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梵僧燔指”与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灵感遂启”

有关“梵僧燔指”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宝庆四明志》，自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以后的各普陀山志，也全都存录。其文如下：

唐大中，西域僧来，即洞中燔尽十指，亲睹观音与说妙法，授以七色宝石，灵迹始著。

这段记载，全文仅32字，故事内容在舟山一带几乎家喻户晓。研究观音文化的人士更是耳熟能详。但是至今还没有人对之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里面所包含的普陀山文化史方面的价值，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

那么“梵僧燔指”在何意义上开启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灵感”？

1．时间节点：唐大中年间

这个“梵僧燔指”故事有清晰的时间节点——“唐大中”。唐大中已经是晚唐时期了。“慧锷请观音”的故事，根据宋僧志磐所撰《佛祖统记》记载，也发生于“唐大中十二年（858）”。这是很有意思的。“慧锷请观音”是普陀山观音道场开始建立的标志性传说。这个传说有很大的真实成分，因为慧锷实有其人，普陀山也的确曾经有过“不肯去观音院”，慧锷把本想带回日本的观音像，留置在当时前往日本的必经之地普陀山，也是有极大可能性的，当然“铁莲花阻船”云云，显然是传说和神话了。

众所周知，普陀山道场的建立，以两件事为标志。这两件事都记载在盛熙明的《补陀洛迦山传》里。

其一是“宋元丰三年（1080），王舜封使三韩。遇风涛有感，以事上闻。赐额曰宝陀观音寺。置田积粮，安众修道，岁许度一僧”。这则史料的意义是它第一次明确记载朝廷首次表明了对于普陀山道场建设的倾向性态度，从此“宝陀观音寺”（后来的普济禅寺）就成了普陀山供奉观音的主刹。也是从那时起，普陀山开始有了正式的修道僧众。“岁许度一僧”，说明政府对于普通人出家做和尚控制得还是比较严格的。“置田积粮”表明，从宋朝开始，普陀山有了自己的寺产。

其二是“绍兴元年辛亥，真歇禅师清了，自长芦南游，浮海至此。结庵山椒，扁（今作匾）曰‘海岸孤绝禅林’。英秀多依之。郡请于朝，易律为禅”。真歇是普陀山观音道场实际上的开山师祖，“易律为禅”标志着观音文化在普陀山的真正落地。

无论是“元丰三年”还是“绍兴元年”，都已经是宋朝的事情了，所以说普陀山道场的建立，开始于宋朝，那是不会错的。

但是“梵僧燔指”在普陀山山志的记载里被明确为发生在“唐大中年间”，“慧锷请观音”也发生于这个时候。无论巧合与否，“唐大中”都是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它将普陀山观音文化史的起点，往前推了将近200年。

那么“唐大中年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与观音文化有关的事情？

《太平广记》卷一百一“云花寺观音”条记载：“长安云花寺有观音堂。大中末，百姓屈岩患疮且死，梦一菩萨摩其疮曰：‘我在云花寺。’岩惊觉汗流而愈。因诣寺寻检，至圣画堂，见菩萨一如其睹，遂立社建堂移之。”文末注明材料来自于《酉阳杂俎》。《酉阳杂俎》是唐人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集。唐朝人记载唐朝事，说明还是比较可信的。这是一件与观音文化有直接关联的事件。而且野史和民间一直有唐宣宗曾经“出家为僧”的传说。据说唐武宗为了争夺皇位，曾想杀死光王（后来的唐宣宗）。于是派中常侍四人将光王抓来，浸在宫内厕所里。有个叫仇公武的宦官有心搭救，便假意借口已杀死光王，而将其送出皇宫。三年后，武宗死，宦官头子才将光王请出来当皇帝。五代时的《中朝故事》《北梦琐言》及宋陆游的《避暑漫钞》中也都有光王潜逃到江南遁入空门的简略记载。

可见“唐大中年间”观音文化在长安非常流行，佛教氛围浓厚。“梵僧燔指”和“慧锷请观音”将故事时间设定为“唐大中年间”，与这个背景不无关系。

2．主体信息：梵僧东来

“梵僧燔指”故事的主体是“梵僧”。梵与梵文有关，梵文是流行于印度的一种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所以这梵僧，当是指印度僧人。也有人认为这梵僧不是特指，而是泛指西域僧人。但是无论是指印度僧人，还是泛指西域僧人，他们都是“西域方向过来的僧人”，也就是说是从观音文化的“发源地”印度一带来的。

这个身份包含非常深刻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印佛教文化交往中，来华梵僧所起到的作用是极为重大的。从佛教文化交往的角度来讲，中印间交往的趋向可谓单方面的流动，即从印度向汉地流动，这一趋向贯穿于中印佛教文化交往的始终。因此来华印僧所起到的是对华佛教传播者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梵僧入华主要有三个阶段：公元前后至西晋阶段、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阶段和隋唐阶段。来华人数分别为14人、55人和46人。他们的入华路线，第一阶段以陆路为主，第二阶段以海路为主，第三阶段陆路海路交错。

所以如果从时间上来考察，那个来到普陀山的梵僧，当属来华的第三阶段，即隋唐阶段中的一员。这批僧人主要来自中天竺、北天竺、南天竺、东印度和西印度。这些地区大多是观音文化流行的地区。所以可以这样理解：那个梵僧的到来，意味着普陀山观音道场与古印度观音文化发源地，产生了直接的传承关系意味着，普陀山所供奉的观音，在法理上，是具备了权威的正宗性的。而不能把普陀山观音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化”的（其实也有民间化的意思）观音。

3．地点密码：潮音洞前

“梵僧燔指”的故事地点被设置为“潮音洞前”，这也是非常有深意的，因为在普陀山观音文化中，潮音洞是一个具有相当意义的地点密码。

普陀山第一本山志《补陀洛迦山传》记载：“潮音洞，菩萨示现之所。……石洞巉岩，瞰海回顾无畔岸，人迹不及。洞上有穴如天窗。”可见潮音洞一直有“观音大士现身处”的传说，这个传说有自然气候环境的合理性，并且与普陀山观音文化的形成历史相吻合。因为这里面向东方，阳光直射，容易与潮雾水汽形成反光，幻成各种奇异光像，有时候看起来像观音宝相，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潮音洞位于普陀山紫竹林一带，与不肯去观音院很近，这里是普陀山早期观音文化形成的重地。但是这些观音现身的传说和观音文化的形成，都是宋以后的事情，在唐朝的时候，整个舟山才刚刚开埠，普陀山还是荒岛一座，只有安期生等人的传说影子，所以这个唐朝时候的梵僧来潮音洞前燔指，应该属于后人的附会和演绎。

4．结果隐喻：亲见观音

梵僧通过“燔指”而且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自焚的极端方式“逼迫”观音，终于得以“亲见观音大士”。这种求见与后世的史浩父子见到观音现身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能见到观音大士，无非是有缘之人有德之僧。虽然根据《华严经》的记载，就算是在古印度的补陀洛迦山上，能够见到观音大士的人也寥寥无几。

但是“亲见观音大士”，仅仅是第一步，如果仅止于此，梵僧何须焚烧掉自己的十个手指？梵僧求见观音的最根本目的，或者说这段记载最需要表达的主旨，是为了传承文化，所以紧接着的观音“与说妙法”的描述，就显得特别的意味深长。

梵僧不远万里来到普陀山“逼求”观音的情节设计，乃是为了暗示，他是印度观音文化发源地来的“代表”，他求见观音是为了从观音身上“传承”最正宗的观音文化并带回印度。因为从观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自从北朝时期输入中国，观音文化在印度这个观音文化的发源地，反而日渐式微了。

所以在故事里，观音不但露出宝相接见了他，还“与说妙法”。印度来的僧人，在东土的普陀山上聆听来自印度的观音说法，这样的情节设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都是意味深长的。

5．信物符码：七色宝石

在这段传说里，梵僧不但得到了观音的“亲见”，得到了观音的“与说妙法”，而且还得到了观音亲授的“七色宝石”。

这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观音文化的传承意义。因为这“七彩宝石”是观音文化的一种“信物”信息：根据观音文化经典《华严经》的记载，观音就是在古印度南海边补怛洛迦山的“金刚宝石”上宣道的。

所以故事中的“七色宝石”，并非表示为非常贵重之物，而是观音在自己的“道场”上进行传道的一种隐喻。它象征着普陀山才是当时观音的最正宗的道场，所以对于这个梵僧从西域来到普陀山接受观音讲道的故事，我们不妨理解为观音道场从印度到普陀山的转移和真正确立，所以它后面紧接而来的是这样一句话：“灵感遂启。”

也就是说，在对代表着古印度观音文化的梵僧进行了讲道、送以宝石以后，观音正式表明自己今后将以普陀山为道场，于是普陀山的观音文化“灵感”才正式开始了。

任何故事都是一种叙事，而叙事都是在表达一种声音，“声音存在于文体和人物之间的空间中”。上述“梵僧燔指”故事包含的种种信息，都在传递一种声音，那就是宣告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真正确立，而这个确立，却是以梵僧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身份背景和文化含义的佛教徒“逼求”观音和聆听妙法的程式来完成，那一串“七彩宝石”则是这种完成的标志。所以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构建，不知有多少人读懂了这个故事里所隐含的真正意义？

但是远在美国哥伦比亚的宗教学博士于君方却似乎“听明白”了这个声音。他在自己的专著《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中分析普陀山的“起源神话”中的“梵僧燔指”和“慧锷请观音”的故事时指出：“两个故事都和外国僧侣有关，第一位僧人可能来自印度第二位则是日本僧人。鉴于有必要确立此岛即为神话中的普陀洛迦山，普陀山志书特别强调此岛与‘异国的关联’或许并非偶然，因为如果这座岛的确是佛经中赫赫有名的普陀洛迦山，则这项事实不只必须被中国人承认，也必须受到外国信徒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