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科学vs政治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一个出于本性而不是由于偶然而不属于某一个城邦的人，他不是一个恶人，便是一位超人。”亚里士多德如是说！那么，科学家属于哪一类？人，恶人，还是超人？

长久以来，求知（episteme）被誉为科学家的天职，揭露世界的真相是科学家的最高使命。为此，他们应当自觉地远离城邦（polis），放弃污秽不堪的政治生活，冲破一切利益之枷锁，以超越者的姿态审视万事万物。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科学家显然不应是“人”。他们是超人吗？对于希腊人而言，追求知识的生活是理论生活（theoretikos），它比所有的实践（praxis）和创制（poiesis）活动都要高贵。“这是一种高于人的活动，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神或超人是天生的非政治动物：上帝是超凡脱俗的唯一者，超人则不愿委身于任何群体。然而，超人距恶人仅咫尺之遥。超人一旦返回城邦，很可能变成全民公敌。因此之故，雅典人处死了苏格拉底！

超人也好，恶人也罢，科学家原则上不应归属任何城邦，真理必须与政治严格划清界限。科学反政治！——这是古希腊思想家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时至今日，它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以致任何将科学与政治相提并论的做法无不沦为批判的标靶。在此背景下，“科学政治学”（politics of science）这个称谓本身显得如此矛盾，如此荒唐。你怎么能对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科学作政治学考察呢？这就如同谈论“圆的方”或“方的圆”那样不可理喻。我们一再被告知，科学与政治、真理与权力、认识论与政治学是水火不容的，千万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它们混为一谈。对科学作政治学探究是不允许的，科学政治学原则上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立即提出异议：这一论断看似有理，事实上严重违背历史。20世纪中期以来，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科学的政治学研究或“科学政治学”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科学共同体的分层和权力结构、科学家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科学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等一系列主题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此，谁也不能置若罔闻。的确，科学与政治是当代思想家不容回避的课题，因为二者从未如此紧密地相互交织。一方面，科学共同体越来越受制于国家的科技政策，科学家们千方百计进行政治游说以获取更多的科研资源。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越来越依赖科技智囊团提供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否则行之有效的政策难以出台。以科学家的政治角色、科学与政府的互动为主题的科学政治学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逻辑与历史常常无法令人满意地统一，甚至有时是背道而驰的。在我看来，尽管现有的科学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它们大部分没有或者不愿触碰科学反政治的思想传统。对此，不妨与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对照一下。众所周知，由罗伯特·默顿开创的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科学的精神气质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它始终对知识议题保持沉默，拒绝深入到科学的“内核”。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在此之前，科学社会学只是关于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无关乎知识、真理、合理性等知识论议题。谈论科学却忽略知识，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眼下，科学政治学的处境与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有几分相似。一方面，它们热衷于讨论科学共同体与政治进程的各种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却拒绝将知识、实在与政治相提并论。为什么会这样？我猜测，绝大多数的科学政治学探究不自觉地沿袭了古希腊以降的科学反政治传统。据此，科学家尽可以游走于政治舞台，乃至争当政治明星，但科学之为科学是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

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构想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启蒙运动以降，凭借上帝、血统或习俗等为统治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这类做法遭到广泛质疑。自由、平等、个体权利等政治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在此进程中，民主作为一种新的合法化手段引起了政治思想家的浓厚兴趣，并在20世纪成为广泛的政治现实。根据民主理想，我们原则上不再能够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具有同一性：被统治者同时是统治者，反之亦然。由此，自律与他律实现了和解，个体自由与群体秩序被有效地统一起来。然而，无论民主理念多么诱人，都与科学格格不入。根据古典观念，episteme或scientia意味着普遍必然的知识和真理。既然是真理，便没有商讨的余地。它无须征得受众的普遍同意，是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必须无条件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不仅是反政治的，更是反民主的。另一方面，相比于君主制、独裁制等政体，民主确有自己的优势，它能够凭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原则避免暴政与霸权。但是，它只能活跃于非科学、非真理的公共领域——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一旦接近科学，民主必须服从“真理的专制”，多数原则或者商谈原则与真理毫无关系。

20世纪下半叶，思想界弥漫着某种喧嚣与骚动。倘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对科学的焦虑。经过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一连串打击，普遍性、客观性、自主性、价值中立、无私利性等优良品质遭到层层拆解，古典的科学、知识与真理形象风雨飘摇。科学曾经是启蒙思想家披荆斩棘的利器，如今却成为怀疑和嘲弄的对象。1781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接受理性的检验，一切都必须诉诸理性的法庭。但自然科学例外，因为它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康德乐观地以为，“先天综合判断”或科学是否可能的问题已经由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作了肯定的回答。相比之下，当代人显然缺乏那股智力的勇气和信念。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不再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而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即便是胡塞尔这位坚定的希腊主义者，晚年也在为克服“欧洲科学的危机”做着不懈努力。

思想界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而与当代科学的现实处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17世纪不同，当今的科学技术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早已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相互渗透。尽管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依然是广受赞誉的理想，但也仅仅是理想罢了。科研活动所需的资金、人员和制度支持，研究成果潜在的伦理和价值风险，政府对科研方向的政策性引导，所有这一切均无法为科学家所单独掌控。另一方面，技术科学日甚一日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和感知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科学多么理性，真理多么诱人，都远不能消除人们对科学之强力（power）的忧虑，更不用说环境破坏、空气污染、核废料、转基因等一系列现实或可能的风险了。面对这股无所不在的现实力量，人们迫切要求采取某些规约性措施，甚至期望将其纳入到民主政治的架构之中，以免它沦为霸权——未经合法化或抵制合法化的力量。然而，科学反政治的思想遗产使得上述努力困难重重。人们一再被告知，科学是一项纯粹的求知事业，真理怎么可能通过民主达成呢？理性的公众可以接受科学，非理性的公众可以拒绝科学，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制造科学。因此，将科学纳入民主之下，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结果，科学家与公众在一系列议题上动辄剑拔弩张，科学与民主之间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紧张关系。

凡此种种，无不昭示出一种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处境：当代科学的形态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倘若知识合理性成为疑问，科学的权威性何在？应该如何重构一种更加适当的科学观念？它还能以真理的名义拒绝民主诉求吗？如果不能，应该以何种方式缓解科学与民主的张力？为此，需要对民主观念作怎样的调整？这些问题相当棘手，听起来令人望而却步，却迫在眉睫。本书主张，为了缓解科学与民主的紧张关系，为了避免科学沦为霸权，必须放弃科学反政治的思想传统。作为一项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重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无疑，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该从何着手呢？如前所述，在科学与民主之间制造张力的是科学反政治的希腊传统。为此，必须首先对这笔遗产进行清算。这项工作显然属于科学政治学范畴，但目前的科学政治学工作并不令人满意。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将主题限定为“政治中的科学”（science in politics），即科学在政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对于“科学中的政治”（politics in science），它们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敬而远之。为此，我提倡将科学政治学贯彻到底：抛弃科学反政治的希腊遗产，拆解科学/政治的二元结构，将认识论、存在论（ontology）与政治学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地重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为缓解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扫清思想障碍。这将成为本书的中心任务。

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它不是过于宏大、过于沉重了吗？胡塞尔曾经说过，哲学研究应该将大钞票兑换成小零钱。那就让我们从小零钱开始吧！第一个论题属于“考古学”：是谁开创了科学反政治的思想传统，进而否定了科学政治学的逻辑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