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周扬

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在目前情况下召开，大家的心情是高兴的。因为十二大刚刚开过，最近又开了五届五次人大，整个国家的形势、党的工作状况，都有很大的变化，各条战线都在努力开创新局面。而文学，是时代气氛和人民群众情绪的反映，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会有不同的文学。现在全国人民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颁发茅盾文学奖，这对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设立长篇文学奖，这是茅盾同志生前倡议的。这是个很好的倡议。正如刚才周克芹同志所说，我们大家都怀念茅盾同志，一直到临终的时候他仍念念不忘入党的事，他吩咐他儿子韦韬同志要我向党中央转达，中央很快接受了他的遗愿，恢复了他的全部党龄。茅盾同志本来是个老党员，他的这种至死不忘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几年来出版了400多部长篇小说，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很惭愧，我看得不多，这次得奖的长篇我只看了三四部。400多部，从数量上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长篇小说的总和。当然，文学作品不能单纯以数量来衡量；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可以抵几十部、上百部平庸的作品。巴金同志说了，这些作品还有一些缺点，这也是事实。《李自成》已经有了广大的读者，在评论界也获得了好评，可以说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虽然全书还没有写完，而且在评价上也有不同的意见。其他获奖作品也是同样，思想艺术水准或有高低不同，但总体来说是写得好的，有特色的。在6部获奖作品中，有四部是写“文化大革命”的，有的把矛盾写得相当尖锐，也比较深刻，比如《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冬天里的春天》《将军吟》这几部作品，都从正面写了“文化大革命”，应该说写得不错，都有相当广阔的规模和深度，风格新颖，色彩浓郁。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议论，有些议论还是比较尖锐的。对此，要做具体分析。“文化大革命”时间这么长，灾难这么深，人们有很多感受，有很多意见，甚至还有很多牢骚，你不让他在作品中发泄出来，这可能吗？只要不是单纯发泄个人怨愤，而是出于忧国忧民之心，真正做到恰如其分，忠于现实就好。我过去讲过，“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在文学中得到反映，不反映那是不可能的，不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现在这4部长篇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但确已向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所以大家重视这些作品，推荐这些作品是有理由的。

由此，我又想到茅盾同志建议设立长篇奖的重大意义。现在这次评奖，评了一年，同志们花了许多劳动，评奖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创作，为了发展和革新，并不是说获奖作品就完美无缺。评奖的同时也要讲评，要加以评论。文学这东西，必须在自由讨论中、在互相竞赛中发展，也就是用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手段来发展文学事业。这样才能促进而不会阻碍文学的发展，才能鼓励而不会挫伤作家的积极性。我们过去，包括我在内，没有注意经常做到按艺术规律办事，而是采取了简单化的手段，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作家，许多事情，我们都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艺术创作需要一定的才能，这本来是简单的道理，不应当忽视，当然也要十分重视把才能引向正确的发展方向。有些有才华的作家，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了；这些同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大都是很好的，是很有才能的。我是不是讲才能讲得太多了？不，文学艺术是需要才能的。

最近，我看了李子云同志给王蒙同志的信，我看这是一封写得很不错的信，里面分析了王蒙的作品，分析得不一定都很确切，都对，但用了艺术分析的方法，在作家、艺术家之间采取自由谈心的方式互相探讨，这种做法很好。同时我也看到了王蒙同志的一个发言，也很好。他是不赞成搞那么多专业作家的，这涉及文艺界体制改革问题，值得研究。发展文学艺术，必须用讨论的方法，评论的方法，竞赛的方法，这才是促进我们文艺发展的比较好的方法。这不是我的新的意见，毛主席早就讲过，归结到一点，也就是要贯彻“双百”方针。贯彻“双百”方针，一个重要问题是：艺术形式和风格问题可以和政治、思想有关系，但两者不是一回事，不能互相混淆。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但它毕竟有相对的独立性。作家和艺术家有选择自己所擅长的形式和风格的充分自由。所以贯彻“双百”方针，要鼓励两个自由：一个是充分讨论的自由，一个是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发展的自由。学术上的问题，艺术上的问题，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该允许自由讨论，这就是百家争鸣。艺术的形式和风格越多样化越好，这就是百花齐放。因为“双百”方针宪法里没有写，引起了疑问，外国记者也问起这个问题。宪法的语言是一种法律的语言，“双百”方针毕竟不是政治的、法律的语言，不一定写到宪法里去。但“双百”方针是我们要继续坚持的方针。这不是自由化，而是防止自由化的一个有效的措施。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要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要反对。但是，我们只有保证了充分的自由才能防止自由化；反过来说，只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才能保证真正的创作上的自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做到使作家既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又感到心情舒畅，如果心情不舒畅，他是写不出东西来的。所以艺术风格和形式上的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和批评，但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比如现代主义、现代派问题，比如说意识流的讨论，要使作家感到这种讨论没有什么危险，对创作还有某些好处，可以启发我们的想象。作家协会有的同志向我反映说，他们访问了高晓声，高晓声说：“我现在也知道没有问题了，对党的政策是放心的，但我拿起笔来总好像要左顾右盼。”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完全必要的，是一个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家的必要的品质。但却需要消除这种左顾右盼心理，这种心理仍然是心有余悸的表现。旧时代的优秀作家常常是批判现实主义者，对旧社会采取批判态度，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现在我们的作家也批评我们社会的缺点和阴暗面，但是根本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我们不是要否定这个社会，而是要不断改善它，改革它。我们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个根本的不同。所以对作家要十分慎重地对待，要关怀他们，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有一点灵感和热情，你不能破坏他的情绪，使他根本不想动笔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当然要破坏，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那是要破坏的，那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的。现在我们对作家的思想情绪更需要正确的引导，要为国家培养人才，爱护和保护人才。爱护、保护是第一位。批评也是为了爱护。在我们的国家，什么是最可痛心的浪费呢？这就是人才的浪费。爱护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要保护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当权的嘛！不像30年代，那时我们没有政权，没有法律机关，处在被压迫的地位，想保护也保护不了。今天不同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执政党，应该而且可以做到保护人才了。特别是对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创造，需要有更多的爱护、扶植和保护。要鼓励创新，鼓励探索，允许走些弯路。京剧搞流派，已经是有多少年了，文学方面当然也可以有流派。我不赞成人为地制造流派，更不要说是搞什么宗派、山头。但我们可以支持流派、鼓励流派，只要不是人为地制造流派。对艺术上的问题，只要不涉及政治上重大原则的问题，应当有更多的自由讨论，不一定急于做结论，这对于我们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有利的。

这几年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获奖的6部长篇，不能说没有缺点，但写出了这些长篇不能不说这是我们文学艺术的一个发展，一个前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祝贺，祝贺他们的成功，并且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原载《文艺报》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