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存在与政治:走向科学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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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当代思想界的实践转向

导论谈到,为了纠正思想家们的“年代学错误”——将古典科学理念强加给近代科学,为了恢复“科学木乃伊”的生命力,为了重构更加适当的科学图像,应当采取的路线是转向科学实践。那么,转向科学实践是什么意思?难道只是把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如其所是地描述出来吗?这种描述有何独特之处?这些问题提醒我们,看似简单的“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其实并不简单。“实践”以及与之相对的“理论”有着深刻的思想史意蕴,各自背负着迥然不同的认识论和存在论印记。为此,在讨论科学实践之前,我打算对“实践转向”本身做一番思想史梳理,以便为后续讨论搭建宏观舞台。

如今,谈论实践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无不将实践视为核心范畴。譬如,海德格尔谈论此在(Dasein)的“在世存在”,维特根斯坦谈论“语言游戏”,伽达默尔谈论解释学实践,哈金谈论实验室实践。社会理论家史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说道:“实践看起来是20世纪哲学的消失点(vanishing point),这个世纪的主要哲学成就现在被广泛理解为有关实践的主张,即便它们最初不是用此种语言表述的。”Stephen Turner, The Social Theory of Practices,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94, p. 1.对于这股学术风向,有人甚至主张用“实践转向”加以归纳。参见Theodore Schatzki et al., eds.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David Stern, “The Practical Turn. ”in Stephen Turner and Paul Roth eds., The Blackwell Guide to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Blackwell, 2003, pp. 185-206.

又是转向!当前,学术界的转向多如牛毛,让人眼花缭乱,甚至惹人生厌:“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解释学转向”、“自然主义转向”、“社会转向”、“认知转向”……似乎不提出某种转向,就不能称其为哲学。又或许,转向本身恰恰证明了思想的浮躁与创造力的枯竭。对于五花八门的转向,我们无须被标新立异的修辞学外表所迷惑,而应当通过追问三个最基础的问题揭示其本质:从何处转?转向何处?为何要转?对待实践转向也不例外。下面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对它展开讨论,并特别阐明“理论”与“实践”背后的思想史脉络。本章部分内容亦可参见孟强:《当代社会理论的实践转向:起源、问题与出路》, 《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孟强:《从表象到介入——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