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多元化的中国语境与当代命运

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一语中的地点明了文化特别是文化中的“神”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也强调，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一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文化的作用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卢卡奇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进行批判时就明确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和文化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胡锦涛同志指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从世界历史发展新变化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因此，我们在考察文化多元化的多重角色，对此进行新的价值认知的同时，更要关注其在中国的当代命运和实践语境。

文化大国梦的追寻、中国文化建设的进行，就是对文化多元化之下中国道路和中国命运的一种思考。文化大国梦是“中国梦”中的应有之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文化保障，也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支柱。我们在追求文化大国梦的进程中，在大力加强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正视多元文化的存在与影响，重视多元、自由、平等、共享的价值优先性，也要塑造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国要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构建文化大国梦，首先离不开全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认同。“共同的价值原则，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不同成员相互交往的基础，而社会的共识以及由此达到的行为协调，也同样离不开对意义、价值的共同承诺。”我们说，只有在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基础上，才能为实现文化大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认同”一词来源于“identital”，原意指身份证明、认可之意。近年来，“认同”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认同是一个关系概念，总是涉及与他者的关系，而认同的核心就是文化和价值认同。因为认同就是主体对他者的一种高度认可方式，包含着认知、接受、赞同的系列心理过程，而且认同一般是对一个价值系统从认知到内化的习得性过程。一个社会的价值认同是指各个价值主体不断改变自身价值理念以顺应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过程，它体现出社会成员对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一种自发感知、自觉接受、自愿遵循的态度。当然，价值认同是分层级、分步骤、分阶段的。一个国家的价值认同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千年传统文化的沉淀、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糅合、多民族与多宗教的交汇、对合理的社会公共价值信念的呼唤以及对优良民族文化秩序的回归祈愿，这一切都使得当代中国的价值认同受到多元文化的深刻影响。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并包、代际赓续、多元融合、价值整合能力，也处处彰显着中国文化大国的软实力。

我国要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构建文化大国梦，离不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建设。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认为，全球化过程涉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扩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传播，军事打击范围的扩大以及民族国家在全世界的扩展，而与此过程如影相随的是帝国，先是两个帝国争霸，最后仅存一个帝国”。因此，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文化领域中具有主导性、关键性的内容，决定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性质和主要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指引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旗帜。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一词是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1796年首先使用的，其意是指揭示人们偏见和倾向根源的“关于观念的科学”。这表明，意识形态与观念文化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意识形态犹如一种思想构架，正是通过意识形态，人们感知、阐释和生活于他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社会，并形成了一系列的观念文化。马克思通过对于权力诠释学的批判使我们认识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使我们认识到文化诠释活动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即每个时期的文化意识形态活动和文化建设都不可避免地是在共同的权力结构下进行的。而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每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也是处理文化“一”与“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一致化和现实化过程是政治权力系统在自觉接受社会大众认同的一套普遍有效的价值规范基础上进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社会政治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共同作用发挥重要影响的过程。当然，我们在认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当今中国的引领和整合作用的同时，也应赋予其开放性、包容性、拓展性和建设性的时代内涵，尽量消除固态化、扭曲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就像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不能局限于“强国富民”的单一逻辑，而是要“拥抱一整套现代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公义、多元、王道、环保等，说到底，必须有一个现代的文明范式”。

我国要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构建文化大国梦，离不开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化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中国力量的整体彰显。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发展道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尊重。这意味着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之路，而且具有更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同时，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成就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重大任务和严峻挑战。我们说，希腊文明强调“认知”，希伯来宗教以“救赎”为核心，印度文化以“解脱”为中心，中国文化以“德性”为追求，这四种文化基本形态的每一种类型都存在相应的终极关怀以及自我超越意识。在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就是要化解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的冲突，为学习和适应现代制度寻找正当性根据。因此，中国道路不仅要突破西方既有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框架，同时也对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因此，在新的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依靠中国本身的文化力量及其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国际社会中正在取得越来越重要的经济、政治地位，但在精神文化领域，却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这就要求人们借此契机创造出匹配于经济政治地位的精神文化产品，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和软实力。并且，就中国内部而言，多元文化的纷繁影响，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任重道远，也迫切要求我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有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力量产生，并且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这种涉及各个文化价值领域的超负荷系统，亟须中国本土化文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和中国话语力量的加快崛起和有效传播。

建基于多元文化之上的文化建构和价值认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基点，也是塑造现实的理想主义的中国文化战略的判断基础。对于多元论的文化逻辑的梳理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意义上对于文化权利和文化价值的重新界定，有助于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视野，增加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同时，在世界层面上，也有助于我们整合自身传统资源和国际资源，通过文化主权的维护、文化自觉的弘扬、文化自强的夯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以多元化的文化逻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体现“多元”和“共享”等成为文化建设中首要的价值排序和立足基点，这是因为“多元”和“共享”这两个价值原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前提，是体现理性的、科学的、可持续的文化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表达人们主体性的、创造性的、开放性的文化精神的重要诉求，是彰显法治型的、自觉型的、有序型的文化建设路径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