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基本焦虑之安慰者

读过布鲁门贝格《神话研究》一书的读者总会对其隐喻化书写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与我们阅读哲学著作的感觉大相径庭。布鲁门贝格以哲学家名世，但其著述首先不是通过抽象概念来认识和理解，而是借助隐喻和想象进行论证。这样有可能冒西方意义上哲学之大不韪，因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始终把隐喻当作危险的敌人。在《神话研究》中，思想始终借助隐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隐喻化书写并没有把现实事物推向一个虚构的文学空间，而是借助一般的比喻和象征把现实呈现在人们眼前。全书充满自由不羁、想落天外的艺术的想象，用直观、神话和思想原型等隐喻学的力量，进行自我把握，进而把握我们的世界，并试图揭示世界的秘密：“拥有世界，通常是一种艺术的结果……”隐喻反而构成理性言谈本身的“基本要素”，这是哲学著作风格史上的一大奇观。

在人类的生命历史和世界进程中，作为人的存在基础而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原则上无法回答，而且更为致命的是，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生存境遇中是无法被消除的，它们不是等着我们来发现和理解的问题，而是一道思想闪电，用形象和隐喻、象征和故事等修辞力量，照亮我们严峻急迫的生存情境。据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记载，古希腊智者阿波洛多罗斯曾讲述过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妙故事”。忒拜的狐狸命中注定不会被捕捉，雅典的猎狗命中注定能够捕捉到一切它所追猎的动物。倘若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两只动物哪天机缘凑巧相遇在一起，这个典型的悖论对于任何世俗的意义来说，显然是最咄咄逼人的挑战和最令人困惑的境遇，它非得需要布鲁门贝格的“神话思维”来解决问题不可。宙斯的处理方法非常高明，他大手一挥，手指一点，两个动物立马化为无言、静止的石头，从而摆脱这个困境。这里并非是解释学超出作者赋予文本的东西而丰富文本，而是隐喻学无法预料地涌入文本的创造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类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进程中，重要的不是隐喻的意义问题，而是其功能问题。因此，布鲁门贝格把书名“Arbeit am Mythos”定为动态的词组而不是名词性词组。神话研究的功能性思维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解释学理论的构建和阐释，而是隐喻技巧的运用和展示。莱辛曾计划写作“浮士德”，原想与歌德打擂台。不承想，创作手稿不知什么原因在旅途中丢失了，留下来若干的断章残简，但已足见不同凡响。兹举一例。当地狱里的七个精灵出现在莱辛笔下的浮士德面前时，他问他们中谁速度最快？众人叽叽喳喳抢着回答世上各种速度很快的现象，唯有第七个精灵回答他说：“世上最快的速度是从好变坏的速度！”这个答案让浮士德很满意。神话思维的连环拓扑突变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需要我们转换理解的技巧。当我们对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比起其他剧本来它的情节发展最为迅速、篇幅最短的现象曾迷惑不解时，布鲁门贝格神话研究的拓扑思维及时更新为另一种视野的理解。麦克白从一个原为国立下功勋的大将堕落为众叛亲离的罪人，此乃莱辛所理解的堕落的最快速度。此时，我们唯有对莎翁戏剧艺术拍案称绝，大师乃洞悉文体修辞和艺术感知之间的秘密。布鲁门贝格有理由把哲学称为“专注的训练”（Disziplinder Aufmerksamkeit），其任务是“磨砺感知能力”。

文化上的总体性及其理解是不可穷尽的，也是理性无能为力的地方，但是，想象总是包含比它们所表达的东西更为丰富的内涵。隐喻学作为无法还原的幻想之奇异产物，触及不可言说的言说，构成不可理解的理解的怪圈，受到总体性思想思维奴役的大师们尽管无法放弃隐喻学怪圈，但无法转换成任何客观化的语言。圣经的乐园神话的寓意解释曾是我们一言难尽众说纷纭的学术公案。我们且不说灵知主义对乐园神话的解构，单只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乔治·西美尔与此相关的变形和颠覆，足以说明乐园神话是一个总体性神话，是所有时代人类认识的基本范式。

费尔巴哈曾用一个冗长的句子表达圣经乐园神话意蕴：“勿用争辩的是，就是在亚当摘取善恶知识果实，并以丧失生命为代价的同一棵树上，他也摘下掩饰自己赤裸身体的树叶，只有领悟这一意蕴的人才成为《创世纪》唯一的解释者。”费尔巴哈在禁果和遮羞叶之间——它们都来自于知识树——建立了小小的联系，引发它的道德关联和由这种关联所唤醒的必然性之间深刻的含混性，因为这种联系几乎不能回答任何由人们所提出来的严肃问题。含混性不是我们清晰地看到的事情的真相，而是震撼于一声巨响，从存在迷雾中重新回到港湾。布鲁门贝格从西美尔身后发表的日记中找到一个简洁的句子，做一次大胆的思想上跳跃，又一次实现乐园神话的变体：“从知识树上摘下的果实尚未成熟。”这里所展示的技巧犹如体操鞍马跳跃动作惊险复杂的翻转，但稳稳落地。它只做小小的改动，却收到最大的变形效果。从整个传统来看，我们相信这个文本指涉一枚苹果，然而，从这些图景来看，很少头脑曾对准这枚水果本身。一种不期而至的突然顿悟之光照亮灵魂的黑暗渊面，形象化的联想正在心灵中冉冉升起逐渐明亮灿烂的朝霞。按费尔巴哈的说法，遮羞叶发挥的作用只是使人们更多地联想到知识树结出的果实很可能是无花果。西美尔用这样的事实转移我们的视线：“天堂里的果实代价只能以天堂来偿还；除了禁止和诱惑之外，他想知道这枚果实还有什么价值？它没有腐烂，但比腐烂更糟的是：它还没有成熟。”

乐园神话中同一形象的每一次再度利用，都改变了叙事的细节，突出曾是次要的东西，或者缩减从前被认为是重要的内容，直至生成神话研究中一种全新的东西，赋予人类境遇以一个完全不同的阐释。比腐烂更糟？它意味着这种罪行中正确的因素被打发走了。

成熟是一种品质，它既不是诸神也不是人类所能强行占有的品质，因为它只被认为是时间的恩赐——这枚成熟的果实——但它偏偏被忽略了思考。这里的一切事物都依靠于这种论旨的如何使用：它既不是从天堂的堕落，也不是死亡对自由的惩罚，或者与仁慈的花园主人的争吵，这些都曾使后来的思想家沮丧不已；毋宁是这种苦恼是由这个事实导致的，这也是所有时代人类所具有的范式：这枚果实从知识树上摘得太快了，太仓促了，因而对丧失了天堂的补偿也被没收了。

“果实的腐烂”的寓意解释会让人们明白它是一种分辨善恶的道德判断，“未成熟”意味着人们还未曾知道什么是善恶，因此，“从知识树上摘下的果实太快了”，使我们连从错误中学习经验教训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尽管人们认识到乐园神话是一种整体神话，但它对于人类经验来说，我们作为个体还没有成熟到来完整地认识和理解它，西美尔悲伤地“看到这枚唯一的果实非成熟性值得人类付出的痛苦”。西美尔生前没有将这句精粹的话公布于众，而是将之沉默于日记里，而我们这些后学则以一种笨拙而难堪的好奇心看到了一个既有效又私密状态下神话研究的视角。布鲁门贝格既没有为乐园神话设计一个连续系列的隐喻释义，也不是相反，在重大的思想转折和断裂中踽踽前行，而是以一种戛戛独造的神话研究把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融合为一种持续进行的神话研究过程。

布鲁门贝格的隐喻化书写是个人风格化的结果，还是文化创造的内在选择？相信读者们和笔者一样认为，两者兼而有之。首先，除了早期几本关于现象学的著作以外，隐喻化书写贯彻他著述的一生。隐喻化书写作为个人化的风格，使他获得德国学术界1980年度“弗洛伊德散文奖”即是证明。据说此奖的初衷是为改善德国学界那种枯涩无趣、单调乏味的康德式文风而设立的。其次，隐喻式的书写反映了布鲁门贝格一种深刻的神话研究的意蕴——在修辞学领域展开一种人类学的“自我捍卫”行动。在布鲁门贝格看来，人这种生物相对于别的生物来说，是一种非法性存在。柏拉图曾在《普罗塔戈拉篇》中言及，人无法拥有其他生物谋生的一技之长，又有最漫长的受保护的成长期（包括哺乳期），但人又高居食物链的最高端，统治整个世界。布鲁门贝格着重强调，人的无能表现在：人缺乏一个对他而言是陌生的环境的特定适应性。因此，从法理上来讲，人在世界上生存是一种非法存在。生存的困境使人焕发出创造的热情，修辞学就地取材于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以修辞学的主要命题——不充足理由律，提出“存在理由问题”的“生存动机”和“生活图景”，作为人这个匮乏生物的必要补充，帮助人类改善人的意向性生活的无能状况。而我们这个匮乏生物利用这一原则的创造力学会弥补其尴尬的缺点，练习在这种状态下生存下来，这一切作为“绝对隐喻”，在《神话研究》中，在西方审美思想史上绵延不绝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中可见其特质。

当现代启蒙理性在最伟大的成就——科学的武装下，理性进步神话一路高歌时，我们不无颟顸地把儿时祖辈们流传下来的神话扔进了历史旮旯。可是，神话却一次又一次地改头换面潜入我们的意识和心灵。譬如，进步神话就是一个现身说法的“最后神话”之典型。我们无法摆脱的事实是，神话创作（Arbeit am Mythos）至今绵延不绝。那么，我们为何需要神话创作？

Arbeit am Mythos（work on myth）的中译颇为棘手，布鲁门贝格寓两种含义于这一词语之中：当它表述神话创作之意时，泛指一切历史语境下同一故事材料的反复书写变形，这形成一种文化的叙事形态，译为“神话创作”；当它蕴含各种意义内涵为各个历史语境所理解时，这表现为一种神话解释学，译为“神话研究”。综合两者意义，就是哈贝马斯所划定的“哲学叙事”文类。

对于神话，现代人有一种轻视古典智慧、自以为是的傲慢态度。现代人最大的错误莫过于，以认知性的方式来解释神话意向的可能性。殊不知，神话的功能性描绘能够将我们的焦虑转化为一种可以驾驭恐惧的好处。正如我们时代教父笛卡儿把“最后的妖怪”——现代主义式的怀疑意识——引入现代世界后，导致新颖“绝对主义”威胁乘虚而入的局面。“要将这个最后的妖怪驱逐出这个世界，对认知性的主体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主体自身成为权威。”如今有关神话论争的矛头指向之处便是人类对上帝地位的公然挑战，其最锐利的武器便是德国观念论“把自我提升为神”这个最后神话。谁能说科学已经把神话扔进了历史的角落呢？在现代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神话功能性描绘依然能够确定主体在全部经验中起构造作用的那种必要性论证，所以，它永远是凄风苦雨中人类命运的庇护神。在伦理和审美视野中，在布鲁门贝格所谓“怀疑向安慰突变”的地方，人自由地走向意义的筹划。因为，“在上帝体验到自身能力界限的地方，人的怀疑终止了”。

唯名论的“神学绝对主义”终于被现代人的“自我捍卫”有效吸收之后，它转眼之间把恩主驱逐出了形而上学的畛域。当现代人弹冠相庆“自我捍卫”之造神运动的“伟大功绩”时，“现实绝对主义”（der Absolutismus der Wirklichkeit）依然潜藏着“神学绝对主义”的幽灵。以实在论（realismus）反对唯名论，历史的反讽力量使之无可救药地走向了“绝对主义”的不归之路。人的自主意识依然为找不到宇宙位置而焦虑、狂躁。没有了中世纪绝对统一的独断论上帝，启蒙后的多神论无法向我们指明路向，安慰现代人疲倦而苍老了的心灵。多神论神话仍然还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它激发了与众不同的焦虑形式。无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还是现代人在某些类型上征服统治所产生的自豪感，终究难以根除自我捍卫的绝对意志所造成的整个原子般碎裂的社会难题。

针对启蒙之后的诸神之争的痛苦根源，神话创作会是一种“心理的补偿功能”吗？比如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无可否认，神话创作就是为了讲述故事，消磨时光，消除人在夜晚里没有“光照”的恐惧。由于神话的叙事与真实、自然、神圣等观念的生存筹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为我们拯救出另一种不同“现实”。但是，这种“现实”萦绕着悖论、矛盾和荒诞的审美光晕。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拥有这种“现实”？

神话功能所发挥的作用依赖于神话的叙事，并发生于神话创作中。一种古老的宇宙图式叙事构成了神话功能的叙事原型，尽管布鲁门贝格有意地与原型这个概念保持距离。如果说，“地球漂于海洋之上，或者地球从海洋之中突起”的神话叙事是西方海洋文明的结构背景和叙事图式，那么，奥德修斯的漂泊寓言无疑是西方人在文明史上第一次阐释这个宇宙图式。“地球漂于海洋之上”意味着人类恒在地处于种种海神式变幻无常的破坏威胁之下。人类这种根本上属于未来型的受造物，老是受到生存焦虑的困扰。人性过于具有可塑性和适应性，人类的想象力过于丰饶，因此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易于受到困扰……因此，我们人类的预言能力常常迷失在诸般可能性的幻想之中。世界绝不会湮没消失，人类的苦难亦没有尽头。布鲁门贝格冷酷无情地宣称，就人类经验而言，这种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回避的。值得庆幸的是，世界也根本不存在令人恐惧的唯一而绝对的力量，因为《神话研究》总结出了一条权力分立的规律，我们以此应对现实绝对主义对我们生存的压迫。在此过程中，我们在某种标准叙事框架中所采纳、运用、改变和扩展的内容，总是表征着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定恐惧和焦虑形式的应对和“筹划”。因此，追问何种叙事框架或形式具有意义，它决定了我们对意义问题的态度应该采纳语用学的解释立场，因为林林总总神话故事的“变形记”总是作为相关者，或者作为被吁求者而被人援引。尽管神话并不解释什么；神话并不使隐晦者变得明朗，使难以理喻者变得可以理解……神话纵然有千般的不是，万般的无奈，但神话唯一的好处能使人“确信无疑”，具有这一点就够了。神话的意蕴在于“某种类型的熟悉与亲近，或某种可靠的预期，它的意义紧紧围绕着权力以及权力的限度问题”。在援引和阐释神话创作的过程中，神话思维的“不充足理由原理”（principium rationis insufficientis）与宽容和自由而不是偏见这些可能性联系起来。

就现代自我理解所走过的历程而言，诗歌和神话有助于消除我们命运中邪恶的偶在性恐惧，有利于我们对自身命运的掌握。传说中的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在现代世界看来仿佛是宣扬被启蒙了的多神论，因此，用文学取代宗教是现代思想进程中一个正当性的目的。布鲁门贝格“神话思维”的功能观为我们进入自身的存在而开辟了一条道路。在诗学参与“理论欲望”的历史进程中，诗人的想象就像上帝的意志一样，发出了现代诗学史上最为响亮的“自我断言”（“自我捍卫”）。由于神话想象起着“使人远离不可思议的神秘性质的功能”，这种历史演化中神话意义的生成过程，成就了人类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的生存筹划。神话这种生存意义上筹划，可以为我们在布鲁门贝格后来名著《马太受难曲》所感觉到：“唯有在审美地意义上，在欠负与罪经验的彼岸，这种生命才能获得成功。”据此，他认为神话功能的安慰作用发生在：审美体验的沉醉和伦理情感的感恩中，一种有限的不朽经验的降临。

综上所述，神话的功能能够起到消除恐惧、给人慰藉和指明路向的作用，这对于人类来说万万不可缺少的，也是无法被外在权力所剥夺的。恰如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窃取火种为人类开创文明的行为，它指明了这样的神话意蕴：走向文明的生活也许是对上帝权力的公然违抗，因而充满了无限风险；它也许必定要由此遭受巨大的苦痛。但是，这种苦痛可以通过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救赎行为而告终。人类受这一神话故事的鼓舞而持续不断地进行“神话创作”。布鲁门贝格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纳入了考察全部人类事务的“神话研究”，因而他成了一位消除现代基本焦虑的时代安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