代，其思想感情已由唐代的热烈奔放而渐渐变冷从而收敛自己，犹如从崇拜旭日而转为崇拜明月，从敢于面对喷薄之朝阳转而遥望明寂之星空……显得宁静而沉滤。

这段话用一种非常文学化的语言形象而精准地描述了宋型文化的特征。在建筑史上，宋代也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大转变时期，而建筑总是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中的，因此宋代的建筑风格也深深地打上了宋型文化的烙印。军事上积弱的宋代，先后受到北方辽、金政权的武力挑战，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因而两宋之际的主流木构建筑在风格上较之前代显现出秀丽柔和、趋向江淮的特征，这与西北和华北地区延续唐风的辽代建筑风格有所不同。这样一种差异首先是由地域因素造成的。

虽然早已确定保国寺大殿是北宋的遗构，但是要想深入理解大殿的建筑特征，就得先了解它所处的时代在整个建筑历史长河当中的历史定位。在此我们权且将唐朝的建筑作为参照物，那么，宋代的建筑特点归纳起来有哪些呢？

第一，宋代建筑尺度趋小。

不难发现，不管是北宋首都东京，还是南宋首都临安，其城池和宫殿的尺度及规模都远远小于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陵墓建筑尺度趋小也十分明显，以北宋的七帝八陵为例，它们比较拥挤地集中在河南巩义市，分布在相距不过10千米的地域范围内。对比一下唐代的同类数据，唐长安城的宫城周长为8.62千米；陵墓中的乾陵为唐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和皇后武则天合葬的一处陵墓，位于陕西乾县，利用地形，因山为陵，其从墓道上的第一道门至山阴处的玄武门的主轴总长达5.1千米。

宋代建筑格局趋小虽然与当时国力相对贫弱有关，但主要还是受到当时理学思想的影响。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因此当时中国的文人学子及整个民族的文化心态，都趋于“向内转”“内敛”“内倾”，在物质层面一般不求其宏大，而在精神层面追求深广的意蕴。此正如北宋理学家邵雍所说的“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气吐胸中，充塞宇宙”。

第二，宋代建筑布局相对灵活。

中国古代的城市从汉到唐都是以“城坊制”作为基本的街区单位，“坊”与“市”分别承担城市居住与市场的功能，“坊”有坊墙，房屋基本上是内向的，只有经过了坊门才能进入宅门；“市”同“坊”一样，是有门、有一定范围的街区，只不过这个街区是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里面有井字形的内街。北宋中期之后，东京汴梁已经取消用墙包围的里坊和市场，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商业活动不再限制在特定的区域，住家和商业贸易、手工作坊都直接面对街道，开创了临街设店的街市布局，并取消了宵禁制度，城市活力得到了释放，城市市民意识和实用观念开始苏醒。在宋太宗赵光义时代，京城汴梁已表现出大都市的风范，比汉唐的长安、洛阳繁华富丽得多，市井商业也更为活跃，以至于当时有人慨叹：“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专攻宋史的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也形容道：“东京城下水道十分宽敞，能住人能行走，可见北宋的东京城下水道系统档次之高。”当时的东京城，称得上是“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

在艺术史上，有两部不朽的名作对北宋汴京城的繁华景象做过详细的描述，其一是宋人孟元老的笔记《东京梦华录》，其二是宋代名画家张择端的图卷《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对“巷陌店肆”做了详细的记述，《清明上河图》也重点呈现了三街六巷、车马纷繁的城市景象。文本和画像两相对照，当时汴京城的真实形象便跃然纸上。开敞式的沿街店铺，多层独立的大酒楼（如矾楼），屋宇雄壮、门面广阔的金银彩帛交易所，等等，构成了主要商业大街的景象，因此我们今天的沿街商住两用房屋的历史起码可以上溯一千年，可能还会更早。

宋代文化也由此出现了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向，相应地，建筑单体尺度变小，形式变得灵活自由，在纵深布局和横向牵连上，建筑群组合有了新的变化，在建筑群空间的艺术处理上，变化的手法增多，如前殿后阁的组合形式，即将高阁放在殿后的布局。北宋开宝年间扩建的河北正定隆兴寺，其布局和结构是典型的宋代建筑，寺院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有山门、大觉六师殿、摩尼殿、大悲阁，以及阁前的转轮殿、慈氏阁和阁后建筑，整个寺院纵深展开，殿宇重重，高潮迭起。院落空间时宽时窄，随建筑错落而变幻，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寺中的摩尼殿为现存摩尼殿中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最高的，大殿建在1.2米高的台基上，大殿的面阔、进深均为七间，重檐歇山顶。奇特的是，正方形殿身每面正中各出一扇向前的歇山式抱厦（见图1-1），使平面形成十字形，大殿外观重叠雄伟。

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中曾对此大加赞赏：

这种布局，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在宋画里见过，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梁思成的这一段点评凸显了宋代建筑灵动而不失大气沉稳的特质。

第三，宋代建筑风格趋向华丽。

随着有宋以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宋代的文学艺术中出现了大量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其中少有雄健豪迈的气概，而呈现出工整、细致、柔美、绚烂的风格，建筑中的审美取向同样也是如此。宋代建筑的规模一般比唐代小，无论组群还是单体建筑，都没有唐代建筑那种宏伟刚健的风格，而呈现出秀丽、绚烂和富于变化的特点。两宋后期，偏安于淮河以南的南宋，由于统治地域大大缩小，因此宫室的规模比北宋更小，甚至在宫殿建筑中使用等级较低的悬山顶（见图1-2），说明南宋建筑不注重规格和气势，相反却进一步发展了精巧秀丽的建筑风格，与其所处的江南一带的自然环境能更密切地结合，创造了一些因地制宜的手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清。

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也是宋代建筑的一大特点，宋代建筑从外观到室内都和唐代建筑有显著不同。在装修和装饰、色彩方面，灿烂的琉璃瓦和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效果。宋代建筑大量使用可以开启的、棂条组合极为丰富的门窗式样，与唐代建筑的板门、直棂窗相比，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外貌，而且改善了室内的通风和采光条件。各种构件如柱、梁、枋等，为了避免生硬的直线和简单的弧线，普遍使用卷杀的手法。不仅一梁一柱都要进行艺术加工，而且在装饰的细部上更是着力处理，譬如，格子门的一条门框可以有七八种断面形式，毯文窗格的棂条表面还要加上突起的线脚，彩画中一朵花的每一片花瓣都要经过由浅到深的四层晕染才算完成，且花瓣造型极尽变化，生动活泼。这些处理让宋代的建筑有了温婉的情致，在中国建筑装饰图式的发展中有着开创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