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文学奖

田志凌

从1981年茅盾立下遗嘱设立长篇小说奖以来，茅盾文学奖已经度过了27个春秋。而刚刚落幕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余音未绝，再次激起人们对这一奖项的观察和思考。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茅盾文学奖的争议之声就一直不断。因为每届获奖者都在地位上获得很大提升，因为茅奖实际上是国家文学最高奖的地位，使得这个奖项在饱受瞩目的同时，也引来种种诟病。

从评选程序到评委组成，从评选标准到评选结果，批评声持续不断。回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奖最初是如何创立的，那种尊崇现实主义、重大题材的倾向最早如何形成，各种争议又究竟来自何处？早年的历史或能从另一角度告诉我们答案。

一、缘起于新中国多年缺乏优秀长篇

1981年3月，身为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在病床上他做了一个决定。14日，在他口述、其子韦韬笔录下，茅盾先给中共中央一封请求在他去世后追认为中共党员的信，之后又口述了一封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两周后的3月27日，茅盾去世，享年85岁。4月24日，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会上决定推举巴金为新任中国作协主席，同时决定成立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10月13日，中国作协第二次主席团会议决定启动评奖，定名为“茅盾文学奖”，这是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文学奖。首届评奖的作品范围为1977—1981年间发表的作品。

“这并不是茅盾第一次设立文学奖。”负责第二、三届茅盾文学奖具体评奖工作的顾骧说，茅奖的历史可追溯到1945年。这一年的6月24日，重庆举行“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25周年纪念”。在庆祝会上，正大纺织厂的陈钧经理将一张10万元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茅盾表示自己生平所写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多，引以为憾，建议以这些捐款举行一次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有奖征文。之后，由老舍、靳以、杨晦、冯雪峰等人组成茅盾文艺奖金评奖委员会，举办了一次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征文活动，反响很好。

时隔30多年，茅盾临终前再次设立文学奖，这一次他奖励的对象是长篇小说。“茅盾曾经说过，长篇小说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水平。”负责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具体评奖工作的谢永旺说，当时中国作协已经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等（90年代初这些奖被统一为一项“鲁迅文学奖”），唯独缺了长篇小说的奖项。加上中国多年缺乏优秀长篇作品，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里，仅有《创业史》《林海雪原》《山乡巨变》《保卫延安》《红旗谱》《青春之歌》等几部长篇引起过反响。茅盾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也一直未能完成。或许正是念及这些因素他才决定设立长篇小说奖项。

“在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时候，长篇小说整体上还是处于萧条状态。”顾骧回忆说，“新时期文学先是发轫于诗歌，然后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兴起。”后来参评的长篇小说大多写作于“文革”末期。李国文写《冬天里的春天》时“文革”还未结束，“当时还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的天下，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发表”。1979年刚摘掉右派帽子，李国文将书稿试投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周克芹写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初稿是在1978年，1980年《红岩》杂志全文刊发，小说表现极“左”路线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巨大破坏，立刻引发反响。《将军吟》讲一位将军对极“左”路线的抵制，作者也是在“文革”中顶着风险写成。

二、开始奖金都出自茅盾25万元的利息

曾任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主任的文学评论家雷达，80年代初的时候还在《文艺报》工作，30岁出头。那时他真切地感受到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代氛围，有一种创造历史的兴奋感。“我怀着这种兴奋写了很多东西，包括1978年王蒙还没彻底平反，我就采访了他，写了《春光唱彻方无憾》，相当于是帮他鼓吹。”他还谈到《文艺报》那时也是走在文艺界的前沿：“1978年9月，《文艺报》组织开了一次为‘伤痕文学’叫好的会议，刘心武、卢新华都参加了。”

茅盾文学奖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大奖，也是对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次检阅。1981年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在《当代》杂志第一期刊载后，受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注意，数月内《当代》编辑部和作者收到了数百封来信。评论家雷达当时在《文艺报》工作。1982年第一届茅盾奖颁奖时，雷达是大会的工作人员，帮忙登记、招呼代表什么的。“那时代表们住在东四的一个宾馆，我去找古华，他是很得意的。现在看来，《芙蓉镇》在艺术上比较讲究，后来又拍成电影扩大了影响，生命力要更长一些。”得奖对于古华个人来说也是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他后来成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芙蓉镇》面世的时候正是‘清污’时期，古华还担心会受批判。我就对他讲，你的小说这么好，有什么可担心的，我给你写一篇评论。”

“‘四人帮’粉碎后，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恢复五四文学的传统，也就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因为在‘文革’期间这个传统被打断了。当时文学界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真实、大胆、深入地反映现实。”谢永旺说，很多作品和当时拨乱反正的社会主潮结合得很紧，像第一届茅奖的获奖作品《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等，都是对“反右”或“文革”极“左”路线的反拨。

1981年7月，谢永旺从《文艺报》社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建创作研究室。10月13日，中国作协开第二次主席团会议，正式决定评奖定名为“茅盾文学奖”。由创作研究室为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负责具体评奖工作。谢永旺回忆，“当时的决定是，作协主席同时就是评奖委员会的主任。作协主席团的成员丁玲、艾青、冯牧、冯至、欧阳山、张光年等同时就是评委会的委员。在我的印象里，没有制定具体的评奖标准，暂定三年评一次”。

谢永旺说，茅盾的捐款主要是用于奖金。“25万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那会儿我们的工资才几十块钱。奖金是从这笔钱里出，评奖过程的费用主要由作协出。”曾任第五、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主任的雷达则说，茅奖起初几届是用那25万的利息，而现在已经不够，从筹办、征集、评审及奖金，费用都已经由国家来付了。

三、第一届得奖顺序不是按照得票多少决定的，而是协商决定

1981年10月15日，评奖办公室向全国各地作协、文学期刊、出版社等93个单位发函，请他们推荐优秀长篇小说。这个函件中同时界定，10万字以上为长篇小说。“1982年3、4月间，我们一共收到了143部作品。然后由创研室邀请19个评论家、编辑和高校教师搞了一个读书会。在香山住了1个多月的时间阅读这些作品。”最后读书会筛选出18部作品，交给评委会。

“18部作品全让评委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届的评委会委员都是主席团成员，都是德高望重，年纪又大。而长篇又都很长，有的是两三部，几十万、上百万字。巴金、丁玲他们还是读作品的，但也不能全读，像艾青、冯至等好几个老作家，就说长篇小说他们可读不了那么多，他们的眼睛看不了。这时就由作协领导决定，成立一个预选组。”谢永旺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等于做了3层筛选。预选组由5人组成：冯牧、陈企霞、韦君宜、孔罗荪、谢永旺。这5人后来也加入评委会。40多岁的谢永旺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1982年5月到6月，5人预选小组在一个招待所住了1个多月，对初选的18部作品进一步阅读筛选。“我们5个人的意见基本一致。当时对于文学的看法大致上没有什么分歧。现实主义是那时唯一的也是备受尊崇的文艺形式。”

第一届没有规定明确的评选标准。这个问题在读书会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大家总要遵循一点标准吧。于是在一次讨论会上，张光年总结了4句话：反映时代、创作典型、启人心智、感人肺腑。“这四句话贯穿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原则，深入反映现实，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家也都同意，于是就这样办。”谢永旺说。

作为评委会主任，巴金并不参与具体的评选工作，但谢永旺回忆，巴金阅读了很多作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将军吟》，他都读过。我们提出名单时，他也觉得这些作品不错。”当评奖办公室向巴金征询评选原则时，巴金委托孔罗荪表达了“少而精”“宁缺毋滥”的意见。

“第一届评选还没有无记名投票，规则是第二届以后慢慢成熟起来的。”谢永旺说，经过预选组5人的商量，推举了6部长篇交给评委会审定，分别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莫应丰的《将军吟》、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都是一致通过。

最后还有一个排序问题。“第一届的顺序不是按照得票多少决定的，而是协商定下来的。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排在第一位，原因是我们要提倡文学及时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许茂正是反映”文革“后期和当时的农村问题、农民生活。《芙蓉镇》有一些小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芙蓉仙子’胡玉音的形象似乎不够典型，不是很规范的人物，所以放在6部作品的最后。”

1982年12月15日，第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举行。全国的作家、文学编辑、文学青年等600人到会，周扬在现场作了一个讲话，会上还发表了巴金的一个祝词，提出小说创作要“深一些、新一些”。6位获奖者每人获得3000元奖金，一个茅盾头像的奖章和获奖证书。

四、以前没什么作家走后门，后来未开始评奖就有人托关系

“从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开始，评奖的一整套方法、制度、原则、程序基本形成。”顾骧说。1991年中国作协通过的《茅盾文学奖评奖办法》是对这套方法的系统总结，包括：采取评委两轮无记名投票，最后一轮获得2/3以上票数的作品为获奖作品；不预先设定获奖数目；采取读书班和评委会两层筛选，但评奖办公室和评委可以在读书班提出的阅读书目基础上增加书目。

第二届茅奖于1984年7月启动，1985年11月选出获奖作品。这一届获奖的3部作品包括张洁《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和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沉重的翅膀》当时是有很大争议的。因为小说写早期改革的内容，有一些很尖锐的、当时忌讳的话。出版这本小说之前经过了审查，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出了修订版。”顾骧说。评选的时候，《沉重的翅膀》是以修订版入选的。

“茅奖的规则是不断细化的。后来几届又增加了一些条目。原来北京的评委多，后来就规定必须有不少于1/3的外地评委。最近还规定70岁以上不参加评委，参加过两届以上不参加。”谢永旺说，包括3到5部获奖作品数目，也并非开始就定下来，“是在评奖过程中逐渐确定的。”

在谈到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时，雷达说：“这些作品中还是有一些能留下来的。”比如上世纪末，中科院、央视等联合作的调查发现，读者选出的“20年内影响最大的书”长篇小说中排第一名的竟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三届茅奖作品。

这大概是很多当初选这部作品的评委没有想到的。顾骧就说：“从一个专业作家的角度来看《平凡的世界》没那么好。当时我们几个评委都有同样的感觉：在看到第40页之前小说都很沉闷。而到了90年代末，我到外地出差发现年轻的大学生都在看这部小说，感到非常奇怪。”雷达称他最初也不看好《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典型文本，有点接近批判现实主义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模式。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还能有这样强的生命力？”

雷达举出的“能留下来”的茅奖作品还包括《芙蓉镇》《李自成》《尘埃落定》《长恨歌》和《白鹿原》。而同一时期没有获奖，影响力又很大的作品，他举了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无论笨拙还是巧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都深切地、尽量诚实地关注了人生。”而入选的多数作品影响力并不持久。“有的作品在当时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和作用，后来时代变迁，人们对那个时代的事情不感兴趣，隔膜，这种情况也很多。”谢永旺说。

茅盾文学奖引发广泛争议是从第四届开始的。标志性的事件是1999年青年评论家洪治纲发表长文《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他的质疑集中代表了后来人们对茅奖的不满：过分强调史诗性，过分偏爱现实主义作品；“对叙事文本的艺术价值失去必要的关注；对小说在人的精神内层上的探索，特别是在人性的卑微幽暗面上的揭示没有给予合理的承认”等。

雷达承认茅盾文学奖对重大题材的倚重。“对题材的重视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和评论标准。”顾骧说，在他经历的前几届评选中，评委们会首先考虑那些能够对现实起作用的作品。“第三届评选中，本来按照投票数多少排第一的是凌力的《少年天子》，第二是《平凡的世界》。但当时的观念是觉得历史题材不如现实题材更有意义，所以将《平凡的世界》放在了第一位。”

“现实主义独尊”在前两届基本没有引起争议。争议出现在1985年之后，马原、刘索拉、格非、残雪等一批中国先锋派作家和作品出现。他们的创作与茅盾文学奖倡导的传统现实主义、宏大题材、史诗叙事看来格格不入。顾骧回忆，在90年代初第三届茅奖评选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一批优秀的现代主义手法的长篇引起了文学界的反响，包括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张炜的《古船》等。这些小说没有进入读书班推出的15部初评书目名单中，顾骧作为当时的评委会副秘书长，曾提出增加5部手法较为现代的小说作为备选，其中就包括这几部作品。“但最后好像都没有提到评委会去讨论，或者拿过去就给否定了。在那个时候，先锋派作品根本无法通过，评委根本接受不了。”

“多年来，评委的年龄和知识结构都受到限制”，谢永旺解释这种情况时说，“第一届中我算是年轻的，在我们求学的年代受的都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的影响，现代派的东西根本看不到”。不过谢永旺认为情况在变化，“年轻的评委越来越多，最近的第七届，我看到已经有很多青年评论家参与了，评委构成的改变肯定会带来变化”。

雷达认为，从后几届的评奖看，很难说茅奖就是“固守着传统现实主义”。比如《白鹿原》《尘埃落定》在艺术方面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又有心理现实主义色彩。比如《长恨歌》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来写一个城市的灵魂及其变化，这在过去的文学观念中是不太好接受的。

茅奖备受关注，还与获奖作家有太多利益大有干系。有人指出，历届茅奖得主几乎都成了各地文联作协的领导。顾骧说，从第二届起，茅奖的声誉日隆，开始受到各省市的重视，成为地方政绩。路遥获奖后，回到西安是省委领导到机场亲自迎接。第三届天津作家的《都市风流》得奖，书是浙江一家出版社出的，结果责任编辑被提拔成编辑室主任，还分了一套房子。“还有个作家曾给我写信，信里直接说他们领导说了，如果他得了茅奖，马上升文联副主席。”顾骧说，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来说情走后门的作家只有一两位，第三届时请吃饭、送礼的就开始多起来了，到了第四届，评奖工作还没有启动就有关系托过来了。不过他认为，各种评奖规则卡住了这种不正之风，比如2/3以上票数入选的规定，“要活动遍及2/3以上的评委，恐怕不是易事”。

关于意识形态在评奖中的影响也是备受争议。“虽然茅盾文学奖并非政府奖，但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政府的最高奖项。”顾骧说。正如评论家邵燕君所说，作协的身份决定了茅奖同时具有“官方奖”和“专家奖”两种属性，“按照这两种要求，评奖既要具备政策导向性，又要具备艺术权威性。茅盾文学奖并非纯粹的艺术奖”。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