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村干部角色变迁的影响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政策引导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是推动农村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主导因素。而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是引发乡村内生秩序及乡村文化社会生活重塑的又一主要推力。同时作为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和发达地区，S村的微观环境又与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和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相碰撞、磨合。这些都促使村庄的权力主体发生变化，致使村干部的角色扮演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

S村作为典型的浙江农村，是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变迁较为剧烈的地区。S村的社会转型基本属于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利用型结合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型。S村从20世纪80年代的家家制作假烟，到90年代制作假烟花，再后来新农村建设时期，建标准厂房、立创业基地，发展物业经济和服装业，村集体带动全村开展以租赁土地为主的物业经济，形成了S村独有的乡村情境和村民的内生气质。但S村的发展也具有其共性，它是浙江农村发展的一个缩影，一种模式。S村村干部的身上，既有共性也有其独特性。

我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进行的。政治上的放权让利，并没有在实质上削减国家行政力量。在农村，党支部仍然是基层组织核心。国家只是改变了权力的介入方式，如实行村民自治。我国的市场转型是在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渐进式改革”。从S村的民营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多次重要的市场转型都是宏观调控的结果。而乡镇与村庄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的推举村干部候选人，到90年代派驻村干部，到新农村建设时期，作为“厂商的地方政府”，乡镇一直试图控制村庄，直接或间接地干涉村民自治范畴内的事务。这促使乡镇在筛选村干部的过程中要符合乡镇的发展路线。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地方力量，都无形之中给村干部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提供了可能，为村干部谋取经济利益留出了空间。村干部的权力及权威与国家及地方力量不是简单的正相关，而是不断转化为新的形式，甚至衍生出村干部权力寻租等角色失范行为。在村里，党支部仍然是政治活动的中心，对集体土地的控制以及对村办企业的权力覆盖。对于土地出让买卖的收益以及村办企业的人事任免权等，都受到村干部的控制。

改革开放30年是从经济体制变革，到社会结构的转变，再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最后是思想观念的转换。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以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线，经济力量逐渐取代行政力量成为整合机制，利益分化逐步凸显，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不断明朗。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村民角色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不同群体在追逐自身利益过程中产生不同甚至相矛盾的利益格局，从而改变村庄的内生秩序。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促使了村里人思想观念的转换及社会关系的调整。村民们对致富的渴望已经成为一种内生的精气神，“等价交换”的思想是生意人熟悉的，现在更是对经济理性的崇尚，并在村庄政治和日常生活领域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