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舒鸿的体育人生
在我国的体育发展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北马南舒”。讲的是在北方地区有马约翰先生，在南方地区有舒鸿先生，这两人是我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是当时南北地区体育教育的核心人物、领导者，他们在近现代体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不分伯仲。马约翰先生是我国近现代体育的开拓者之一，著名的体育理论家和体育教育家，他毕生从事体育教育，在清华大学执教达52年之久，其间不断研究体育运动，积极倡导体育活动在国内的开展，为我国近现代体育在体育理论、体育教学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我国体育教育的基础，也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体育领导者。
对比之下，舒鸿先生却鲜为人知，默默无闻。舒鸿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体育事业，特别是体育教育事业，始终默默耕耘在体育工作的第一线。他重视体育教育，认为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强身健体，更能塑造美好的心灵；他重视体育训练，认为严格的体育训练不仅能提高体育成绩和身体素质，更能锤炼人的意志品质；他重视体育竞赛，认为竞赛不仅能提高人们的体育竞技能力，更能有效推广体育运动；他重视群体运动，认为广泛开展群众体育运动是提高体育运动水平和改善全民健康的根本。他除了致力于在中国积极宣传和推广体育运动外，还不遗余力地倡导奥林匹克运动及其精神，是当之无愧的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推广的先锋和践行者。
舒鸿，一个从东海之滨出发，历经曲折终成一家的体育事业引领者，他的思想从经世致用、爱国救民、强身健体，到教书育人，他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积极奔走，呕心沥血并奋斗终生，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庄桥舒家
舒鸿，字厚信，浙江宁波庄桥舒家人。1894年8月23日出生于上海高昌庙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一间普通的员工宿舍里，这是舒家的第八个儿子。舒家在庄桥是一个大户人家，人口众多。舒鸿的祖父叫舒恺福，以务农为生。舒恺福有三个儿子，老大舒高全、老二舒高第和老三舒高幽。其中二儿子舒高第就是舒鸿的父亲。庄桥属于宁波的郊区，虽然距离宁波较近，但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而舒家像其他众多家庭一样，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家庭。舒家秉承了中国传统农业家庭的优秀品德，以善良、诚实、守信为本，也以勤劳、聪慧、求变为能。
19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烈，国家外部欧美列强虎视眈眈。随着内外矛盾的不断升级，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而舒家也艰难地在夹缝中求着生存。
为了生存，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讨生活。舒家也一样，当时的当家人舒恺福把眼光瞄准了临近宁波，同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想到上海寻找生存的良机，决定举家迁居上海。
在舒恺福看来，上海是中国当时商贸最发达的地区，比宁波更加开放，生存的机会也更多，而且他对上海也比较了解，即使发展不好的话也可以回到宁波来。抱着可进可退的想法，他带着三个儿子走入了上海。舒恺福虽然是一个农民，但是也受到了宁波口岸对外开放带来的思想影响，同时也秉承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出路，才能改变舒家将来的命运。由于本身家境贫困，生活艰难，想让孩子去读书，却根本无力支付学费，聪慧的舒恺福就想到了西方教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当时的教会学校，只要入教就能到学校读书，而且不用花一分钱。舒家三个儿子中，老大因年龄太大已经错过了入学的时间，无法入学，老三年龄太小还不能入学，老二舒高第自小就聪明、勤奋和好学。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舒高第先去读书，其他人另想办法。于是，舒恺福就加入了教会，并想办法让聪明的二儿子舒高第进了教会开办的男生住读学校就读，希望能给舒高第一个较好的前程。正是舒恺福这个艰难而又有远见的决定，彻底改变了舒高第人生的轨迹，也给舒家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舒高第，字德卿，生于1844年。舒高第深知对于他们这样的贫困家庭而言，能得到一个学习机会，绝非易事。他非常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为自己树立了明确的学习奋斗目标，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在教会学校读书期间，他学习刻苦、上课认真、虚心好学，对知识的领会能力强，学习成绩优良，深受教会学校老师们的喜爱。俗话说得好：上天总是把机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为了在中国推广宣传教会，当时的教会学校计划在学生中选拔一批优秀的中国学生赴美国深造，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力。舒高第决定抓住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凭着平时的积累和努力，通过层层选拔，舒高第终于成为教会学校赴美国深造计划中的一员。1859年，舒高第和其他学生一起登上轮船，跟随老师一齐赴美国深造，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之旅。
到达美国后，舒高第就面临着第一个问题：想学习什么，将来要干什么。舒高第虽然年纪不大，但较早地接触社会，又受教会学校和上海开放环境的影响，他知道中国医学不发达，也深知学医能济世救民，又能安身立命。经过深入的思考，舒高第决定选择医学作为自己今后人生的专业。于是舒高第就进入了美国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学医。舒高第在美国一如在国内那般努力刻苦地学习，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经过长达8年的学习，1867年，舒高第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正式毕业，并在学校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毕业演说，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学校。毕业后，舒高第凭借出色表现和求学精神打动了学校的老师，经过老师的推荐和自己的努力，他又考入了哥伦比亚神学院进行深造，学习神学。经过6年的不懈努力，舒高第于1873年顺利毕业，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和牧师资格。从踏上赴美深造的轮船开始，历经14年的努力，舒高第带着医学和神学双学位，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跃，回到了中国。
1873年的中国，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当权者，如李鸿章等，开始仿照西方教会开办学校，在国内开办各种工厂，传播西方文化，让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希望能够借此提高国民素质，保护日益没落的清朝和巩固封建统治。恰逢李鸿章在上海创建的兵工厂需要大量的优秀人才，舒高第与家人短暂的团聚、休整后，经面试被李鸿章的兵工厂录取，聘为技师和医师，开始了他的另一个人生阶段。
在兵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后，受先进思想的影响，舒高第觉得医学固然能医人，但医“身”不医“心”，治标不治本，教育却能“医治”人们的心灵，更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强大。当时恰逢上海的广方言馆招聘教员，舒高第就到广方言馆担任了理化和英语教员，从事教学工作。广方言馆就是后来的上海同文馆。当时国内三大外文和外交人才培养的摇篮是上海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这三所同文馆学校不仅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精通西学和西文的学生，而且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外交和翻译人才的培养基地。舒高第是上海广方言馆的第一批老师之一，从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为近代中国培育了大量的外语和翻译人才。
其后，舒高第又到我国唯一的翻译外文的专门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兼任翻译，任职达34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作为我国最早翻译科学著作的机构，以翻译人才众多、翻译著作系统性强、翻译质量高而被推崇。该馆在晚清时期共翻译出版了200多种西学书籍，内容涉及军事应用技术、工艺制造技术、声光化电等众多知识领域，在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科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舒高第是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最出色的翻译人员之一。他以扎实的翻译功底和广博的知识面，勤劳耕作，一生翻译著作三十多部，内容涉及医学、农学、兵学、眼科、政史、矿冶、铁路和英语等众多学科。特别是在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等领域，舒高第用力甚勤，成绩卓著。所译书籍中，医学类译著如《临陈伤科捷要》《内科理法》《妇科》《产科》《西药新书》，政史类译著如《美国宪法纂释》，矿冶类译著如《矿学考质》《炼金新语》《探矿取金》《炼石编》，农学类译著如《务农全书》《种葡萄法》，兵制类译著如《海军调度要言》《英国水师律例》，兵学类译著如《铁甲丛谈》《爆药纪要》《前敌须知》《炮乘新法》《水雷秘要》《英国定准军药书》，其他译著如《造铁路书》《眼科书》《铸铜书》《装船樯绳索书》和《英话入门》，还给《格致汇编》等科技杂志提供过一些稿件。
舒高第一生勤劳、刻苦、聪慧、朴实，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人的优良品德和拼搏精神。正是他的努力，改变了自己和舒家的命运。舒家自舒高第开始，重教重学，家境显赫，要求严格，后人中也人才辈出，成为当时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
舒高第一生娶了三位夫人，为盛氏、陆氏和张氏，一共育有十二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一儿一女早逝，还有两个儿子在二十岁时也不幸意外去世，其余十个子女均健康成长成材。受传统家庭教育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双重影响，以及自己成长经历的启迪，舒高第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他认为只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孩子才能成为国家有用之人，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于是，舒高第在家开设私塾对子女进行启蒙教学，先从传统文化教学开始，聘请秀才或举人教子女古文，晚上则由自己亲自教授英语。等子女到了年龄可以入学时，则把他们送入到相应的教会学校学习，让孩子们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在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习后，则把符合条件的孩子送入大学继续进行学习深造，完成系统的教育。舒家十个子女中，八个人大学毕业，而且其中有五人还出国留学。
舒高第的大儿子舒厚仁，字栋臣，生于上海。18岁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学医，子承父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回国，先在湖北的武汉行医，后又到香港行医。生有一子二女，其子昌誉，也是医学博士，曾在联合国卫生署任专员。大儿子一家继承了舒高第的衣钵，一家多从事医学方面的工作。
舒高第的四儿子舒厚德，字石父，早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是清朝第一期官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官至陆军少将，后转业到银行系统任职。生有六子六女，其中次子昌楣，是著名的土木建筑工程师，曾参与江苏扬州瘦西湖的古建筑修缮工作。三子昌格，是著名的电影演员。
舒高第的七儿子舒厚寿和女儿舒隽也都曾出国留学，分别学习医学和教育，回国后从事医学和教育工作。
舒家五个出国深造的子女中，最后一个出去的就是舒鸿，舒高第的第八个儿子。
庄桥舒家自舒高第开始，走出宁波、融入上海，每个人以自己的努力，为舒家开拓了一片天地，并形成了舒家勤奋、好学、拼搏的良好家风。
二、体育生涯
舒鸿的体育人生与其家庭教育及其成长的经历息息相关，他走上体育之路，是为自强不息，是为爱国救国，是为强健国民和教书育人。舒鸿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选择赴美留学，1923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体育学府——斯普林菲尔德学院（春田学院）体育系，继而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卫生学，1925年获硕士学位。春田学院是世界篮球运动的摇篮，篮球运动发明人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教授曾在该校执教，而舒鸿曾是詹姆斯·奈史密斯的得意门生和校篮球队的灵魂人物。回国后他历任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等校体育教授，并担任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校篮球队教练。1928年曾参与创办中华运动裁判会并任会长，经国际裁判联合会考试成为中国第一批国际级裁判员。在多地高校任教后，舒鸿于1934—1952年回到浙江任教，并在这期间一直在浙江大学担任体育部教授、主任，校长英文秘书。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后扩建该科为杭州体育专科学校并任校长，1960年建立浙江体育学院并任副院长兼体育系主任，196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副院长兼体育系主任，曾历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浙江省分会副主席、浙江省体委副主任等职。
舒鸿教授一生治学严谨，体育理论和实践造诣精深，在篮球和田径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享有盛誉。这位中国体育界先驱曾有效地推进了我国大专院校体育教育工作的实施，促使学校重视体育教育，创建了许多体育科系及体育院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体育教师、教练、裁判和运动员，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体育人生之路
近代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地方。国门打开后，各种西方文化纷纷进入中国，基督教就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最主要的内容和形式。为了传播基督教，西方依靠各类教会组织，兴办教会学校、成立青年会，积极引入西方教育，而体育成为当时教会学校和青年会引进的主要项目之一。体育项目的大力推广，吸引了大量青年参与其中，而舒鸿的体育人生就是从参加教会学校的体育项目开始的。
教会学校是中国最早开展近代体育的地方。当时的教会学校主要开展的体育项目有田径、体操和篮球等，这些全新的项目吸引了当时青年的眼球，从尝试到参与，到投身其中，这样的经历成为当时许多青年最后走上体育之路的重要原因。近代宁波也自此涌现出了许多体育教育家，如王正廷、江良规、沈嗣良等，舒鸿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从小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方教育，最早接触近代体育，他们从宁波出发，历经艰难，最后回归祖国，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理论的奠基者和实践者。
舒家从宁波到上海的迁移轨迹，都没有离开中国沿海地区，可以说舒家也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家庭之一。舒鸿自1910年至1916年分别在上海明强中学、青年会中学和圣约翰附中就读；1917年至1918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大学毕业后，被招募为青年会干事，赴法国为华工服务。在法国一年后，舒鸿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决定：赴美国春田学院学习体育专业。舒鸿选择体育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是在其家庭、社会和自身经历的多重影响下，做出的一个最正确的决定。美国春田学院是一所专门培养体育专业人才的学校，在当时也已经比较有影响力，后来中国许多体育教育家都出自这所学校。
四年系统的留学生涯不仅给予了舒鸿系统的、全面的体育专业知识，更开拓了舒鸿的视野，使他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方向，为将来从事体育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舒鸿认为：体育与卫生都是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专业，两者的知识是相通的，掌握卫生知识，对将来从事体育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舒鸿决定毕业后转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卫生学。1925年毕业后，舒鸿结束了自己的求学生涯，选择回国任教，开始了自己漫长的体育之路。
（二）回国执教，投身教育，身体力行，成为一代教育家
1925年，舒鸿结束了在美国长达6年的留学生涯，回到了熟悉的家乡，走上讲台，开始了自己的执教生涯。舒鸿先到杭州之江文理学院任体育教授，其间又担任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篮球队教练，指导学校篮球队训练。由于舒鸿专业能力突出，教学水平高，1930年至1934年被聘为持志大学（今上海外国语学院）体育主任，同时担任两江女子体专学校体育教授。这期间，舒鸿主要在上海、南京等地任教。在回国的10年间，舒鸿在南方许多高校任教，凭着自己扎实的专业功底，高超的教学水平，成了体育界著名的教授，不仅深受学生喜爱，更受到了各高校领导的关注和重视。1934年，竺可桢任校长的浙江大学聘请舒鸿担任浙江大学体育部主任、教授，同时担任竺可桢校长的英文秘书，还兼任总务主任等职务，舒鸿开始了他长达18年的浙江大学教学生涯。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舒鸿凭着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开启了自己严谨的治学生涯。正是舒鸿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学方式，倡导的“求是求实”的体育精神，极大地丰富了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精神，开创了浙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良好学风，培养了浙大师生热爱体育、崇尚体育的风气。这不仅有利于树立浙江大学良好的体育传统，更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浙江大学重视体育教育的氛围，这对于当时的高校体育教育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舒鸿继续在浙江的土地上耕耘着，他先后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科主任、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校长、浙江体育学院副院长兼体育系主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兼体育系主任，直到1964年因病逝世。在此期间，舒鸿不仅有效地推进了大专院校的体育教育工作，还建立了科学的体育教育体系，形成了完善的体育教学方法，健全了科学的体育训练手段，终成为一代体育教育家。
（三）投身体育，不断探索，终成大家
回国后，舒鸿就一头扎进体育领域中。他从体育老师做起，出任教练，担任裁判，积极参与到各项体育组织和重大体育活动中，特别是在他自己最为擅长的田径和篮球运动项目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不断加强体育实践及理论的双向结合，经过多番历练，舒鸿的表现最终赢得了各方的认可。他渐渐成为多项体育运动的领导者、倡导者。
1927年，舒鸿担任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田径教练和裁判，开始走上中国的体育舞台。
1928年，舒鸿在参加体育比赛过程中，发现当时国内的裁判水平很低，裁判规则不规范，也没有一个完善的裁判组织。于是，舒鸿利用自身在体育界的影响力，号召当时的体育界人士，发起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并担任会长。
1928年，恰逢一场篮球比赛将在上海举行。按惯例，比赛的裁判将由外国人担任。但舒鸿以“中国人参加的比赛，一定让中国人执法”为由向比赛组织者提出建议，可外国裁判坚决不让位，因此还发生了争执。最后，有人提议组织统一考试，由当时最权威的美国裁判会出卷。共9名裁判参加了考试，4名中国人全部合格，得分最低为88分。而参加考试的5名外国裁判，得分最高仅60分，且仅有1名合格。最后结果是，这场比赛的裁判由中国人担任。而且这4名中国裁判均被“美国裁判会”接收为正式会员，并成为中国第一批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国际级裁判。直至今天，舒鸿先生的儿子舒昌荣老先生还能脱口而出4名裁判的名字：“舒鸿、乐秀荣、吴邦伟、蒋湘青。”自从这次篮球比赛后，中国裁判开始执法自己的比赛，执法水平和能力也得到了中外裁判界的一致认可。经此一事，可以说舒鸿就是中国裁判工作的开创者，自他开始，中国人才终于有了自己的裁判组织和裁判体系。
1929年至1930年，舒鸿担任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中华民国”全运会的设计股干事、竞赛委员等职，并承担裁判工作，出色的专业水平得到了参会体育界人士的认可。
1930年，舒鸿出任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代表团的田径教练和裁判。
1933年，舒鸿担任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中华民国”全运会裁判，同时担任上海市男、女篮球队的教练。
1934年，舒鸿出任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田径队教练和裁判。
1935年，舒鸿担任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中华民国”全运会裁判。
1936年，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舒鸿被选为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队助理教练，拳击、篮球裁判。在这次奥运会上他第一次担任了篮球比赛决赛的主裁判，这在当时引起了各国代表团的争议，各代表团对舒鸿能胜任这项工作，都持怀疑态度。后经篮球项目创始人、舒鸿恩师詹姆斯·奈史密斯博士的推荐，舒鸿顺利成为奥运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执法的篮球决赛的主裁判。
奥运会后，舒鸿参加了当时由政府组织的赴欧洲体育考察团——中华体育考察团，考察了欧洲七国的体育发展情况。这次考察使中国体育界人士目睹了当时国外的体育水平如何之先进，为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带来了一次变革的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体育运动因战火纷飞而停止。当时，舒鸿在浙江大学任教，并参加了浙江大学历史上有名的“西迁办学”。舒鸿一方面协助校长竺可桢安排学校西迁，另一方面坚持开展体育教学。正是由于舒鸿的坚持，浙江大学成为为数不多的抗日战争年代仍然开展体育教学的学校之一。西迁办学不仅锤炼了浙江大学“求是”的灵魂，也形成了舒鸿求实、求变、求发展的体育教育思想。
1948年，舒鸿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中华民国”全运会，并担任浙江代表团领队、篮球项目裁判长。由于舒鸿的铮铮铁骨，不事权贵，尽管能力出众，舒鸿还是无缘参加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
1950年，舒鸿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杭州分会副主席。
1952年，舒鸿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科主任，开始了浙江省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
1955年，舒鸿被周总理任命为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浙江省分会副主席。
1958年，舒鸿出任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校长。
1960年，舒鸿担任浙江体育学院副院长兼体育系主任。
1962年，舒鸿担任调整后的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兼体育系主任，全国篮球协会委员，直到1964年因病去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舒鸿以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以不屈的奋斗精神，进行着体育救国行动。他认为强国首先要强身，体育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是当时许多爱国体育人士的一个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舒鸿积极参加国家重建工作。他不仅建立了浙江体育教育体系，而且为浙江体育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才，为浙江大学和浙江体育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