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立例

《春秋》编年纪事，非比例难以见出褒贬善恶。孔颖达曾经发抒此意，曰：“《春秋》，记事之书。前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较，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春秋》属辞比事，非例无以明轻重浅深。清凌曙曾有论及，曰：“春秋之世，功有小大，罪有浅深，非例不明。”不过，历来也有许多学者坚持《春秋》无例之说。朱熹认为《春秋》大旨，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在他之前，王安石有言《春秋》乃断烂朝报之公案；在他之后，清人顾栋高言读《春秋》首先要破除一个例字。针对《左传》，晚清公羊学派更是主张《左传》无例，其例皆刘歆伪造。

尽管纷扰如许，黄式三仍然坚持《左传》五十凡例不可废。其言曰：“《春秋》之义不明，由儒者之不信《左传》也。《左传》之不信，由儒者之拘成见而昧旧史之凡例也。旧史凡例，孔子不能不因之。而读《春秋》者挟《左传》不可信之见，于是《经》之大义炳然著于《传》者，或且无所忌惮妄肆驳斥，而五十凡例谁复细绎之乎？”晋代杜预曾有《春秋释例》，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归总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杜预将凡例归于周公遗法，将变例归于孔子，在后世遭到今文学派不少攻击；杜预《释例》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周延，不能贯通前后经文，宋元以来不断遭到质疑。基于这种状况，黄式三才会在《春秋释》中“为杜氏《释例》证其是，校其失”，并且极为用心地树立经例，借以通贯经文，显明褒贬，方便读者。

在《释名》中，黄式三主张，诸侯国再命之大夫会盟书名，卒称名，皆是正例。因此，以为大夫被杀，贬而书名，皆是不知正例。至于诸侯，“不生名，贬则名之”。如“卫侯毁灭邢”，所以书名，因为灭同姓，不合礼。同样遭贬书名者，尚有失地书名、国灭书名、以其君归书名、出奔书名等情形。在《释盗》中，黄式三认为，《春秋》书盗，其例异常明白，“曷谓盗？无大夫也”。鲁襄公十年，“盗杀郑公子、公子发、公孙辄”，盗指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也。鲁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史絷”，盗指齐豹。齐豹虽然前为司寇，但是后来遭褫夺，已非大夫。在《释以》中，黄式三引用《左传》凡例，主张“凡师能左右之曰以”。因此，鲁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意在宋人左右四国之师，达成己意。鲁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意在鲁公左右楚师，解除齐国为患，而此事于楚并无益处，楚国成为鲁国达成己意的凭借。鲁定公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黄式三认为吴之伍员、宰嚭欲报楚仇，蔡侯亦以仇楚请师，吴王遭伍员、宰嚭左右，实际上也就遭到蔡侯左右，伐楚对于吴子而言并无益处。下书“于越入吴”，则入郢非吴子之利也。

在《释杀》中，黄式三认为，称国以杀与称人以杀，实有区别。称国以杀，表示君主杀之，如鲁僖公七年，“郑杀其大夫申侯”。称人以杀，表示不由君主主之，如鲁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鲁庄公九年，“齐人杀无知”；鲁襄公三十年，“郑人杀良霄”。关于宜杀不宜杀，黄式三认为，杀者不书“公子”“大夫”，而杀之者称人，乃是讨贼之正例。称杀者之爵，有讥杀之者之意；称人以杀，有讥杀者之意。如鲁文公九年，“晋人杀其大夫先都”，即有交讥之意，“先都等之杀既称杀者之爵以讥杀之者，后称‘人’以杀之以讥杀者，此交讥之例也”。在《释大夫会盟诸侯例》中，黄式三认为，周天子亲自主持会盟固是正，天子不行而使诸侯主之亦是正。诸侯自为会盟固为不正，若其志在于平乱亦变之正也，可以无贬。大夫会伯子男而不会诸侯固是正，若权事之变以会诸侯亦《春秋》之法所不能尽拘也，同样可以无贬。因此，鲁文公元年，“公孙敖会晋侯于戚”；鲁文十六年，“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鲁宣十四年，“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鲁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鲁昭公九年，“叔弓会楚子于陈”;《经》《传》皆无贬辞。鲁侯与他国大夫盟，则《春秋》多有讳辞，“故外大夫来聘鲁而遂与公盟者皆不书公”。如鲁成公三年，“及荀庚盟”“及孙良父盟”；鲁成公十一年，“及郄犫盟”；鲁襄公七年，“及孙林父盟”；鲁襄公十五年，“及向戍盟”是也。可见，大夫权事之变固然可以会诸侯，却不能盟诸侯。同样的道理，鲁国的大夫依礼亦不得盟诸侯。

在《释族》中，黄式三认为，称族之例有两种情况，都是《春秋》之正例。首先，公子、公孙、公族之亲不待赐而称，但是遭贬则去族。“贬而去族，或恶之，或自谦，恶之以诛不善，自谦以别嫌疑。”因此，鲁隐公时期，两书“翚”而不称公子，出于“疾之”，实际上有贬意。鲁襄公二十七年，“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所以不书叔孙豹之族，正是贬其违命，不视邾、滕以侍盟主。鲁昭公十四年，“意如至自晋”，所以去族，正是“罪己亦以尊晋”。鲁昭公二十四年，“婼至自晋”，与季如情形相似。其次，本非公子、公孙而后为大夫者，则赐族而称氏。因此，鲁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鲁隐公八年，“无骇卒”，都不能视为贬例，因为无骇之氏，赐于卒后。

在《释归入》中，黄式三认为，《春秋》书入，皆表示国内弗受而强立之。如鲁庄公六年，“卫侯朔入于卫”，表示卫人以王命拒朔，不予接纳，故有难辞。鲁桓公十五年，“许叔入于许”，表示许叔因为公孙获之去而强居之。同在鲁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入于栎”，乃是杀檀伯而强居之。鲁庄公九年，“齐小白入于齐”，因为齐大夫已盟，既欲纳纠而小白入之，“齐人不与小白之入也”。鲁襄公二十六年，“卫孙林父入于戚”，鲁襄公三十年，“郑良霄自许入于郑”，皆出于乱臣以力胁之而入。鲁襄公二十五年，“卫侯入于夷仪”，乃是失地之君凭借十二诸侯之会，迫胁之而入，并非出于国内接纳。与书入相对，书归皆表示诸侯纳之，与入相较，归更为容易。书入书归，仅为难易之辞，并无褒贬善恶之意。

在《释王不称天》中，黄式三认为，王不称天，具体原因各异，但以周王失礼为主要原因。鲁僖公二十八年，两书“王所”，指京师。不书“天王所”，犹如“王人之不称天王人”。鲁文公五年，成风之丧，“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王使召伯来会葬”，则两书“王”而不称“天王”，因为成风乃庄公之妾，鲁国人因为文公的原因以小君礼葬之，周王亦以夫人礼之，乱尊卑之等，“此王之所以不称天也”。在《释兄弟》中，黄式三认为，《春秋》之书，书兄皆为母兄，书弟皆为母弟。书兄者，如“卫侯兄絷”是也。书弟者，如“齐侯弟年”“郑伯弟语”“鲁公之弟叔肸”“卫侯弟黑背及”“陈侯弟黄及招”“天王弟佞夫”“秦伯弟针”“宋公弟辰”是也。《春秋》所以书同母之兄弟，“重宗法也”。在《释聘》中，黄式三认为，依照周礼，天子之于诸侯本该有问，问即是聘，诸侯之于天子有聘有问，并不如《穀梁传》所云，“聘诸侯，非正也”。

总结《春秋》之例，并非易事，必须面对种种例外难解之事。因此，立例并非简单的排比经文，并非仅仅从字面梳理，它对总结者的《春秋》学乃至整个经学造诣要求很高。比如在《释救执》中，黄式三主张《春秋》书救书执，“所以纪事实，非以定褒贬也”。因此，事同则文同，而文同则义或异。书救，善者固多，然亦有不善存。书执，不善者固多，然亦有善者存。为此，黄式三举出《成公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作为例证，以为正得方伯讨罪之义，视为善者，有褒奖之意。然而，杜预依照《左传》之文却视执曹伯为非义，黄式三视为褒奖，有“翻左氏之案”的嫌疑。针对这种不合，黄式三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认定杜预采用讹误文献，材料有瑕疵，“此杜氏不审《传》文之讹而失之也。《传》曰：会于戚，讨曹成公也。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侯执某侯。不然则否。《传》意言负刍杀太子，复不道于其民，晋侯讨负刍不害及其民，善晋侯之辞也。《传》文‘某侯执’之‘侯’讹写为人，讹字正而经传之义明矣”。（2）未能统观经传，没有把握《左传》发凡起例之规律：“前乎此书人以执者，如执虞公、执滕子、执卫侯、执郑伯，未有言某侯执某侯者。《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执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晋侯入曹，执曹伯’，二文承上言执，与成公十五年《经》之书晋侯者异。《传》特于此年发凡起例，见前乎此与后乎此者执诸侯之多非义，执虞公曰罪虞，晋罪已显而兼罪虞。而此得方伯讨罪之义，特褒书晋侯。”黄式三从文献、解读两方面着手，找出杜预观点的问题，从而树立救执之例。

在《释人》中，黄式三认为，人乃是臣僚之通称，在《诗》《书》里面常与民相对言之。依《春秋》之义，王之臣，下士称人；诸侯之臣，再命大夫以下称人。比如鲁襄公三十年，晋、齐、卫、郑诸大夫会于澶渊，商量归还宋国之财，最终未能如约，《春秋》记载去名而称人。虽然大夫遭贬称人，诸侯之咎甚多却无有称人者，此谓贬不失分。黄式三之例固然明晰，然实有言诸侯之事而《春秋》书为人者，诸侯果可称人乎？对此，黄式三提出三种解释：（1）赴告不一，经传互异：“或当时告命纪注之异，《经》既为正，《传》采史文之异者以备参考。”（2）文有详略，事无违异：“或诸侯在军而遣师入竟，如僖公二十六年齐伐鲁，齐侯未入竟，而伐北鄙者本人也而人之。僖公十五年公会诸侯于牡丘，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其事亦同。假令当时君在会而使大夫出师，《经》不书诸侯之会，只书大夫之役，而《传》言诸侯。”（3）书写讹误，传写有异：“或《经》《传》侯、人之字传写互异，如庄公十三年北杏之会《左传》书齐侯，《穀梁传》作齐人之比。诸侯黜爵称人，《公羊》《穀梁传》言之，《左传》原无是例。”黄式三为树此例，既要考核异文，又要审读传载，还要明了史书制度，对经学造诣的要求确实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