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落叶归根抑或落地生根——新华侨华人家族口述历史

第三章 研修生的日日夜夜

日本将外国劳动者分为两大类，即专门技术人才和非熟练劳动者。日本政府早在1899年7月28日公布的第352号敕令及其实施细则第42号内务省令中已明确禁止外国人从事非熟练劳动的原则。自那之后，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贯彻排斥外国非熟练劳动者的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国内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不愿意从事“3K工作”，日本国内底层劳动力严重不足。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和海外有业务往来的日本企业开始尝试从海外分公司组织招募当地的职员赴日研修。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其国内劳动力严重缺乏的社会压力，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贡献和国际支持，支援发展中国家人才学习日本的技术、技能和知识的名义，开创了“外国人研修制度”。1981年修订的《入管法》，在签证类别上新设了“研修”这一在留资格。研修时间为1年，外国人在研修结束后必须回到原籍国。“外国人研修制度”的导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但是1年的研修时间过于短暂，依旧不能解决日本中小企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于是日本政府在原有的“外国人研修制度”的基础上，于1993年又设立了“技能实习制度”，规定研修生在日本完成研修后，可以转变成技能实习生，继续在日本工作1年。1997年又将原本规定为时限1年的技能实习期延长至2年，和研修期合计最长可以在日本工作3年。根据这一系列修改的《入管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赴日的中国研修生人数直线上升。

日本法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研修生的人数由80年代初期的1万余人稳步增加，1988年后急速上升，1991年高达43649人，2001年接近6万人，2015年达到19万人（含技能实习生）。日本的外国研修生主要来自亚洲其他诸国，而其中中国人所占比例最高。1982年，中国研修生人数占全体的13%,1991年倍增至26%,2005年高达半数以上，2015年依旧占46%。目前在日本的中国研修生主要从事纤维制造、食品加工、电子、运输、农业和机械制造等体力劳动行业。

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在居留身份以及待遇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研修是指由日本的公私机构接收，学习技能或者知识的活动（不包括与在留资格“技能实习”和“留学”相关的活动）。研修生在法律上并不被看作劳动者，没有基本工资，只能获得生活补贴，一般为每月6万日元。技能实习是指和日本企业签订雇佣合同，通过在生产现场工作从而学习和掌握技能、技术和知识的活动。技能实习是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受日本劳动法的保护。日本企业应当支付给技能实习生工资，月工资在12万日元左右，如若有加班，还需另外支付加班费。

在日研修生、技能实习生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低，加之中日两国文化差异，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长时间强制性劳动、拖欠加班费，甚至雇主单方面解除合同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日本的研修、技能实习制度，名义上是为发展中国家培育人才，实际上是借研修、技能实习之名，获取廉价劳动力，以解决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等问题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

研修生的接收途径有三种。第一种是以两国间或者国际机构的协定为基础的官方性质的渠道。第二种是由政府各省厅管辖并出资，民间企业所设立的财团法人负责具体事宜的半官半民性质的渠道。第三种是由民间团体和企业单独或者共同接收的民间性质的渠道。赴日研修生以第二种和第三种途径为主，特别是民间性质的途径占到半数以上。

温州人也早早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加入了赴日研修的大潮之中。1982年4月20日，日本的静冈县和浙江省缔结为友好省县。在旅日温州籍老华侨潘宝吉（静冈县中日技术交流协会会长）的努力牵线下，商定由中方派遣40名研修生赴日研修。最初计划全部招收温州籍青年，后来由于政府方面考虑到该项目应适当照顾全省各地区，故留出10个名额由浙江省水产局统一安排，温州市拿到30个名额。1986年温州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和静冈县的“沼津魚仲買商協同組合”签订了第一期赴日研修生的备忘录和确认书。同年11月27日，首批温州籍研修生30人抵达日本，开始了为期1年的研修任务，于1987年11月25日顺利回国。作为友好省县交流项目的首批研修生，他们在待遇各方面都受到一定优待。在日研修期间，他们拿国内基本工资，赴日往返机票及在日本的食宿、交通费用均由日方支付，同时日方每月支付给研修生一定金额的生活费。平时省吃俭用加上加班补贴，一个人一年的收入折合人民币约2万～3万元。

王乡就是当时首批研修生中的一员。他回忆说：

我是第一批被派出来的研修生，作为副团长出来的……团长是党员，2个副团长，1个管经济，1个管安全保卫。我是管安全保卫的。第一批是40个人，那时候很好，研修完，大家一起回温州，没有任何人逃掉……那时候日本很先进，中国很穷，和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温州一个月的工资70元到80元，而日本一个月的工资是25万到30万日元。

按照协议，最初的研修生享受公派出国待遇。研修生回国时带的“四大件”（冰箱、电视机、电子音箱、录像机）与剃须器、照相机、电吹风等可享受免税。这些电器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奢侈品，日本与国内的差价很大，带回国来甚是风光。

潘开峰是1988年被派遣至日本的温州籍研修生。回忆起这段经历，他依旧感到很是自豪。

我是1988年以研修生的身份来日本的。我那一批到沼津，共12个人，是潘宝吉介绍的。我是做擦鱼的。那时候国家公派的人员有免税品的，那时候中国搞一台电视机都很难。我回去的时候带了一台摩托车和一台25英寸的电视机，那时候好得不得了。国内那时候没有好的彩电。摩托车温州一台都没有。

随着第一批研修生派遣项目的顺利推行，之后，温州地区相继派出4期研修生（共5期）赴日本静冈县的水产企业研修，累计207名。从1990年开始，温州政府积极开拓外派范围，除了静冈县沼津市以外，广岛县的吴市和宫城县的石卷市也成为温州籍研修生的主要接收地。

温州市和广岛县吴市的友好交流始于1986年。1986年5月吴市“产业活性化恳谈会”一行11人访温，与温州市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交流备忘录。1986年10月设立了“吴·温州经济交流协会”,1987年3月成立了“温州·吴经济技术交流协会”。在两市的经济交流协会的努力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派遣温州籍研修生赴吴市研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交流项目。截至2000年，温州共派出9期研修生赴吴市，累计186名。研修生的接收机构为吴市商工会议所。

位于宫城县的石卷市经浙江省人民友好对外协会的搭桥牵线，与温州市在1984年10月23日缔结友好城市。水产加工业是石卷市的支柱产业。温州市于1991年开始招募水产研修生，截至2010年一共派遣了26期，总人数累计1200余人。20世纪90年代赴日的研修生年均80人左右，一般都是完成1年的研修期之后回到温州，或在原来的单位继续上班，或自己创办水产贸易公司。如前所述，随着日本《入管法》的修改，技能实习生的在留时间延长至2年，赴日的温州研修生也从2001年开始以2年契约的形式被派遣至石卷，2005年以后延长为3年契约。随着契约时间的延长，温州研修生派遣团的人数也从年均80人逐渐缩减到三四十人。表3-1是笔者根据对石卷市商工会议所和日本温州总商会的采访所采集到的研修生人数，2003年至2010年，总人数达311人。

张翔如将中国的赴日研修生概括为四种类型，即单纯研修型、技能聘用型、经济合作型和友好交流型。加入这股赴日研修大潮的温州人，属于友好交流型，是省市以及民间团体所主导的建立在友好基础上的实务性人才交流。以下以石卷市为例，来具体分析温州籍研修生的派遣及接收过程。

石卷市接收温州籍研修生是通过团体接收的形式进行的，由一级接收单位和二级接收单位组成。一级接收单位是石卷市商工会议所，二级接收单位是石卷市商工会议所的成员公司，主要是一些从事水产加工的中小企业。如图3-1所示，温州研修生派遣项目是温州市人民政府、石卷市政府、温州市外事办、石卷市商工会议所共同参与的半官方半民间形式的交流项目。首先由石卷市的中小企业向商工会议所提交要求派遣研修生的申请，商工会议所将这些申请转达给温州市外事办，然后外事办在温州组织招募研修生，派往日本，由商工会议所接收后，再派遣到各个企业。

被派遣的温州籍研修生以年轻女性为主，年龄在18—35周岁，主要从事水产加工，月工资仅在5万至8万日元之间。

从1991年开始的温州派往石卷的研修生项目，在温州市和石卷市相关部门的协作之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一场天灾悄然降临。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了里氏9.0级大地震，并引发了海啸，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石卷市正是这场地震的重灾区。地震发生时，107名来自温州鹿城、平阳和乐清等地的研修生，分布在石卷市的大成水产、水野水产、高德海产等13家水产公司学习工作。所幸，在日本友人和驻日大使馆、温州外事办及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下，在石卷的温州研修生都安全地躲过了这一劫难，并于3月中旬，全部平安回到了温州。出于对地震和海啸的恐惧，大部分研修生在回国后表示暂时不愿意回到日本。而且作为接收方的石卷市也在地震中受到重创，现在还在积极重建之中。因此自地震以来，目前尚未有温州研修生被派往石卷市。

本章的4位受访者均是被派遣到石卷的研修生。她们对于最初选择研修这条路的出国动机都是比较主动和积极的，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出国研修的机会。到了日本以后，由于高强度的工作，单调的生活，加之语言沟通不畅，有人中途受挫回国，也有人将这段经历当成是人生的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