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吴秀明

如果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作当代文学的一个起点，那么当代文学迄今为止已走过风雨坎坷的六十余年历程。六十一甲子，苍黄一瞬间。在回顾和反思这段两倍于现代文学时长的历史时，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当代文学学科构建及其研究“历史化”问题的重要性。而学科构建和“历史化”，就有一个文学史料的问题，也离不开文学史料的支撑。

众所周知，文学史料是学科构建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朴学和西方实证主义的精髓所在。文学史料意识有无确立以及实践的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研究的客观公允与否，而且在学术创新和学科建设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有时候一条史料的发现，可以推翻一个结论。因此，文学史料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它也成为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古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具有相对较恒定的学术水准，重要原因即此；五四和民国时期的一批学人如胡适、鲁迅、顾颉刚、郭沫若、陈寅恪、陈垣、郑振铎、闻一多、俞平伯以及嗣后现代文学领域的王瑶、唐弢等，之所以为我们留下了带有碑石性质的重要学术成果，也可从中找到解释。

应该承认，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和“贵古贱今”学术观念的影响，当代文学领域长期盛行的是“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研究理路；轻史料重阐释，将研究（包括立论和论证）建立在日新月异的“观念创新”而不是客观实在的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已成为主导这个学科的基本取向。这样一种研究理路在学科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如20世纪80年代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或许在所难免，且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深刻的合理性。因为那时刚走出“文革”，累积的问题实在太多，思想观念的封闭、僵化和滞后问题显得很突出。所以在此情形之下，人们才高度重视并彰显思想观念的解放，并将其当作时代的中心任务；而思想观念的解放，它的确也给当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重要的精神动力。但不必讳言，这样一种与文献史料“不及物”的研究及其空疏的学风，它本身是有问题的。一俟进入90年代，当人文知识分子由“广场”返回“岗位”，其所存在的“思想过剩”和“理论泛滥”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为什么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热点不断，却往往旋生旋灭，很快被历史所抛弃？为什么不少著述率性而为，无章可循，其研究往往变成无征可信的个人哲思冥想？对史料的漠视，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脆弱的软肋”。这也从侧面反映当代文学研究的浮躁和学科的不成熟。

针对上述这种状况，我认为在当前有必要强调和提出“当代文学史料学”问题，并藉此呼吁在这方面应该师法古代文学，从它那里寻找和借鉴有关的学术资源。王瑶先生早在1979年谈到“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时，就指出“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悉的整理和鉴别文献史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以后，马良春、樊骏、朱金顺等还对此作过更专门深入细致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很好的建议。最近几年，现代文学领域接连召开数次颇具规模和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更是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新思潮”。所有这些，对当代文学无疑是一个挑战，同时也为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我们不赞同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生搬硬套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史料的标准，却主张和倡扬从它们那里吸纳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和治学之道。已逾“甲子”的当代文学不是很年轻了，它留下了较之过去任何时代更为丰富复杂且永无止境的文学史料；其中有的还可堪称为“活态的文学史料”，它留存在不少当代文学亲历者身上。而这些人因年事渐高，加上其他各种因素，不少史料实际处于随时可能湮灭的紧迫状态，可以说，抢救当代文学史料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大量事实表明：目前，当代文学研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如何将“思想”与“事实”“阐释”与“实证”融会贯通，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所说的“思想过剩”和“理论泛滥”的弊病，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而从学科的角度讲，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也是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不少当代文学研究者已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或引进某种理论“漂浮物”是远远不够的，离开了真实可信的史料，正如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这样研究所得的“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其最终的结果，则不可避免地使“历史本质将被阉割，她的科学价值便不复存在，学科生命也随之窒息”。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理论阐释”尽管在现实和未来的当代文学研究中仍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和理念，它与“史料实证”之间的关系也不一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水火不能相容；但是就目前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现状来看，我们不得不对后者投以更多的关注，并认为它应从原来比较单一的“崇拜意义”或比较抽象的价值衡估的范式中走出来，向着包括“史料实证”在内的更加多元立体、更加开放宏阔的天地挺进，并把尊重历史客体、重视实证作为治学的基础，置于首位，在研究的思路、格局、向度和方法上进行一次带有革命性意义的重要调整。显然，这种调整对当代文学学科及其研究来说，不是个别局部和枝节的修残补缺，而是带有整体全局性质的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所内含的意义，不亚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耳熟能详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如果说“重写文学史”运动所体现的“观念创新”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那么现在提出并强调对史料的重视则可说是研究的又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表明当代文学研究在经过十余年的酝酿积蓄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艰难而又美丽的蜕变，有望在整体学术水平和层次上有一个大的提升。

当然，这样说并无意于否认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应当看到，6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我们也陆续出版了一些文学资料，包括20世纪80年代由茅盾作序、众多大专院校合作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现已出版近80种），也包括新世纪由孔范今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路文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文论选》、吴秀明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当代文学卷）等。但毋庸讳言，其存在的问题是突出的，也相当严峻：一、尚未普遍形成文学史料的自觉意识，崇拜理论、迷信主义而轻视史料仍有相当的市场；二、有关的文学史料工作，迄今基本停留在收集、整理和汇编的层次，且比较简单和零碎，明显滞后于研究，真正的研究似尚未有力地展开。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当代文学史料尽管散落在各类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和各种杂志、文集、选本以及大量的拷贝、影像资料中，它们与当代近距离乃至零距离以及与政治几乎处于同构的存在，给我们的搜集、鉴定和整理带来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所没有或鲜有的不少麻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降低了人们对它的积极投入，并由此及彼影响了对研究对象更加准确的把握。但正如福柯所说的，吊诡的是，这些历史档案并非如人们想象中的杂乱无章，那些看似混乱的资料堆积，其实就是一种有意图的历史分析。从本质上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选就是建立在对历史“还原”基础上的一种再叙述，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再努力。所以，当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搜罗爬剔的艰苦努力，从着重“观念创新”转向重视“史料证实”，将过去被隐匿或遮蔽的材料重新发掘、整理并公之于众，他实际上已越过官方或主流所设定的界限，不仅恢复了非主流话语和声音的旺盛生命力，而且有效地“拓宽当代文学的视域，重新梳理当代文学的历史线索，使当代文学的研究不再是对现代政党的真理性及文艺政策的研究，而是可以放在20世纪中国革命多重的历史抉择，放在全球性左翼文化的总体格局之中，客观和重新检讨当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及其教训，这样的研究在今天不仅不是梦想，不是虚拟的现在，而成为一种可能”。这也说明当代文学史料校注、辨伪、辑佚、考订、整理、编纂，并非是简单的剪刀加糨糊的纯粹技术性工作，它内在地体现了编者的史识及其重构历史的动机。

当然，今天谈当代文学史料问题，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呼吁，而应该在全面清理和总结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有一个整体通盘的考虑和实施计划。史料搜集、整理和编选不同于通常的个体化的学术研究，它相对比较适合于“集体合作”；而当代文学史料量大面广、丰富复杂的存在，也需要动员更多的有志者共同参与，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和物力，才有可能完成。当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史料之间有共同性，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里所说的独特，从纵向来看，大致可分“政治中心时代”和“经济中心时代”两个阶段；而从横向来看，大体则又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或曰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

（一）一种当代文学史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日趋松动和开放，虽未至禁忌尽除，却陆续公开或披露，它事实上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并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影响甚至深刻的影响。这里包括官方、半官方的，也包括民间的。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十六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薄一波的《若干历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胡乔木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李之琏的《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周扬的《答记者问》、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王蒙的《王蒙自传》、邓力群的《邓力群自述》（未刊）、贾漫的《诗人贺敬之》、梅志的《胡风传》、周良沛的《丁玲传》、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韦君宜的《思痛录》、涂光群的《五十年文坛亲历记》、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陈为人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郭小惠等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聂绀弩的《脚印》、廖亦武的《沉沦的圣殿》，等等。前者（即官方、半官方的），由于出自政要亲笔或其子女亲属之手，带有政治解密的特点，不仅在“浮出地表”之初的当时格外引人瞩目（初披露时还带有某种震惊的效果），而且对当时乃至于今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后者（即民间的），最具代表性的，恐怕要数被文学史家挖掘并命名的“潜在写作”，这一带有个性化的概念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的源于史料的提出的确扩大了文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为当代文学及文学史研究拓展了空间。当然反过来，概念本身也富有意味地照亮和激活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阐释，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此类史料主要集中于“十七年”“文革”两个阶段，它很好地起到了“记录着特定时期现代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说明这两个阶段文学政治化的特点尤为突出，文学在生成、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它备受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政治权力的干预；而与之相对应，文学在备受干预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作家和民间或显或隐的抵制。

（二）还有一种当代文学史料，广泛存在于各类档案馆、出版物、图像音响资料，包括自传、回忆录、书信、日记、手稿、报告、讲话、批示、访问、传说、口述、录像、录音、实物、照片之中，它与版本学、目录学、图书情报学、文物博物馆学、新闻传播学、计算机以及现实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连结在一起，牵涉收集、整理、编写、保管、出版、传播等各个环节，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但由于诸多原因，有的露出“冰山的一角”，有的沉潜或半沉潜于历史深处尚未跃出水面，若明若暗；即使初露端倪，也有很多不确定，还留下大片空白，需要进行鉴别、整理和拓展。应该说，当代文学史料的存在，更多是属于这种情况。它也是构成目前我们进行文学史料研究的主体和主要内容。有关这方面，笔者10年前在与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将其归纳为八个方面、六种表现，并认为它在搜集、发掘和整理上存在六大困难。这里恕不赘述。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在所有这些文学史料中，与重大政治事件关涉的文学史料的搜集相对最难也较为棘手，也许现在它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还没有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时候，其中有的甚至长久封存在具有保密性质的档案馆，不会向公众开放。但这不应成为我们裹足不前、消极等待的理由。相反，它应成为激发我们学术探秘的内在动力。当代文学史料在当下的意义，最具意味和价值的也许就在于此。它的可行性和可能性，也只有作这样理解，才比较切实。

本丛书编选始于2010年，目的是想通过努力，为广大文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史料，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做点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的工作，同时也为构建“当代文学史料学”作必要的准备。本丛书编选，主要强调史料的立体多维及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因此，进入我们视野的，除代表性或权威性论文外，颇多的是有关的文件决议、讲话报告、书信日记、思潮动态、会议综述、社会调查、国外（海外）信息等泛文本史料。这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独特之处，它可藉此将我们的思维视野投向被一般文学史所忽略了的更隐秘然而往往对文学更有决定性作用的细枝末节，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体化体制，从这个角度对当代文学史料进行全面系统而又富有意味的梳理和呈现。当代文学在60多年行进过程中，自身的确已累积了相当丰沛的史料。为了回应历史，也为了现实及未来发展的需要，现在是可以而且应该考虑“史料学”的问题了，有必要编选一套与其丰富存在相谐的、有特色的大型史料丛书。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责任。

迄今为止的文学史料基本都是按照“作家或文体”的思路进行编纂的，本丛书基于对当代文学史料的理解，当然也是为了打破这种传统的编纂思路和范式，有意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选择了“公共性文学史料”“私人性文学史料”“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台港澳文学史料”“影像与口述文学史料卷”“文代会等重要会议史料”“文学期刊、社团与流派史料”“通俗文学史料”“戏改与‘样板戏’史料”“文学评奖史料”“文学史与学科史料”等11个契入点，也就是11册，用这样一种带有“主题或专题”性质的体例来编纂当代文学史料。因为是尝试和探索，缺少更多的成功经验的借鉴，也限于自身的视野和学识，肯定存在不少问题或缺憾疏漏之处，包括史料的来源可靠性与内容真实性，史料的内涵与外延，史料的层次与结构，乃至史料的分类，等等。事实上，在整个编纂的过程中，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也在进行着调整。我们恳望得到业内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将来有机会加以弥补，把它编得更好，更周全些。史料编纂，从根本上讲，就是为史料的呈现寻找一个合适的“箩筐”，如果这个“箩筐”有碍于史料的呈现，那么就应及时调整这个“箩筐”而不是史料本身。总之，一切从史料实际出发，更好地还原和呈现史料，追求其多元性、学术性、前沿性的价值，是本丛书编纂的目标所在。

五年前，也就是2010年，我曾以“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获得批准。在完成该项目的过程中，有感于史料的重要而又搜集不易，遂萌生了编纂一套大型文学史料丛书的动念。于是，在确定了该丛书的基本构架和思路之后，就邀请马小敏、方爱武、付祥喜、邓小琴、刘杨、杨鼎、张莉、南志刚、郭剑敏、黄亚清、傅异星（以上按姓氏笔画排序）等11位中青年学者加盟，主持各分册的编纂工作，并任分册主编。本丛书是我们大家通力合作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它可以看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的衍生物。需要指出的是，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后期资助和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和浙江大学出版社有关领导鲁东明、袁亚春、黄宝忠等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深表谢忱。曾建林、叶抒、傅百荣、宋旭华等责编，为本丛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们的严谨踏实及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动，在此也一并致谢。

2015年2月13日于浙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