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献链接
“吃狗屎”的国民生产总值？
坊间流传甚广的一出嘲笑经济学（家）的笑话是：两位学生在去拜访经济学教授的路上，学生甲看到地上有一坨狗屎，就对学生乙说：“若是你将这堆狗屎吃了，我就给你50万元。”学生乙感觉划算，于是马上吃了狗屎，拿到了50万元。两人继续前行，学生乙看到地上又有一坨狗屎，于是如法炮制，对学生甲说：“你若是吃了这堆狗屎，我也给你50万元。”学生甲也吃了狗屎，拿回了50万元。两人到经济学教授家中，将路上吃狗屎之事和盘托出，经济学教授闻之高兴地说：“同学们，你们为国家增加了100万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啊！”
其实，这出蹩脚的笑话反映了许多人对经济学知识的无知加上臆想的曲解。倘若要破除这种无知，纠正此类曲解，就必须首先澄清两个基本的经济理论问题：一是何为国民生产总值？二是为何交换（易）也能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
首先，我们来回答“何为国民生产总值”这一问题。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联合国颁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的一个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总量的经济指标。具体地说，国民生产总值是一国居民在三次产业部门中所生产的产品和所提供的劳务的增加值的加总。根据经济学的效用理论，第一次产业创造的是物质效用，例如林业生产种植出树木；第二次产业创造的是物质形态效用，例如制造业将木材加工成椅子；第三次产业创造的是空间效用（运输）、时间效用（存贮）和所有权效用（交易）等，例如商店提供销售椅子的服务。举例说，农民用价值10元钱的种子种植出价值50元的树木，农业部门的增加值即为40元；家具厂的工人用这些树木加工制作出价值100元的椅子，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即为50元；商店的营业员将100元从家具厂批发来的椅子以110元卖给顾客后，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即为10元。若将上述三个生产部门各自的生产增加值加总后，即得到40+50+10=100（元）的国民生产总值。
接着，我们来回答“为何交换（易）也能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这一问题。
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斯密定理”，即：人们的自愿交易有助于增进交易双方的效用及改善人们自身的福利。“斯密定理”其实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将服务业及交易活动也列入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性部门的理论依据。举例说，某甲拥有100元钱（假定每一元对每位持有者都代表相同的一个单位效用），同时某乙拥有一只手表，并且对于乙来说，这只手表给他带来的效用是50个单位。那么，此时甲和乙各自拥有100单位和50单位的效用，两人效用之和是150单位。假定甲在某个场合看到了乙拥有的这只手表，并且觉得得到这只手表能给自己带来70单位的效用（这表示甲最多愿意支付给乙70元钱购买手表），于是甲与乙讨价还价，最终甲用60元钱从乙那里购得这只手表。这笔交易完成后，甲现在拥有一只对自己来说具有70单位效用的手表和剩余的40元钱，合计效用是110单位；同时，乙现在拥有60元钱，合计效用是60单位；甲乙两人都比交易前增加了10单位的效用，增加的20单位效用就是所谓的“交换剩余”。简单起见，倘若不进一步考虑交易中所发生的其他有关费用，上述例子中由交易活动所增加的效用增量是完全可以作为服务业的增加值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
当然，服务业部门中不仅提供商品交换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提供劳务的交换活动同样也能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以街头艺人卖艺为例，民间艺人在街头表演头撞青砖、钢叉刺喉和肚皮上砸碎青石板等“惨不忍睹”之“气功技艺”，无非是用自身技艺换取养家糊口的铜钱。艺人自愿卖气力表演，围观市民愿意花铜钱欣赏“独门功夫”，同样是一种自愿交易，同样也是能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由此类推，某人愿出50万元“欣赏”别人“表演”吃狗屎，同时也有人愿意为得到50万元钱“表演”给人看自己吃狗屎，也是一种自愿交易，也同样能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但是，值得提醒诸位注意的是，除非“吃狗屎”不会给吃狗屎者带来任何负效用（可以视作为吃狗屎的成本），一般来说，在吃狗屎的交易中，“交换剩余”或者说相应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不会大于50万元的，而应该是某一个大于零同时小于50万元的数值。在前述例子中，如果甲觉得亲眼目睹乙吃狗屎能给自己带来价值50万元的效用（或说“快感”），而同时乙觉得吃一坨狗屎只给自己带来了40万元的负效用（或说“痛苦”），那么这桩吃狗屎的自愿交易就可以产出价值10万元的“交换剩余”，国民生产总值相应就增加了10万元。
可能有读者读到这段经济学分析议论，大有经济学家太“恶心”的感觉，可是，抱歉得很，这是没办法的事。如在科学研究中，一张漂亮的少女脸庞，在显微镜下却可以发现脸部皮肤上有着数不清的蠕动着的微生物，使人大倒胃口。因此，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科学只唯真，却不一定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是同样，一些经济学的道理尽管缺乏美感，甚至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但它却是真理。不懂道理，缺乏常识，只会使人们干出一些“无知者无畏”的事。用“吃狗屎”的故事来编排经济学（家）即为一例。
最后，也可能有读者会问，你怎么不接着用经济学理论继续解释“吃狗屎”故事的后半段呢？笔者认为，读者完全可以举一反三，得出各自的结论。但是，请记住，在交易双方对“吃狗屎”一事有着不同的主观评价（效用）条件下，交易本身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是会有不同的哦！
中国历史GDP核算及国际比较
古代经济史是理解现代经济问题的重要“参照系”，由此可以反映出世界各地区相对经济规模的演变以及大国兴衰背后的经济原因。整体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的研究是经济史这个“实验室”的基础设施，运用古代经济史检验经济理论离不开对古代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这一大背景的把握。准确把握古代整体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还有助于证实或证伪关于东西方历史分流的各种理论命题。整体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的研究也是古代经济史这个“参照系”的基础校准参数，通过测算古代整体经济规模和结构，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经济发展的轨迹，帮助我们比较深入地探究历史上经济发展或者不发展的原因，乃至朝代的更迭、政治的波荡。此外，中国从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到近代的全面落后，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奇迹和复兴，这些反差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引发了大量有关中国经济衰落和兴盛时间节点的讨论。然而，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可靠经济数据，不能够描绘出中国历史长期的经济演变图像。回答这些问题依赖于中国古代GDP数据的估算，这也使得重构中国历史长时段序列GDP数据的研究显得非常迫切。另一方面，我国历史流传至今的丰富典籍也为GDP重构研究提供了便利和优势，使得研究工作的开展更加可行，研究结果更为可靠。
关于欧洲和亚洲生产率与生活水平的“大分流”，经济史学界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工作都在工业革命的框架下展开，认为工业革命是中世纪晚期以来持续累积发展的结果，当欧洲开始改革其制度并积累资本时，亚洲却处于停滞阶段，甚至开始衰落，工业革命和19世纪的殖民主义加速了这样的分化。以Pomeranz（2000）和Frank（1998）为代表的加州学派认为，直到19世纪初，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亚洲其他一些地区与诸如英国、荷兰在内的欧洲最发达地区仍然有着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分流是从工业革命之后开始的。加州学派的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基础量化分析，以李伯重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也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影响之下，对我国历史上长江三角洲，以及更具体的华亭、娄县等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彭慕兰和史建云，2003；李伯重，2009）。这些局部地区的翔实研究为从宏观视角测算和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现有的GDP研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Maddison的估算虽然较以往研究有了一定进步，但是，其在统计技术上的缺陷及估算过于简略的问题使其研究结果存在很大不足。以Maddison对中国的研究为例，其研究目的是从长时段出发，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由于时间长、跨度大，难免薄古厚今，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过于简略。进一步而言，他对中国历史数据的利用也存在不足，例如，他从支出法估算农业产出，却没有直接应用古代中国农业部门的一手数据，而是参考其他学者有关中国农业、土地和人口的研究（Ho, 1959; Perkins,1969），再加上其对手工业和服务业占GDP四分之一的笼统估计，以及从人均GDP和人口数据反推GDP总量的估算逻辑，使得其估算出的数据存在较大偏差，对经济史研究的促进作用仍然有限。针对上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清华、北大的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李稻葵、管汉晖及Broadberry整理筛选现有历史资料中留存下来的一手数据，并结合中国经济史已有的定量研究成果，基于生产法对北宋、明代和清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国民收入核算（Broadberry et al.,2014）。他们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各个子部门入手，分别统计估算出各个子部门的产出值再加总，最后，结合人口数据计算得到北宋、明代和清代的长时段GDP数据。李稻葵、管汉晖等人的研究有如下三点发现：其一，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顶峰，GDP年增长率北宋、明代和清代分别为0.88%、0.25%和0.36%。人均GDP在经过北宋和明代较高水平的波动后，清代显著下降，到1840年时，已经下降到980年的70%左右了。其二，进一步进行国际比较，北宋时中国的生活水平领先于世界，但是在1300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在1750年之前，中国作为整体与欧洲的富裕国家英国和荷兰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分流”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发生了。其三，最新研究成果的估算数据发现，Maddison的研究成果存在较大的偏差。最新数据在反驳了Maddison研究的同时，也验证了Hartwell（1966）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这一结果也不支持加州学派的观点。李稻葵、管汉晖、伏霖等学者的努力，使我国北宋、明代和清代的长时段GDP数据重建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Broadberry et al.,2014；伏霖，2014），也使得历史GDP核算领域的学术成果更为丰富，并引起了中国历史GDP核算方法、数据选择和应用的新讨论。
可靠的GDP数据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将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结合，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经济增长的绩效及增长模式。进一步而言，对中国古代经济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对于横向分析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以及纵向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或停滞的原因，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外，从宏观视角把握中国古代经济的全貌，以及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轨迹和经济结构，对于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际上，Broadberry联合多国经济史研究者，对中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史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一定代表性和重要影响的国家进行了GDP数据的重新构建。在Broadberry等学者的GDP重构研究中，估算方法不同于Maddison采用的支出法，转而使用更为可靠的生产法，在对Maddison的GDP估算数据做出补充和改进的同时，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为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提供了双重扩展（Broadberry et al.,2011）。这一方法对于李稻葵、管汉晖等（Broadberry et al., 2014）估算中国历史GDP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Broadberry等学者的研究，重构了上千年历史时期内主要代表性国家的GDP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对欧洲和亚洲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方面的表现进行比较。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详细阐释和论述了大国崛起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在努力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为“大分流”这一世界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回答。在这项世界范围内主要历史强国的GDP数据重构研究中，各国学者之间注重分工合作，在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研究中，在借鉴和沿袭其他国家的已有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和数据来源进行更具体的调整，使得研究结果更加接近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但是，这项国际研究目前仍在进行中，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基于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并结合各国自身国情的特殊性，Broadberry等学者选取中世纪以来在欧洲和亚洲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包括英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中国、日本和印度，进行了GDP数据的重构工作。学者们以产出法为基础，构建了上述国家在各自特定历史时期内新的人均GDP数据，进而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提出了新的观点。
中国的GDP重构研究主要集中在980年至1840年的北宋、明和清三个朝代，从北宋初期的980年到清朝末期的1840年，名义GDP总量从白银12860万两上升到537960万两，增加了41.83倍。在这一时期，价格水平扩大5.41倍，实际GDP总量扩大7.73倍。尽管从北宋末到明初这一时期，实际GDP和人口下降明显，但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在北宋、明代和清代仍然分别达到0.88%、0.25%和0.36%。从北宋至清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实际GDP和人口的变化趋势相近，因此，人均GDP波动并不是很大。然而，在清代，人均GDP显著下降，以每年-0.34%的速度衰退，1620年的人均GDP水平和980年相差无几，但是，到1840年时，已经下降到980年的70%左右了。
具体到各产业部门，在农业方面，自北宋至清朝以来，尽管农副产品的产出增长超越人口增长，但是，由于占据主要份额的粮食作物增速落后于人口增速，使得人均农业产出整体上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在工业方面，从北宋到清朝的历史时期内，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和建筑业除了在朝代更替的动荡时期有一定的下降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表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矿冶业波动幅度较大，经历了北宋中期的快速增长以后，1087年开始保持平稳，明朝持续低迷，在清朝时期，尤其是18世纪又重新繁荣。在服务业方面，北宋、明代和清代的商业和交通运输都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演变过程，住宅和金融业则相对较为平稳。西蒙·库兹涅茨（1985）认为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农业部门的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70%是一个临界点，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农业收入占比低于70%，该国家也就达到了工业革命前经济结构比例的极限。上述数据显示，北宋以来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低于70%这一极限，但是在这些朝代中，并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相反，总经济规模增长，人均水平几乎没有变化的现象表明，中国古代经济是典型的马尔萨斯经济，即经济增长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中国在这一时间段内的人口变化趋势也印证了这种观点。在3个朝代当中，北宋时期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年平均增长率为0. 87%。虽然在蒙古入侵时，人口急剧衰减，但是，在明代又回升到年均增长率为0.32%的水平。在清代政局稳定以后，年均人口增速再次上升到0.70%（吴松弟，2005; Liu and Hwang,1977）。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自北宋时期的下降趋势与最近加州学派的颠覆性研究成果发表之前的大部分研究中国经济历史发展水平的文献是一致的。
北宋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顶峰，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在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农业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深远而直接的影响；随着18世纪以后中国人口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给定农业在经济结构中占70%的比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如果粮食亩产量的上升不足以抵消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生活水平的下降不可避免。在其他国家的研究中，Broadberry et al.（2011）关于英国人均GDP数据的重构表明，1270年至1690年之间，人均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17%,1700年至1860年之间，人均GDP则以年均0.48%的速度增长。在1700年前后的两个时间段里，英国人均GDP的增长都表现出内部阶段性的差异，例如，1700年至1830年，人均GDP 14增长速度缓慢，1830年之后则迅速提升。重新构建的人均GDP数据表明，英国在1270年至1870年之间的经济呈现出缓慢但正向增长的趋势，这一发现也反驳了Brown and Hopkins（1955,1956）基于实际工资的研究，对英国曾经在15至19世纪经历了长时间经济发展停滞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在研究与英国同样崛起于北海地区的荷兰时，估算结果表明，1347—1807这450年的时间里，荷兰的人均GDP以年均0.19%的速度增长，这一数据挑战了Abel（1966）和法国年鉴学派详细论述过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前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经济的增长基本是处于长期停滞的。然而，建立在GDP重构基础之上的发现却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荷兰经济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呈现出缓慢但持续增长的态势，尤其在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受到技术革新的推动，人均GDP得到快速发展。此外，研究者还进一步对荷兰的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在荷兰经济结构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GDP中的占比高达31%，因此，荷兰经济的发展轨迹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
西班牙的人均GDP估算显示，在Maddison（2010）基于1990年美元为国际元的换算中，由于受到技术等因素的制约，1990年的生产品和消费品与历史上的生产品和消费品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在构建指数的时候缺乏必要的代表性。在重构西班牙人均GDP数据时，研究者采用1990年和1850年美元进行转换，均以1850年英国人均GDP为基准价值100来构建人均GDP变化指数。换算结果表明，西班牙GDP比原来的估计值提高了10%～15%（Ivaren-Nogal and Dela Escosura,2013）。根据估算结果，可以发现西班牙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600年以前，西班牙仅落后于意大利，属于这一时期欧洲的经济强国，1600年以后则逐渐衰落。此外，在黑死病以前和16—18世纪的历史时期，西班牙的人口和经济状况并没有表现出类似欧洲其他国家的负相关关系，与此相反，在14世纪末和17世纪初期的人口增长停滞阶段，则表现出人均实际收入下降的态势。
地中海地区另一代表性国家意大利的GDP重构结果显示，意大利的人均GDP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文艺复兴时期，从1300年到16世纪中叶，以1990年国际元衡量，这一时期大概为1600元，处于欧洲的领先位置；第二阶段，从16世纪中叶到1880年，是意大利的衰落时期，整体水平下降了10%，按照1990年国际元计算大约为1400元；第三阶段，从1880年开始，意大利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人均GDP从1880年的1400元上升到1900年的2000元，二战以后骤增至3500元（Malanima,2011）。据此，意大利在1300年至1880年的时间里，总体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前现代时期欧洲经济发展状况的悲观主义观点。
在应用类似方法分析亚洲地区的典型国家时，研究者立足于各国自身的发展特点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日本GDP数据的研究中，研究结果表明，725年到1874年之间，日本人均GDP以每年0.04%的速度缓慢增长，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发生在明治维新以后。此后日本率先在亚洲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印度人均GDP的重构结果显示，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时间里，印度人均GDP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下降速度平稳。1600年，印度人均GDP超过英国人均GDP的60%，然而，在19世纪趋于平稳阶段以后，在1871年又下降至仅为英国的14.7%（Broadberry et al.,2015）。尽管重构的人均GDP数据同样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其所反映的印度经济发展状况显著好于Maddison（2010）所估算的结果，并修正了其印度经济始终处于贫困水平的论点。
长期以来，“大分流”问题是经济史学界热议的焦点，“大分流”的讨论本质上是对亚洲以及欧洲国家经济增长轨迹的争论。中国人均GDP在北宋时期达到顶峰，经过明代的波动之后，清代18世纪后一直在不断下降。印度同样经历了1600年莫卧儿王朝的顶峰以后也走向了人均GDP下降的轨迹。与中国和印度相反，日本在公元1000年前，人均GDP远低于中国，但是，在随后的历史时期里，日本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平稳的增长期，明治维新以后更是迅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走势可以发现，日本在1600年前，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印度，17世纪以后，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落后于日本。
在此前的研究中，关于“大分流”问题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将中国和英国进行比较，这种比较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英国可以代表欧洲长时段的发展水平，类似地，中国也可以代表亚洲长时段的发展水平。基于此，以往的研究普遍得出大分流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的论点。但是，在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建立“日不落帝国”以前的历史时期内，欧洲的经济中心并不在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北海地区，而是在以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代表的地中海地区，因此，简单地认为英国可以代表整个欧洲的长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假设实际上是存在一定偏差的。从上述整合了欧洲四个国家以及亚洲三个国家的数据来看，在欧洲国家经济发展中心仍然在地中海沿岸的中世纪末期时。1300年的数据显示，此时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落后于意大利。而在17世纪早期，欧洲经济发生了从地中海地区到北海地区的逆转之后，作为亚洲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中国的人均GDP较之于英国和荷兰也表现出落后的态势。这一时期，中国和荷兰之间总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太大，中国内部某些富裕地区不足以弥补这一差距。因此，根据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大分流”现象的出现要比以往研究中所认为的工业革命时期更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Broadberry,2013）。进一步结合历史事实分析可以发现，“大分流”的出现主要由两个转折性历史事件导致，即黑死病和新航路的开辟（Broadberry,2013）。
黑死病使得西欧国家人口数量锐减，但是，其在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结果不尽相同。意大利、英国和荷兰都经历了人口下降带来的人均工资上涨，但是，当人口数量回升以后，英国和荷兰仍然保持了经济水平的上升态势，意大利则又退回到黑死病以前的状况。与此同时，西班牙甚至没有受益于最初的人口衰减，这使得以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代表的地中海地区让位于以荷兰和英国为代表的北海地区。
大分流发生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新航路的开辟。1500年左右，意大利和荷兰的人均收入差不多在1500美元左右，但此后在16—17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以及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北海地区的经济水平远高于地中海地区。这主要得益于英国和荷兰拥有足够的能力对开辟新航路提供财政支持，以及获取新航路带来的商业利益，使得英国和荷兰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先驱国家，成为新航路开辟的真正受益者。尽管新航路开辟涉及欧洲与亚洲的国际贸易，这一因素对于亚洲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方面，中国和日本在这一时期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没有受益于国际贸易的扩张。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印度作为亚洲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也因为受限于低水平的国家能力同样没能使经济水平有所发展。英国和荷兰在经济发展上超越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及亚洲的中国，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在产业多样性、制度以及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Broad-berry（2013）认为英国和荷兰之所以能够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英国和荷兰在上述三类结构性要素中有着更显著的优势。在产业结构组成方面，前现代化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基本物品的贸易，外部需求的上升导致物价相应上涨，从而增加供给，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需求会减弱，引发新一轮的负增长。英国和荷兰农业中畜牧业和种植业并举，工业和服务业也包含相当比例的多样化产业结构，使得经济更少地依赖于基本物品，不易陷入经济倒退的危机。在制度方面，Acemoglu et al.（2005）与Epstein（2000）的研究尽管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他们都强调国家需要维持财政集权和政治权力间的制衡。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政权较为分散，英国和荷兰则有着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具备足够的财政能力维持市场的整合和运转。在人力资本方面，自从韦伯提出新教伦理的概念之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就被一些学者用来解释欧洲内部的“小分流”，他们认为人们更加努力工作以获得长距离贸易和工业创新带来的新物品，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人们获得的年收入也相应提高了，英国和荷兰的劳动者在“勤勉革命”的背景之下，更有意愿延长工作时间。长期来看，更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这一点上，北海地区英国和荷兰的婚姻制度具有相应的制度优势，女性晚婚，后代更少，这使得女性在后代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投入更高。因而，相比较于意大利，英国和荷兰在结构性要素方面具备更为明显的优势。此外，由于西班牙在黑死病以前就有着极为广阔的土地和极其稀少的人口，黑死病带来的人口下降不但没有带来短时间内的人均工资上涨，反而破坏了原有的商业网络，并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极为稀少的人口数量，这也给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带来了不利影响。以上英国和荷兰所具有的优势也是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些亚洲国家所不具备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