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册编写说明

通俗文学，与此相关的表达有“俗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通俗的文学”等，在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和文学史叙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叙事系列，因为“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只是“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真正关注通俗文学，并把通俗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存在而讨论的，应该从胡适和郑振铎开始。

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提出了“双线文学的新观念”：“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多年以后，胡适依然为这种“双线文学进化论”而自得：“特别是我把汉朝以后，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并行不悖的两条线这一观点。……这一在文学史上有其革命性的理论实是我首先倡导的，也是我个人（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新贡献。”“这一研究思路打破了此前按照朝代和文体讨论文学演进的惯例，找到了一根可以贯穿二千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可以这样说，‘双线文学观念’是本世纪中国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史假设’。”郑振铎更为激进地宣布：“‘俗文学’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五四一代学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顾颉刚等，都很看重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民间资源，不同程度地表达过对俗语、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关注。

按照这样一种理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学，应该广泛吸纳通俗文学的丰富资源，建构与通俗文学密切关联的中国文学史叙述逻辑。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五四一代学人在建构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文学的同时，毫不迟疑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打入“冷宫”，甚至要将通俗文学排除在文学之外。由《文学旬刊》改版的《文学》宣告：“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的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将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文学》1923年7月第81期）自此以后，“三顶帽子也扣上了市民通俗作家的头颅：一是封建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三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尽管左翼文学和延安时期，曾经提倡和鼓励进步文艺家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旧形式”，书写表现新时代，但“新文学”轻视通俗文学的整体格局没有发生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于建设新的共和国文学艺术的迫切要求，全方位对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艺调整、改造和管控的政策文件，并按照行政化方式组织实施，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在文艺“社会主义改造”中，通俗文学所具有的“先天性”“原罪”，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开展了收换旧书刊活动，通俗文学的近现代资源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作品和通俗文学作家感觉到“不同待遇”，心怀委屈和不平，《通俗文艺作家的呼声》部分传达出20世纪50年代通俗文学的生存状态。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部分通俗文学作家怀着“配合”的积极心态，努力融入新时代的洪流，通过“上编模块（三）一个新的开始：群众文艺运动”的一组文章不难看出。但是，由于通俗作家们发现的“民间”和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民间”出现较大“间隙”，许多通俗文学作家有“配合”不上之叹，导致通俗文学刊物的办刊方向出现“问题”，“改造地方文艺刊物”便成为题中之义，赵树理及其主编的《说说唱唱》提供了典型案例。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通俗文学的复苏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激荡下，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思潮，域外文学艺术资源蜂拥而至，西方畅销书、港台言情小说和新武侠小说、港台影视作品，在尚没有形成“市场”的大陆，吹起阵阵“市场”风潮，直接刺激大陆通俗文学写作。一方面是通俗文学作家队伍逐渐复苏、壮大，通俗文学刊物相继复刊、创刊，通俗文学的读者群与“新文学”的读者群合流，呈现出一派“振兴”景象；另一方面，基于对“通俗文艺”的固有意识，20世纪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扫黄打非”、“整顿书刊市场”等“运动”，都给通俗文学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冲击。这种创作与管理、市场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构成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的奇特风景。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通俗文学（特别是类型文学）写作提供了极大方便，“网络文学”作为一个热词持续发酵，通俗文学的管理机制、生产机制、传播机制和阅读机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扑面而来的“网络文学”带来了“剪不断、理还乱”头绪。当此之时，把握通俗文学现状，扫描一段时期内通俗文学景象，评估其得失成败，是通俗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必要准备。

如果追寻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路径，20世纪90年代应该是开端。尽管，在此之前，不能说没有关于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思考和研究，但远远没有形成必要的研究格局和研究队伍。真正将通俗文学带入学术思考领域的，无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当然有赖于以范伯群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长期执着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及其文学史定位的研究，“现代通俗文学既在时序、源流、对象、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那么当然有建立独立的研究体系的必要，而这种研究又是不能脱离现代通俗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的，是在它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探索它的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总结出它的健康发展之路，考察它是否与知识精英文学具有互补性，从而确定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价值”。近现代通俗文学所受到的“新文学”种种“威压”，中国当代通俗文学也同样经历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当代通俗文学如何进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范畴，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通俗文学的性质和特点、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和方法、通俗文学入史问题，成为当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学术着眼点。在此基础上，如何认识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如果把握网络文学及其所带来的文学格局变化，成为当代通俗文学研究历史化不容回避的问题。下编第六个模块“另一种空间”选录三篇文献，分别介绍中国通俗文学在东南亚的传播、1949—1977年中国大陆翻译外国通俗文学情况、海外对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情况等，旨在拓展思路。

在编选过程中，编选者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种文献选本，既有广阔的选择空间，也存在或隐或显的局限性。在此需要说明如下几点：

1．本卷所选文献，均来自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对报刊所载文献一般采取全文收录方式（其中一篇会议综述采用节录方式），图书则采用节录方式。

2．在编排体例上，按照“上、中、下”三编次序，每“编”由若干模块构成，归入相应模块的文献以出版时间为顺序。在一编中，既体现所选文献与当代通俗文学进程的时间对应关系，又注意从“问题”出发，将能够说明某个问题的文献，集中在一起，方便读者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流程”把握。

3．诸多学者在当代通俗文学研究中取得多方面成就，学术影响力有目共睹。但，为了体现学术研究的多点位、多层面、多声部，尽可能展示不同层面的学术成果和声音，只能忍痛割舍了许多名家名文，实属无奈。

吴秀明教授在总序中说，“从本质上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选就是建立在对历史‘还原’基础上的一种再叙述，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再努力”，通过编选文献“还原”历史，让史料站出来“说话”，何其难哉！《庄子·秋水》有“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之说。限于编选者的眼界和水平，该选本未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大方之家指正。

南志刚

2016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