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化启蒙与文明再造：新文化运动中的大学图书馆

中国近代大学图书馆的创生，自始即与民族救亡、文化复兴联系在一起，其功能演变与文化启蒙息息相关。无论是清季大学堂“广开风气”的宗旨、民初共和国民养成之使命，抑或“新文化”诉求运动中国民性的改造，中国近代大学图书馆的功能发挥始终伴随着“文化启蒙”而展开。

“启蒙”从语义上解释，是指“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文化意义上的“启蒙”，指普及新知，使社会接受新事物，摆脱愚昧和迷信。近代中国自海通以降，“天朝上国”的封闭状态渐被打破，数千年积淀的华夏农耕文明之国故，面对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已再难发挥维系世道人心之作用。一方面，在这“五洲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求新知于世界，用“新文化”来启蒙国民，以开通风气，无疑是“天公重抖擞”、“降人才”的必由之路。但另一方面，文明的复兴需走“温故知新”之路，在于“维”而“新”，即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新文化，做到“内圣开出新外王”。

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大学图书馆，在近代中国的启蒙大潮中，在传承“旧学”、传播“新知”、发展“学术”的过程中，承担了开启民智、文明再造的文化启蒙使命。本章内容重点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学图书馆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文化启蒙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