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还会有这样的人物吗
要说的这个人物是朱季海先生。最早知道这么个人物是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一年友人毕业留校做了姜亮夫先生的助手,姜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后来又师从章太炎先生。朱季海先生1916年生,小姜先生14岁,是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与姜先生师出同门。所以早些年朱先生来杭州,姜先生接待这位小师弟很多时候是要友人跑腿的。那时候就知道这位老先生是一个学问和才情冠盖一时的了不起的人物,也知道他一向来恃才傲物,性格狂狷,很有一种鄙弃世俗的精神。历来喜欢古代士人那种风范,所以当时听到朱先生的故事,有一种充满敬仰的向往。
说朱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只是如今被捧或者自诩为国学大师的太多了,以朱季海先生那种羞与绛灌为伍的秉性,大概自己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个国学大师吧。他学问之好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叙说了,朱季海属于那种天才型的读书人,据说在一般人看来极其难读的典籍,在他则迎刃而解。其少年时章太炎先生在台上讲课,嘱数位学生记录,待太炎先生讲完,笔记呈上,以朱的记录为第一!朱所记笔记,章先生随即署名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不增删一字。朱季海自己也曾说过,笔记章先生的课,两千字一个不差。这种天才人物虽代不乏人,也想必凤毛麟角。供职《经济日报》并兼教大学新闻传播的曹鹏教授造访朱季海,听他说起早年曾经把《楚辞解故》一书的部分章节,投稿给《中国语文》(或《方言》),然却未能发表。后来这杂志领导吕叔湘到上海出差,请他去见面,他问起来自己的稿件处理结果,吕说被编辑给毙了,他又追问了一句:“那编辑是内行还是外行?”吕叔湘如实回答:“是外行。”“是外行还有什么话可说!”吕没有二话,回到北京便刊发了此文。这也可以看做朱季海学问好恃才的一个例子。然而令世人津津乐道的朱季海似乎也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作为当年苏州的一道风景和一个文化传说。
在今天的观念里,朱季海先生好像就是个无业游民,无单位、无职业、无工作,是典型的三无人员。据说他在读初二的那一年,听说章太炎先生来苏州讲学,听课者收三块大洋,便向父亲讨要了三块大洋,书也不读就去听太炎先生讲课,从此之后就旁立门下成了太炎先生最小的弟子。因聪明过人而十分用功,深为章太炎器重,被称为“千里驹”。鲁迅那时候也在太炎先生门下和他一起听课,但是他却对这位著名的师兄颇有微词,尤其是对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的“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段话不同意。他说:“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他活了96岁,这一辈子有工作的公职生涯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就是1946年到1948年在首都南京的国史馆两年,解放后1949年在苏州三中的半年。
相传钱仲联曾有意请朱季海到苏州大学中文系,结果朱季海不仅不领情,还出言不恭,大有使酒骂座的意思,东道主钱仲联只好不了了之。朱树先生文章中说起匡亚明在南京大学做校长的时候,曾有意延请朱季海到南京大学执教,礼聘条件优越:一、月薪260元,不包括津贴、车马费。二、每周上三次课,每次为45分钟。三、可以不参加一般非学术会议与活动。朱对第一条没有意见,对第二条大有意见,他既然是给专家、教授上课,那么这种课就重在精而不在多,在质而不在量,用不着像学生那样一定要45分钟地灌知识,半个小时授课时间足够了。对第三条他特别反感,明白提出,除了重要的学术会议,他不参加任何会议和活动,而且当天讲课结束他要回苏州老家。他的苛求跟校方的条件相去甚远,使这件优越的差使告吹。钱仲联与匡亚明的学问与层次已经可以算是国士那一级别了,朱季海对这两位学界一言九鼎的大佬都不买账,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后来他也因此和家里的矛盾发展到分灶而食、视同陌路的地步。
他的一生有80多年时间一直住在苏州观前街的旧屋,晚年每日就到距家不远处的双塔公园去读书。公园管事的有意照顾他,也不收门票,还免费提供开水什么的。那时他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喜欢读书却买不起书,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吃饭和穿衣。据说他在公园闲坐的时候,常常中午饭都没有吃,附近居民有的会给老先生送一点吃的。而朱季海就是在苏州这个温软的古城,依靠着水乡小巷里那仍然流淌着的人情支持着年迈的身体。按说以他的学问随便怎么赚点收入,或者放下脸面打点秋风原不成问题,但是他却偏不这样。据徐云鹤先生说,某老板曾经托经常照顾朱季海的一位晚辈朋友,请老先生帮助其鉴定一幅吴湖帆的画。朱季海很高兴地看了画,确定为真品。画主十分高兴,提出请他给画上题写几个字,作为书画过眼跋语、以示此画经朱季海品鉴过。他却说什么也不写,原因仍是自己老了,字不好,不能写。后来画主退一步,希望能与老先生连同那幅画一起照个相,并说要给朱季海两万块钱。朱季海听了很生气,话也不说拂袖而去。苏州市政协某领导惦记朱季海,让文化局将他吸收为市政协委员,以便给他在经济上有所照顾。文化局劝了一个半月也没效果,后来回复:朱老说了,自己不懂政治,去了不能发挥作用,浪费一个名额,坚决不干。
朱季海的清高与自许,表现为狂狷,这种狂狷让他很难容于世俗,甚至是在这个势利的世界上寸步难行。于是他只好内心充满了鄙视与不平的同时,安于贫困与无助。然而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真正的名士,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不愿随波逐流的傲岸情怀。中国士人的节气折射到朱季海身上,就是他内心最为脆弱的那一块,怕受屈辱,忍受屈辱而获俗利,那是他受不了的,所以宁愿困厄以洁身自好。当今之世多数人折节屈从,迫于流俗都是在所难免。像朱季海独立特行者确实罕见其人,所以很多时候他都被看做是个怪人,其实他的怪也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基因。又有谁能说朱季海所表现的不是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格呢?又有谁能说朱季海的坚守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呢?真正的中国士人本质上是很讲文化操守的,同样也是很有家国意识和宇宙情怀的。即便是穷困潦倒,他们也是充满自信,这种士人的自信是计长远而非谋眼前。他们为了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心学脉艰苦自守不畏贫穷,箪食瓢饮自得其乐。曾有记者问到朱季海对现在社会上又有读书无用论怎么看?朱季海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当今之世这样的人物还会再出现吗?
(注:文中关于朱季海的故事主要参考朱树、曹鹏、徐云鹤等先生的记述以及相关记者采访报道等网上资料,特此说明,谨致谢意!)
20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