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普陀山文化的性质衡定

在构建“普陀山文化史”的叙述体系时，还必须思考和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普陀山文化史的研究，需要依据什么样的判断？也就是说，还必须对普陀山文化的性质加以衡定。

普陀山文化的本质或者说基本核心是什么？是佛教文化，是建筑艺术文化，是山海自然文化，还是人文名胜文化？

这就需要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也就是彼得·伯克所说的从“外部研究”的角度，来深入构建普陀山文化史研究的另外一个维度。

我认为，普陀山文化的性质或基本核心，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佛教文化，也不是建筑、自然和人文名胜等其他文化，而是一种包含多种内涵的社会文化。

因为无论是历史存在还是后来的客观实际，也不论普陀山文化有多少其他属性，有一个事实是始终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普陀山是一个人居岛，是政府管理下的一个社会单元。虽然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普陀山的主要居民，是一群“出家”的人，其他居民都是为这些“出家”人提供服务的。但是在宋僧真歇大力为观音道场奠定基础的时候，普陀山还有很多原住民，那就是靠打鱼为生的渔民。这些渔民与沈家门等舟山渔场上的其他渔民没有任何差别。就算真歇用佛理点化他们，使他们归顺于普陀山僧人的管理而放弃捕鱼杀生，也改变不了他们“普陀山居民”的这一性质。所以普陀山的“社会单元”属性是自古就存在的。普陀山从来没有成为“纯粹”的宗教场所，“僧人治山”的管理模式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从根本上来说，普陀山仍然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它的文化，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当然与其他地区相比，普陀山社会文化的组成元素和各元素的占有比例是比较特殊的。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社会区域”。

根据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介绍，文化社会学是从综合社会学中发展而来的一门学科。其学术积累之路源远流长。在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庞大复杂的社会学体系中，社会文化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但是到了德国社会学家巴德（Pual Barth）那里，却发展为一门学科。他在1897年所写的《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要进行“文化时代的社会学”研究。到了20世纪初，这个文化社会学在德国基本成型。中国知识界也比较早地介绍并接受了这种学科体系。20世纪30年代朱谦之的《文化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此都有所介绍。

所以如果从学理的角度来探讨普陀山文化的属性，我们仍然可以得出普陀山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结论。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完全符合文化社会学的一般构成原理。

文化社会学的构成或者说是研究范围，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化社会学研究某一社会对象文化起源、形成、积累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某地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其环境，文化社会学还要研究这个社会单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文化的发展是历史性的，而且这种历史性呈现为一定的阶段性，文化社会学要研究这种阶段性。文化社会学注意研究文化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如果把这几条揆之于普陀山和普陀山文化，那么可以发现，它们是非常契合的。

首先，普陀山文化的确存在着一种起源、形成、积累、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普陀山还是一个原始荒岛的时候，安期生、梅福等传说组成的仙道文化就已经在普陀山氤氲飘逸。后来观音文化将普陀山发展为道场，佛教文化渐渐取代道家文化成了普陀山的文化的主流，但是它并没有排斥道家，而是让梅福庵、葛洪井等文化遗迹保留了下来。几乎与此同时，达官贵人、骚人墨客大量上山，留下了各种传说和诗文作品，人文名胜文化迅速发展起来……所以它的历时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历时性还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有过海禁期间的暂时中断和衰落，但从未彻底中断过，也从未有过根本性的文化转向。它的历史传承性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本书需要重点考察的“文化史”现象。

其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岛屿，普陀山的自然环境具有海洋自然的典型性。而从社会环境的角度而言，普陀山既是宗教社会单元，也是大量岛民居住的世俗社会，它具有浓郁的海洋社会的各种因素。

再次，普陀山文化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均衡地直线地发展，它具有显著的阶段性。而且由于明清两代严厉的“海禁”政策的实行，普陀山文化的发展还呈现出反复、倒退、再发展这样的复杂性。这也是本书需要重点描述和阐释的地方。

所以说“普陀山社会文化”的组成，不仅不是单色的，而是复合型的，而且还与历史一脉相承。它是一种综合性、系统化的文化组成。这种特点正是社会文化的普遍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