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茅盾文学奖

雷达

一、评奖概况

至今，茅盾文学奖已评过了八届。获奖的这些作品中，还是有一些能留存下来的。比如，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网站所做的调查发现，文学类长篇小说的第一名竟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里就以此为例。这是一部承继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但又有很大更新的典型文本，路遥从他的文学“教父”柳青那里确实学到了不少精髓，在写法上却更接近批判现实主义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模式，写了1975到1985十年间的陕北农村及城乡交叉地带的编年史。我们看到，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旦诞生了一个新的个体意识觉醒的生命，就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惊人强旺的生命力；也还因为它表达了最底层的、弱势的、沉默的、边缘人的真实本色的存在和挣扎图强的生命强力，它是植根于大地的，是有血有肉的，是用心灵和赤诚书写成的，它能够跟普通生活中的平凡人的心灵产生共鸣。只要想想孙少平与郝红梅永远是“最后打饭的学生”的那种窘迫，想想主人公外在的贫穷与内心的高傲，我们就无法不为一种苦难的美所感动。当然书中也有对“官”的仰视和比较轻易的理想主义。路遥是我的好朋友，这书出来以后，他希望得到我的好评，但当时我比较固执，对这个作品的反应偏冷，主要是认为，这个作品没有超越他自己的《人生》，只是把《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平凡的世界》里化成了两个人，一个是留在乡下的高加林，一个是进了城的高加林，一个叫孙少安，一个叫孙少平，横切面展开了，纵深面开掘不够。现在看来是我部分地错了，我对这部作品厚实、顽强、宽广的生命力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它的励志价值、内蕴的现代性认识不足。但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高加林、孙少平就像中国农村的于连一样，介于鲁迅的启蒙主义者与西方资产阶级兴起时期的自我奋斗者形象之间，或者既像于连，又像保尔，还有点像堂吉诃德。现在看来，平凡的世界不平凡啊，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侧重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二、关注社会广阔人生的多个层面

文学是人学，关怀人是文学的根本要义所在。不管什么样的文学，假若缺乏人的深刻参与的话，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然而，文学该如何关怀人呢？这又将内在地决定着文学的品质高低。实际上，茅盾文学奖还是关注了中国现实人生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有写社会变革大潮的，有写工业改革的，有写底层人苦斗奋争的，有写边远地区民族风情的，有写都市普通人的日常经验的，也有写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等等。

我认为，关怀人的问题始终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有道是，对弱者要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要关怀他们的灵魂；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在关怀人本身，关怀人的生存本身。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局外人》《误会》《鼠疫》，萨特的《恶心》《自画像》《苍蝇》，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审判》之所以伟大，不是由于它们在描写和审视对象的选择上高人一筹，而是由于它们诚实而深刻地面对了所有人的真实处境，关注了所有人心灵遭受的来自生活、科技、政治等的逼压、摧残与异化，人自身真实处境在这些作品冷静、肃穆的展示中触目惊心。不绕开问题，不把问题简单化，能看到问题的真相，能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这种关注无论什么人的姿态、眼光、胸怀体现着这些作品的价值，真切地关怀人本身是这些作品伟大的唯一原因所在。

在已经评出的茅奖作品中，以前六届为例，我以为《芙蓉镇》《李自成》《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长恨歌》《白鹿原》等可能在读者中拥有更为广泛和稳定的影响。而一些没有获奖的作品，其影响力也丝毫不容小视，比如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玫瑰门》，还有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莫言的《酒国》等。也还有一些未获奖作品值得一说，如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关注了一种政治行为对以知识群体为核心的一代人身心的折磨和摧毁，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当然是报告文学了，它对最底层农民的疾苦和生存困境的关注值得关注。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关注了普通人的巨大苦难和苦难人生的简单和偶然，雪漠的《大漠祭》关注了生存本身的艰辛、顽强和苍凉；姜戎的《狼图腾》，在思想上或有明显偏颇，但它能够关注草原在人的道理和政治的道理之间的生态命运。不管这些作品关注了什么人，不管作品具体以哪个阶层的人来展开文本，无论笨拙还是巧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深切关注了人生，不是取巧粉饰，而是尽量诚实地关注了人生。

三、茅盾文学奖倚重宏大叙事

茅盾文学奖作为一项有影响力的大奖，有没有自己的美学倾向和偏好，这是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我认为是有的，这并不是有谁在规定或暗示或提倡或布置，而是一种审美积累过程，代代影响。从多届得奖作品来看，那就是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一些厚重的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对历史题材的关注，等等。在历史上，文学与题材曾经有过不正常的关系，或人为区分题材等级，或把某些题材划成禁区，或干脆实行“题材决定论”。从今天来看，这些都是违反文学规律的。但是，也不可否认，重大题材还是有它自己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重大历史题材，由于阐述和重构了历史的隐秘存在和复活了被湮灭的历史记忆，既给当代社会提供经验和借鉴，又提升我们对人生、现实与世界进行有比较的审美观照与反思。

有鉴于此，茅盾文学奖非常关注重大历史题材。据粗略统计，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重点历史题材占了大多数。拿第六届来说，第一部是熊召政的《张居正》，长篇历史小说，4卷本，140万字。熊召政是湖北诗人，曾写过长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和叶文福的长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并肩而立，名动一时，后来，他专攻文史，特别是专攻明代的历史，发现张居正此人身上有丰富的戏剧性，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于是，就用了五六年时间写了这部小说。张居正被认为是铁面宰相，柔情丈夫，他实行过著名的万历新政和一条鞭法，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了不起的改革家，最后以悲剧收场，全家被抄，实乃人治社会的悲剧，这和我们这个时代某些负面现象有些相似。第二部是张洁的《无字》,3卷本，90万字，写四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张洁曾写过一篇很动情的散文《这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我觉得长篇小说《无字》中最动情的部分是从那篇散文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依恋。她还写过一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写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手都没有拉过，爱了几十年，只是远远地望着，默默地想着。《无字》当中，那个梦中的爱人似乎变成了生活中的伴侣，但现实中的那个叫胡汉宸的伴侣就显得很丑陋了。我觉得张洁在这部小说里倾诉了女性特有的痛苦，有人说这部作品是以血代笔。第三部是部队作家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现在拍成了电视连续剧，从纯文本立场看，这是一部较粗的作品，但整个作品还是比较大气，写了一群有性格的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新之作。它有一个特点是，重视偶然在历史中的作用，比如小说主人公梁大牙，身上有许多流氓无产阶级的痞子气，他本来是要投奔国军的，可不巧走错了路跑到新四军那儿去了，饿坏了，新四军给他做了一碗面鱼儿，吃完一碗面鱼儿后说能再给我吃一碗吗？新四军说可以，他就觉得新四军不错，虽然国军的粮饷好，但新四军的人情味似乎更浓，于是就加入了新四军。另外一对青年跑到国军那儿去了，他们的命运都不是按照什么固定的逻辑和规律发展的。不承想，这个满身毛病的梁大牙浑身是胆，能打仗、能吃苦、有智谋，终于成长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跨度很大。我写过一篇评论《人的太阳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就是说，它不是写概念，而是写人的。第四部是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柳建伟有个本事就是善于间接地体验生活，他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惊涛骇浪》，写抗洪救灾的，得了大奖，他本人并没有到过水灾现场，但写得不错。这有点像歌曲《青藏高原》的作者并没有到过西藏一样。《英雄时代》的意思是，今天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市场化大时代中各种力量涌动，今天的一个乞丐或小贩可能3年以后会成为一个大企业家，这是一个传奇的时代。有些评委认为，这部小说在捕捉正在进行中的社会矛盾，还比较敏锐。第五部是宗璞的《东藏记》，宗璞先生有家学渊源，她是冯友兰的女儿，是个著名的作家、学者。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都是很有名的哲学著作。宗璞1957年的短篇《红豆》名重一时，写知识分子情感世界和爱情矛盾颇有深度，却遭到了批判。她这部小说是四部曲的一部，写西南联大、抗日战争、南迁中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的节操与人生选择，点缀其中的是昆明风情。其第一部叫《南渡记》，很不错，当时没有评上茅奖是因为当时要求一套书完成才能评，而现在新的条例评一本也可以。宗璞的中西涵养是一般作家达不到的，文化韵味很浓。这些作品从各个角度关注了重大的历史、社会、人生问题。

四、茅盾文学奖是否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水平

从对茅盾文学奖的介绍来看，作品筛选和评定工作是有一定章法可循，入围作品都由全体评委投票决定其名次，获奖作品的得票数必须要超过全体的2/3才有效，然后按照票数排名。以第六届为例，这五部作品不是任何一两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的。因为各个评委欣赏口味不同，艺术观和价值观各异，找出一部能够受所有评委完全肯定的作品是不容易的。这次评奖也仍然是平衡的结果，实际上是很多人的意志合力促成的，对同时存在的很多作品进行全方位阅读、审视、辨析、对比、提取而做出的一个综合性选择。例如第五届评出后，读者认为《抉择》得奖是一个成功和进步，不再单纯从文学角度，而是从文化和社会民生角度来评判作品，官方和民间都欢迎。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评奖也曾出现意想不到的“插曲”或特殊情况，例如第四届《白鹿原》修订本问题就是。我记得《白鹿原》在评委会基本确定可以评上的时候，一部分评委认为，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对政治斗争用“翻鏊子”的说辞不妥，甚至是错误的，容易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有些露骨的性描写也应适当删节。这种意见一出且不可动摇，当时就由评委会副主任陈昌本在另一屋子里现场亲自打电话征求陈忠实本人的意见，陈忠实在电话那头表示愿意接受个别词句的小的修改，这才决定授予其茅盾文学奖。这也就是发布和颁奖时始终在书名之后追加个“修订本”的原委。当然，评奖时和发布时是不可能已有了“修订本”的，改动和印书都需要一定时间，而发布时间又是不能等的。陈昌本打电话究竟是在投票后还是投票前，我竟然记不清楚了。历届评下来，评价不一，作为评委我面对某个作品，也时常有抱憾或无能为力的感受。但在总体上，我看所选的作品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

当然，说茅盾文学奖基本上反映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首先就要了解评选作品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人性、思想深度、精神资源、文化意蕴和人类性，以及文本创新程度上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它并不是在封闭之中的自我认可，而是参照古今中外的文学标准所得出的现实结论。同时，很难说其评奖就是“固守着传统现实主义”，或者充斥着“牺牲艺术以拯救思想”的妥协主义。比如厚重之作《白鹿原》在艺术方面，有人说它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有心理现实主义色彩，运用了文化的视角，都有道理。我觉得它的背景有俄苏文学的影响，受《静静的顿河》的影响，也有拉美文学的影响，总之它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观念已相去甚远了。再如被认为在叙述方面开头的硬壳不好读外，整体上还是无可挑剔的《长恨歌》，表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它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来写一个城市的灵魂及其变化，这在过去的文学观念中是不太好接受的。“恨”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抱憾，生命有涯，存在无涯的悲情。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始终不能达到自己对爱情、对幸福生活理想的追求，她所以有恨，她的命运与历史发展的错位，也有恨。恨的内容丰富，但只有用一种开放的文学观念才能正确理解它。还有其他的获奖作品如《尘埃落定》《钟鼓楼》《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等，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有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相反，也让人不无遗憾的是，贾平凹的《怀念狼》、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李洱的《花腔》、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在文本文体上是有突破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小说创作走本土道路的新尝试，却由于种种自身原因或非自身原因落选了。当然，茅奖也有一些作品，当时轰动一时，时过境迁因艺术的粗糙而少有人提起。

五、对茅盾文学奖的质疑与未来期待

茅盾文学奖已经评了八届，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作为文学奖的主办者，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及评奖办公室，面对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批评与诟病。比如，有一份资料提出：应该尊重评委们的资历、声望以及文学成就等等，但也不能无视历届评委会都存在着难以规避的局限：一是年龄老化，评奖不仅需要丰富的文学经验，还需要适度的身体素质，当评委们连阅读备选篇目都勉为其难时，又何来负责任的投票？二是由于其他原因，部分评委已经疏离文学工作，根本不熟悉文学的当代发展状况及与世界文学接轨程度，是不折不扣的“前文学工作者”，他们又如何能公正地选拔当代“最优秀”的著作？三是评委们不是由民主推选而是中国作协指定，来自北京的专家学者占绝对优势，却排除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氛围所培养的诸多学界精英，又如何能保证评奖的兼容性？四是评委们观念陈旧，他们还牢固地抱持着“十七年”时期的现实主义，看重典型化、真实性、倾向性以及史诗性等传统因素，这种“独尊”情结潜在地抑制着当代文学的艺术创新，那又如何标示文学奖的导向意义？五是评委会对程序的“越位”，评奖条例规定，有3名评委联名提议，可增加备选篇目；质疑者认为，这一表面看来是为避免“遗珠之憾”实则极富“特权”色彩的“评委联名补充”程序，造成了数届茅盾文学奖的鱼目混珠，并增加了评奖的权利性、偶然性和人为因素。当然，也还有论者针对兼顾题材的“全面分配，合理布局”，或者重点关注“反映现实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之作品，“审读组”与“评委会”之间的龃龉以及“过程不透明”，要求实行实名制，有人把这些概括为“平衡机制”，它们共同损害着茅盾文学奖的“公信”形象和权威价值，等等。据我所知，这些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在近几届评奖中已有了较大改变。无论评委的年龄，组成方式，外地评委比重，评奖方式，甚至实名制问题，都与此前有所不同。

处在一个如此文化多元的时代，权威的消解似乎是必然的，它时时受到挑战。相应地，茅盾文学奖也只能在面对历史的挑战中求生存，在顺应历史的潮流中图发展。时代在变，审美观念也在变，评奖的标准必然也要发生变化，这样才能保证茅盾文学奖与时同行。当然，评奖在更加走向开放、走向多元的同时，要使评奖具有权威性，要使评出的作品得到社会各方较为一致的认可，尤其要经得起时间的淘洗与检验，我以为有这么几条还是要坚持的：第一，我们要坚持长远的审美眼光，甚至可以拉开一定距离来评价作品，避免迎合现实中的某些直接的功利因素，要体现对人类理想的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第二，一定要看作品有没有深沉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有没有人性的深度，特别要看有没有体现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根基。第三，要看作品在艺术上、文体上有没有大的创新，在人物刻画、叙述方式、汉语言艺术上有没有独到的东西。第四，长篇小说是一种规模很大的体裁，所以有必要考虑它是否表现了一个民族某个特定时期的心灵发展和嬗变的历史，尽管有人认为，现在已从再现历史进入个人言说的时代，但在根本上，文学就是灵魂的历史。

我希望，茅盾文学奖的路越走越宽。

（原载《解放日报》2011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