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并肩同行
——从新历史主义角度阐释马丁·路德宗教赞美诗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壮鹰
与其说“新历史主义批评”提供了一种解读文本、评价作品的新方法，不如说它启发了人们对待文学，理解历史，把握处理历史与文学、历史与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新观念。在对文学艺术和社会关系的认识上，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是相互渗透的，文学阐释要对“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实行双向调查”。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历史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历史”不再是一种精确存在的背景。通过文学，作者个人与他的时代之间完成了一种相互塑造。一方面，作家超不出他的时代，就像黑格尔所说的，“任何人都超不出他的时代，就像他超不出自己的皮肤”；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形成塑造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能量。
在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宗教赞美诗中，就蕴含着排山倒海一般摧毁旧世界的巨大能量。
在此，我们通过回溯马丁·路德的宗教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强堡垒》文本的历史文化语境，阐述文学与其历史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
一、作者与时代的相互塑造
新历史主义的“自我塑造”是一个自我与外力复杂互动的过程，两者互有征服，又互有屈从。“自我”是文化的产物、历史的产物，同时“自我”也参与了文化和历史的建构。
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提出了统辖“自我塑造”的不同模式的一些一致性条件，如：“这些作家的自我塑造涉及他们向一种专制权力或权威的顺从承认，而且这种权威至少是部分地存在于自我之外——上帝、圣经，类似于教会、法庭、殖民当局或军事当局的各类机构。……自我塑造是经由某些被视为异端、陌生或可怕的东西才得以获得的。”这些构成元素集中在马丁·路德身上。
1483年11月3日，马丁·路德出生在德意志东部的一个小山村。当时的德意志，经济虽然比较发达，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商业比较繁荣，但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它的经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分散性，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的分散性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政治经济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导致国内一片混乱。天主教会借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僧侣们为非作歹，整个国家处于一片“混沌”状态。
路德年轻时在爱尔福特大学学习，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后又转学法律。1510年7月2日，路德在一场狂风暴雨中发誓献身宗教，并在两星期后不顾父亲的反对进入奥古斯丁修道院做了一名修道士。受教会之托，他刻苦钻研神学，1512年成为维腾堡大学神学教授。1515年，路德被任命为教区代理牧师。
目睹了教皇和天主教会的腐败奢侈，马丁·路德愈发坚定了他进行宗教改革的决心。他认为一个人灵魂的获救只需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什么教会的烦琐仪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会和僧侣阶层的特权。作为一名僧侣和神学家，马丁·路德对天主教宣扬的宿命论（人生而不平等，一部分人注定上天堂，一部分人注定下地狱）、教会对信仰的独霸——俨然以上帝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在教徒面前以及作为敛财手段的赎罪券买卖等做法深感不安。他认为人生而平等，获得上帝拯救依靠的是人们内心对上帝的信仰，而非赎罪券；圣经作为基督教唯一的典籍指明了通往天堂的道路。马丁·路德的拯救理论打破了天主教会对信仰的垄断地位，强调人人都能依靠内心的信仰获得上帝的拯救，教会不再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唯一桥梁。教会神职人员的作用不再是代表上帝向信徒讲话，而是帮助人们理解圣经的深刻含义，引导人们走上通向上帝的信仰之路。
1517年，为反对教皇利奥十世借颁发赎罪券盘剥百姓，马丁·路德在维滕堡大教堂门前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论纲》所引起的强烈反响，甚至出乎路德自己的预料。社会各阶层都对《论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可以说，《论纲》点燃了第一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的火焰。路德一下子成为德国全民族的代言人。各阶层的热烈支持，使马丁·路德走上了同罗马教廷彻底决裂的道路。他所发起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他的宗教学说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思想武器。恩格斯赞誉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意义重大。从宗教上看，马丁·路德创建了以人内心对上帝的信仰为本的新教，打破了天主教会对信仰的垄断；从政治上看，他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强了封建诸侯的世俗权力，削弱了教会对社会的控制，由此引发了长达百年的宗教战争；从文化上看，他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以萨克森公文体语言为蓝本，吸收日常词汇、民间用语、成语俗语，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书面语言，为现代德语书面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被后人誉为“德语之父”。这种统一的书面语言成为联系德意志各邦的重要纽带，对德国的国家独立、文字统一起了决定性作用。
德国当时的宗教、政治和文化语境是马丁·路德宗教赞美诗诞生的直接催化剂，同时没有一位宗教改革家能像马丁·路德那样对德国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作为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马丁·路德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自我塑造”。
二、文本与历史的相互塑造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理论强调信仰是通向上帝的唯一途径，使广大平民百姓看到了不靠教会而靠自己的力量使心灵获得上帝拯救的希望，因此新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平民基督教，是面向全体教徒的宗教。由马丁·路德引入的齐唱宗教赞美诗是新教礼拜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齐声歌唱赞美上帝能让全体教徒产生心灵共鸣，从而坚定对上帝的信仰，更紧密地团结在新教周围。
因而，当我们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解读马丁·路德的宗教赞美诗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更为立体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它。历史与文本在马丁·路德的宗教赞美诗中互为因果，互相推动，完美地诠释了新历史主义“历史即文本，文本即历史”的名言。
马丁·路德开创了德国宗教赞美诗的先河，并使它成为德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举使文学文本参与到历史的发展和建构中，恰到好处地验证了新历史主义倡导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
路德的赞美诗一般从《旧约全书》的诗篇中汲取灵感，然后将《旧约》中一句干涸枯燥的教义演化成一首有多个段落、韵律整齐的诗歌，主题思想当然始终围绕对上帝的赞美和坚定信仰的表白。《旧约全书》第46篇中的“上帝是我们的力量与坚强，是我们遭受灾难时的救星”这句话就是路德最著名的宗教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强堡垒》的创作源泉。
我们的上帝是坚强堡垒，
是有力武器和防卫，
当我们遭受灾难时，
他会将我们拯救。
那古老的可恶敌人，
正在向我们逼近，
力量强大阴险狡猾，
残忍是它的武器，
世上无人能与它相比。
我们的力量无法匹敌，
很快就会一败涂地。
有一个人为我们抗击邪恶，
他由上帝亲自选出。
你问这是什么人？
他名叫耶稣基督，
他是策鲍特（《旧约全书》中上帝作为战神的别名），
不是其他的神，
他必须守住战场。
倘若世界到处是魔鬼，
想把我们完全吞噬，
可我们不用害怕，
我们一定能战胜它。
世界的黑暗统治者，
任它暴跳如雷，
无法将我们伤害，
判决已经做出，
上帝的话语能将它战胜。
不管魔鬼愿意还是反对，
上帝的精神与力量和我们同在战场。
魔鬼带走我们的身躯、财富、荣誉、儿女和妻子，
任它去，
它不会赢得什么，
最终的王国属于我们。
这首诗描述的是人和魔鬼之间的斗争，充分体现了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宣扬内心信仰和圣经才是通向上帝和获得心灵拯救的唯一道路。魔鬼——“世界的黑暗统治者”，强大而狡猾，软弱的人类无法与之抗衡，只有依靠上帝的力量才能战胜魔鬼的诱惑。上帝的力量、魔鬼（对人）的力量、人（面对魔鬼时）的软弱无力、人（依靠上帝的帮助而获得）的坚强、魔鬼（面对上帝时）的束手无策，交替出现在四节诗中，从不同的侧面来烘托诗歌的主题——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是战胜一切的关键。诗的第四节“上帝的话语它们无法动摇……”可以理解为路德对自己提出的“唯圣经论”的捍卫，上帝的话语令魔鬼束手无策，正是反映了圣经在拯救人们心灵时的重要作用。
四节诗的结构相同，韵律整齐。每一节诗共九句，分三部分（起唱、终曲、警句），起唱部分四句诗使用交叉韵，终曲部分四句诗使用单一尾韵，每一节诗的最后是一句总结性的警句，加强语气。诗歌的语言通俗易懂，充满激情，画面描述如同民歌一般形象生动，能在听者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
整首诗就其内容而言，是一首富有圣经根据，满有属灵能力，却又是针对当时宗教改革的形势而描绘出的一首以信仰和圣言战胜万恶的赞歌。它以“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46:1）开始，紧接着就指出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敌人的凶猛：
那古老的可恶敌人，
正在向我们逼近，
力量强大阴险狡猾，
残忍是它的武器，
世上无人能与它相比。
实际上这个“古老的可恶敌人”就是指当时统治欧洲的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他们的铁蹄下民不聊生，民族压迫重重，宗教、政治极端腐败。如何才能把它推倒在地呢？第二节就指出了“有一个人为我们抗击邪恶，他由上帝亲自选出”。最后引导到第三节的“上帝的话语能将它战胜”和第四节“它不会赢得什么，最终的王国属于我们”的信心。简洁的话语，坚定的信念，贯穿全诗。无怪乎路德每遇到困难、坎坷不顺之时，总是转过身来对他的同工和挚友们说：“让我们同唱《我们的上帝是坚强堡垒》吧！”1521年在他进入沃尔姆斯城之前，有人劝他不要身临巨险，恐遭不测。他坚定勇敢地回答说：“哪怕沃尔姆斯城的魔鬼多如房上的瓦，我还是要去的！”他的勇敢源自对上帝的信仰，正如这首诗所说：
魔鬼带走我们的身躯、财富、荣誉、儿女和妻子，
任它去，
它不会赢得什么，
最终的王国属于我们。
《我们的上帝是坚强堡垒》的成功引起各国人士的赞叹。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先后将它选入他们的大乐章中，如门德尔松将它选入了他所谱的《宗教改革交响曲》；歌剧作家麦亚白尔将它收入他的《胡格诺教徒》；德国著名歌剧作曲家和乐队指挥瓦格纳在他的管弦乐《恺撒进行曲》里也采用了它，使这首《我们的上帝是坚强堡垒》在音乐界占有一席不朽的地位。
正如新历史主义指出的，文学绝不是个人孤独的呓语，也不会只是一堆“语言的构造物”，而是携带社会“权力话语”、个人反叛意志等多种文化信息的“通货”，它不断地流通，进行着“塑造”作用。路德的这首《我们的上帝是坚强堡垒》强调人们在艰难困苦中要坚信上帝与他们同在、会帮助他们战胜困境，因此很快成为宗教改革冲突中新教阵营鼓舞士气的精神旗帜和力量源泉，并且对欧洲宗教改革进程以及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
自1529年起，该诗便出现在所有新教歌唱诗集中，对新教的推广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信仰新教的德国几乎将这首诗歌当作了国歌，军队的士气往往因唱这首歌而激昂起来。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该诗受到歪曲，被军国主义和纳粹分子当作精神武器大肆宣扬（战场上的敌人是诗中的魔鬼，上帝与我们同在将帮助我们战胜魔鬼，赢得战争）。尽管如此，这首优美激昂的宗教赞美诗在德国诗歌中仍占据着不同一般的地位，是新教歌唱诗集中不可或缺的经典佳作。德国大诗人海涅曾赞誉说，整个天主教堂因这首诗歌而战栗，所有的“乌鸦”都吓得躲进钟塔上的窝巢里。这一首诗可说是宗教改革的《马赛进行曲》。
马丁·路德充分认识到宗教诗歌中蕴含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亲自创作了不少宗教赞美诗，尤其是1523至1524年间，这是路德宗教赞美诗的高产期。他一生共创作了约40首赞美诗，还亲自为其中某些谱曲。路德宗教诗语言简洁流畅、激情洋溢，受到新教广大教徒的欢迎，其中个别诗歌被当成民歌一直传唱到今天，如圣诞歌曲《我从天堂降临人间》（1533）。可以说，马丁·路德开创了德国宗教赞美诗的先河，并使它成为德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本，路德的赞美诗诞生于社会历史语境中，又深深介入社会历史进程，既反映和作用于历史现实，又受其影响和反作用，很好地诠释了“文本即历史，历史即文本”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念。
《我们的上帝是坚强堡垒》所宣泄的宗教改革的使命感，使它毋庸置疑地参与到了历史的建构和进展中。我们在把握它的文学幻想的同时也进入了非文学的政治现实操作之中。这就是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观念所追求的文学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