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中国茅盾文学奖

顾骧

一

中国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同志生前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而设立的，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一项文学大奖。但是，80年代举办的“茅盾文学奖”并非是历史上第一次。1945年6月，重庆举行“茅盾50寿辰和创作活动25周年纪念”活动。在庆祝会上，正大纺织厂的陈钧（陈之一）先生委托沈钧儒和沙千里律师，将一张10万元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茅盾在接受捐款时，表示自己生平所写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多，引以为憾，建议以这些捐款举行一次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有奖征文。之后，“文协”为此专门成立由老舍、靳以、杨晦、冯雪峰、冯乃超、邵荃麟、叶以群组成的茅盾文艺奖金评奖委员会，并举行了一次有较大影响的有奖征文。（见《茅盾年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85年版，第708—709页）因此，80年代举办的“茅盾文学奖”应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次。但是它的影响、规模、规格等是空前。从这次算起，茅盾文学奖迄今已举办了3届。目前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将前三届“茅盾文学奖”做一回顾：

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逝世。他在病危期间，仍然深切关怀和期望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他在逝世前两周的3月14日，致函中国作家协会，捐献稿费25万元，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信由茅盾口述并签名，由韦韬笔录。信全文如下：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致

最崇高的敬礼！

茅盾1981年3月14日

（信影印件见中国作家协会《作家通讯》1981年第1期）

长篇小说，是文学中的交响乐，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鲁迅称之为“一个时代纪念碑式底文章”。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印刷术的发达，它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水平。茅公临终寄厚望于长篇小说这一文学的“重武器”，此乃茅公的远见卓识。

1981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茅盾文学奖”（为了准确起见，将茅公原信中“文艺奖”易一字为“文学奖”）评选工作。并批准陈企霞、冯牧、孔罗荪、韦君宜、谢永旺组成预选小组，作协创作研究室为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创研室负责人谢永旺具体负责预选方面事宜。顺带说明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以本会名义举办的各项全国性评奖活动，由作协有关部门和所属单位负责筹办。如中篇小说由《文艺报》社，短篇小说先由《人民文学》后由《小说选刊》杂志社，报告文学由《人民文学》杂志社，诗歌由《诗刊》杂志社，少数民族文学由《民族文学》杂志社，儿童文学由创联部，长篇小说则由创作研究室主办。

1981年10月15日评选办公室向作协全国各地分会、各大型文学期刊、各有关出版社93个单位发函，请推荐优秀长篇小说作品。本届评奖范围定为1977年至1981年间发表或出版的作品。多卷集作品，在此期间内发表或出版而又能独立成篇的部分也可参评。将篇幅达10万字以上的小说，界定为长篇小说。之后一共收到58个单位推荐的143部作品。

1982年3—4月预选小组在北京香山举办了读书会，邀请19位评论工作者、编辑，对这些作品进行阅读、讨论、筛选。初步选出18部作品。5—6月预选小组举行读书会，由张光年同志主持，全体预选小组成员参加，对初选的18部作品进行进一步阅读、筛选。

1982年9月，“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召开会议，增补预选小组成员为“茅盾文学奖”评委。全部评委名单为：主任委员巴金，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丁玲、韦君宜、孔罗荪、冯至、冯牧、艾青、刘白羽、张光年、陈企霞、陈荒煤、欧阳山、贺敬之、铁依甫江、谢永旺。预选小组向评委会提出8部备选作品。同年11月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举行会议。主任委员巴金委托孔罗荪转述了“茅盾文学奖”宜“少而精”“宁缺毋滥”的意见，并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6部作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著，《红岩》杂志1979年发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东方》，魏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李自成》（第二卷），姚雪垠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版；《将军吟》，莫应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芙蓉镇》，古华著，《当代》杂志1981年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年出版。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是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最初几年长篇小说的一次检阅。这6部作品大体上代表了当时长篇小说的成就。新时期的文学发轫于诗歌，然后短篇小说兴起，继之中篇小说昌盛。在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年度里，长篇小说整体上还是处于萧条状态。长篇小说创作周期长，在这一评奖年度的前两年，史称为“徘徊期”。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在组织路线方面已经结束，而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思想解放与两个“凡是”激烈搏斗的时期。所以，在这个长篇小说的刚刚复苏时期，本届茅盾文学奖，能够推出《芙蓉镇》、《李自成》（第二部）等就很了不起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摆脱了阶级的框架，视点集中在人物命运；《冬天里的春天》最早尝试运用现代手法于长篇小说，也都很难得。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发奖大会于1982年12月举行。周扬同志出席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

二

以上所述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情况，我并未亲自参与，材料是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现存档案。1985年初，我奉调至中国作协，主持创作研究室（后改称创研部）工作，创研室即为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从而立即接手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组织工作。

根据中国作协主席团意见，茅盾文学奖每3年为1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范围为1982—1984年这3年。在此期间出版的长篇小说约450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前期工作，在我主持创研室工作之前的1984年便已开始。1984年7月由评奖办公室向各省、市作协分会、有关出版社、大型文学期刊发出推荐优秀长篇小说的通知，截至1985年3月，各地共推荐作品92部。界定长篇小说仍以字数在10万字以上的篇幅为标准。沿袭第一届评奖办法，多卷本作品，在此期间出版或发表，能独立成书的部分也可参评。另外，少数属上一届评奖范围的作品，仍可补报，这样，从本届开始就确立了茅盾文学奖范围有时间的下限无上限的办法。这个办法能够补救真正优秀的作品在某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由于种种原因被遗漏，但不致被埋没的缺憾。对于用汉民族文字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长篇小说而无汉译本的，由于技术上原因，不予参评。本届评奖各地推荐的有5部少数民族文字作品，被转荐给“少数民族文学奖”备选。

从1984年10月开始，聘请了20位评论工作者、编辑组成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开始分散阅读推荐作品。

从1985年3月底至4月底，集中读书班的成员，补充阅读作品和对作品进行筛选。筛选出有竞争茅盾文学奖能力的作品16部。评奖办公室又根据各方面意见，补充了3部作品。最后，以19部作品作为评奖办公室提供给评委会成员阅读的备选作品。

1985年4月，作协书记处提出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成员名单。经作协主席团批准，6月份在新闻媒体公布。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名单为：主任：巴金，副主任：张光年、冯牧。评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丁玲、乌热尔图、刘白羽、许觉民、朱寨、陆文夫、陈荒煤、陈涌、林默涵、胡采、唐因、顾骧、黄秋耘、康濯、谢永旺、韶华。共计20人。

9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评委会副主任张光年、冯牧主持。评奖办公室向评委会汇报了评奖准备工作进展状况，介绍了19部备选作品。巴老因健康原因未能到会，但是对评奖工作提出了十分重要而精当的意见：“不要照顾，要艺术精品。”连带上一届评奖时提出的“少而精”与“宁缺毋滥”，巴老的简赅而有针对性的意见，构成了历届评奖的指导性方针，保证了茅盾文学奖至今仍是质量较高，在群众中具有信誉的一项文学大奖。长篇小说追求“艺术精品”，早在12年前就已提出来了。评奖中以鼓励创作为理由，进行各种“照顾”，必然要降低作品的艺术质量。而“照顾”常常是评奖活动中习惯的做法。若要照顾“题材”则必得考虑：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少数民族题材、现实题材、历史题材……；若要照顾“作者”则必得考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地方的、部队的、少数民族的，还有地区的……这样势必难以贯彻思想和艺术质量作为评选作品的唯一标准。对于评选标准，张光年同志具体化为四句话：反映时代，塑造典型，引人深思，感人肺腑。这四句话的具体标准，得到评委们一致赞同。评委们在讨论中认为，反映时代即是反映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精神必须得到重视，但对它必须宽泛地理解。现实题材、历史题材，现实主义手法、现代主义手法，运用得好，都可以反映时代精神。我以为，反映、体现时代精神，是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茅盾文学奖的首要标准，它保证了历届茅盾文学奖的大方向，也便于鼓励艺术上创新与题材、主题、手法、形式的丰富与多样。

会上还议定设提名作品奖。

会上决定本次评委会暂缓投票产生获奖作品。让评委有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待下次评委会再专门进行投票。

1985年11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投票产生获奖作品与获提名奖作品。决议不预先确定获奖作品数目，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进行两轮投票。第一轮，在19部备选作品中，投票选提名作品，每位评委投票数不超过10部。凡超过参与投票评委总人数的半数以上票的作品列入提名作品。投票结果有8部作品入选。然后，又在这8部作品中进行第二轮投票，每位评委投票数不超过6部，凡超过参与投票评委总人数2/3票的作品获本届茅盾文学奖。结果是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刘心武的《钟鼓楼》（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部作品获本届茅盾奖作品。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是成功的。工作认真、细致。反复酝酿，慎重遴选。获奖的3部作品，在读者中被认可，总体水平大有提高。既有《黄河东流去》这样具有厚重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感的力作，也有体现对艺术创新鼓励的《钟鼓楼》。《沉重的翅膀》已在十几个国家翻译、出版。也许这是新时期以来在国外传播最广的一部长篇小说。

工作中也有不足。在另外5部提名作品奖问题上发生了一点曲折。评委会上临时有人动议：不设提名作品奖，理由是获提名作品奖的作品可能会因未获茅盾奖而获提名奖而不快、难堪、委屈。这一动议未得到充分讨论，被通过。今天看来，这是憾事，动议者对获提名作品奖作者的心理揣测未必准确。若是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除了3部获奖作品外，在又一个层次上有5部提名作品奖则更臻完美。回过头来看，当时选出的5部提名作品也还是比较优秀的，都有特色之处。这5部作品是柯云路的《新星》，孙健忠的《醉乡》，韦君宜的《母与子》，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和巴人（王任叔）的《莽秀才造反记》。《新星》在1年之后因改编为电视剧而轰动一时。《母与子》写了一位独特而典型的革命母亲，尤其是前半部很感人，这是一部未被充分认识的新时期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冬天》全景式的描写，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还是较早的。傅作义的人物形象也较活，虽然这是前人已写过的题材。巴人在“文革”中被迫害惨烈，《莽秀才造反记》是他的遗著，这部书他写了30年。

从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起，这项文学大奖声誉日隆，越来越被各方重视，受海内外瞩目。但是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很正常，也较顺利，没有受到非文学的外来干预，作家对这一活动的心态也较正常。据我所接触，除个别作家有请人说情外，没有请客送礼之类事情。我们办公室提出评奖工作贯彻民主、客观、公正的3条原则，得到了遵守。

到本届评奖活动，茅盾文学奖一整套的方法、制度、原则、程序、规定等基本上形成。1991年中国作协书记处通过的《茅盾文学奖评奖办法》，即是对这一整套方法、原则的系统整理。本届评奖活动提出的，不预先设定获奖作品数目，而采取评委两轮无记名投票，最后一轮获得2/3以上票数的作品为获奖作品；而不是预设作品篇数，采用简单得票多数获奖法，是一个创造。这一做法，使得“少而精”的原则得到了贯彻，有利于得奖数目符合作品艺术质量的实际，还可有效地从方法上卡住可能产生的评奖中“走后门”“拉关系”的不正之风。拉关系，要活动遍及2/3以上的评委，恐不是易事。

顺带说一说，本届评奖，在评委会讨论过程中，曾拟设提名作品奖，后未实行。茅盾文学奖迄今三届，从未设过提名作品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尚未开评。目前常看到新闻媒体提到，××作品获第×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这是没有根据的。在每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准备过程中有一个环节：邀请若干评论工作者、编辑组成读书班，这些同志对长篇小说有比较专门的研究，做了十分重要的筛选工作，读书班是评奖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茅盾文学奖不是两级（初评、终评）评选。读书班是评委会的工作班子，任务是对各地推荐的大量作品进行筛选，提出供评委阅读的书目。读书班提出的阅读书目没有法的效力，没有荣誉意义。评奖办公室可以在读书班提出的阅读书目基础上增加书目供评委阅读（如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评委本身更可以建议增加阅读书目，只要经过评委1人提议、2人附议的程序即成（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活动）。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于1985年11月在北京举行。本届获奖作品奖金为人民币3000元。

三

长篇小说，经两届茅盾文学奖的推动，80年代中期以后，由复苏走向兴盛。随着创作趋势上升，许多理论性问题被提出来了。比如，何谓长篇小说？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难道只要写了10万字的小说就是长篇？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就是长篇？以这个从古典小说中概括出来的特征，比照一些现代派小说就未免尴尬了。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是什么？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需要理论。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之后的1986年，由我们作协创研部牵头，联合全国八大出版社在福建厦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事隔10年，出席会议并一贯关心长篇小说创作的荒煤同志已经与世长辞。出席会议的两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克芹、莫应丰先后英年早逝。还有一位当时是青年作家的西藏作协副主席秦文玉老弟，10年后不幸在他当年出席会议的八闽大地上殒身，令人感伤。

按照规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应在1988年举行。长篇小说阅读量大，每届评奖工作大体上前后要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1987年12月，作为主办单位的我们作协创研部向作协党组、书记处提出着手筹备工作的报告。在1985—1987年的3年里，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不仅数量多，总体质量也大为提高。从题材选择，到艺术手法的运用，从概括、反映生活的深广度，到驾驭长篇这种艺术样式的熟练性，都出现了颇为可喜的景象。愈来愈多的作家重视并转向长篇的探索和追求，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长篇小说创作已迈入一个新阶段。按时举行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活动是适宜的。

1988年初，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有关评奖工作问题。鉴于作协举办的全国性文学评奖活动项目过多，时间过频，决议各项单项文学奖合并，设立鲁迅文学奖，不是评单篇、单部作品，而是评作家的全部创作与成就。这项奖由作协主办，但建议由国家设立，由政府授予，作为一项国家级大奖。当然，这要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由中央考虑采纳。茅盾文学奖是茅盾同志个人捐赠专款作为奖励基金设立的文学奖，不便取消、合并，仍维持不变。这样，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大奖将是2项：鲁迅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作协书记处还考虑，如果进行顺利，在隔年的1989年10月，国庆40周年时，举行这2项大奖的颁奖活动。所以决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推迟1年至1989年与拟议中的鲁迅文学奖一并举行。关于拟议的鲁迅文学奖后来未见下文。1988年12月，我部又一次提出按预定计划开展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筹备工作报告，并随即开展工作。程序一如以往。截至1989年3月，全国各地向评奖办公室共推荐作品104部。稍后，邀聘了22位评论家组成读书班。分散阅读推荐作品。1989年4月评奖办公室提出评委会成员名单调整草稿，书记处研究通过后，上报主席团审定。主任委员当然仍请巴老蝉联。4月14日我奉作协党组书记处之命去上海。在华东医院，向巴老汇报了评奖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征询续请他担任评委会主任的意见。巴老谦虚地说，读不了那么多书，就免了吧。我说，仍请您挂名。他笑着答应了：就再“挂”一次。

评奖的各项筹备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预定1989年6月7日在山东烟台，集中读书班成员筛选作品。然而在这前3天，北京发生了“政冶风波”。骤然而至的事件，打断了工作进程。作协新领导班子成立后，1989年年底，指示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准备工作继续进行。前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被肯定。一项补充决定是，鉴于情况变化，评奖工作拖延了时日，将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年，延伸至1988年，之后评奖办公室向各地发出补报推荐1988年出版或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的通知。1990年初，作协书记处向领导部门，报送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名单。经审定，名单做了大幅度的调整。调整后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成员：评委（以姓氏笔画为序）：丁宁、马烽、刘白羽、冯牧、朱寨、江晓天、李希凡、玛拉沁夫、孟伟哉、陈荒煤、陈涌、胡石言、袁鹰、康濯、韩瑞亭、蔡葵。我未被列入评委名单。本届评委会未设主任、副主任。那么，评委会如何工作呢？作协书记处决定，由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评委玛拉沁夫任评委会秘书长，我任评委会副秘书长。玛拉沁夫主持评委会工作，我协助。这样，我就成了不是评委了但是协助主持评委会工作的副秘书长。

1990年7月在北戴河举办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通过了提交评委阅读的16部作品书目，以及供评委参考的5部作品书目。后经一位评委动议、两位附议，又增加了一部《第二个太阳》。本届评奖实行了评委的回避制度（前两届未发生回避问题）。评委刘白羽因作品《第二个太阳》参评退出评委会。评委玛拉沁夫的作品《茫茫的草原》原列入参评书目，根据本人选择，作品从参评书目中取消。（《茫茫的草原》上部于50年代出版，下部于1988年出版，按照规定符合评奖的范围。）

1991年3月，在京召开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评定本届获奖作品。按照第二届评奖的投票方式，产生了本届获奖作品5部：《少年天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平凡的世界》（中国文联出版社）、《都市风流》（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个太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穆斯林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依得票多少排列）。整体上这几部作品反映了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实绩。这些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塑造了众多较为成功的艺术形象，显示了较强的时代精神。尤其是《少年天子》，我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40年，长篇历史题材小说最优秀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精品”。

本届文学奖设立一项荣誉奖。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将军萧克的《浴血罗霄》，是一部具有个性特点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品是真正由老将军自己动手写出来，而非由别人代笔。作者从执笔写作到出版，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已作古的老作家徐兴业的史诗式的历史小说《金瓯缺》共4卷，约140万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作家从酝酿到写作到全书出齐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评委会鉴于这两部作品的庄重、严肃与历史意义，特授予荣誉奖。

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每部奖金为人民币5000元。荣誉奖不发奖金。

颁奖大会在3月底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个评奖年度，还有几部为大家称道的作品。贾平凹的《浮躁》，恐怕是贾平凹迄今为止的最好一部长篇。因为该书已获美孚飞马文学奖，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就不考虑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是王火的具有史诗规模的反映抗日战争的长卷《战争与人》的第一部，有较强的时代气息与浓郁的文化韵味，是值得认真看待的作品，但由于该书第二、三部即将出版，不如待其全璧，留待下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更可以显示其价值。还有宗璞的《南渡记》感觉细腻，时代色彩浓郁，但同样也是作者多卷本的第一部，刚开了一个头。杨绛的《洗澡》是继《围城》后又一部描写“旧”知识分子的佳作，取意含蓄，文体风度成熟。惜生活容量略嫌不足。

还要提一提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主义从观念到方法，在文学领域有了全面的渗透、推进、尝试。长篇小说也出现了一批新作。这是几十年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重大变化与突破，得失其说不一。其中佼佼者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其独特的开掘角度，丰富的思想艺术蕴含，显示了重要的艺术创新价值。当然要得到所有人的接受，还要待以时日。

我国茅盾文学奖评奖已经历了十几年的过程，倾注了许许多多人的心血、智慧，积累了不少经验，在国内树立了信誉，推出了一批优秀长篇作品，为新时期文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先后参与评奖工作的陈荒煤、冯牧、孔罗荪、陈企霞、丁玲、冯至、艾青、沙汀、铁依甫江、康濯已先后故去。我想，只要我们按照客观、公正、民主、廉洁的工作原则，在商业大潮中保持茅盾文学奖的纯洁性，待以时日，形成一项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学大奖，如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日本的芥川文学奖，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长篇小说毕竟只是文学的一种样式，小说的一个分支，不宜抬得过高。长篇小说最忌急功近利，宜于惨淡经营，只有这样，才利于出精品，出杰作。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我只是评委之一。评奖办公室工作由现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创研部负责人陈建功具体负责，我相信这一届评奖工作定会比以往任何一届做得更好。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