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态度与行为关系的传统研究
一、态度成分与行为的关系
态度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心理学家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态度具有自己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对行为产生影响。对态度传统的界定，有态度的三元论和一元论。态度的三元论即态度的ABC理论，认为态度包含情感性、行为倾向性和认知性元素。如Ballachey等将态度界定为“个体对相关社会对象的积极或消极评价、情绪感受和趋避行为倾向的持久系统”。态度的一元论则认为态度的每一个因素都可以决定态度。例如情绪可以决定态度，认为态度由评价性的或情绪性的元素组成，正如Thurstone认为态度指的是“对心理对象的赞同或反对情绪”。之后，随着大量研究结果及理论的产生，大多数态度研究者认为评价是态度界定的核心。有学者认为态度是对某事物正性或负性的评价。Ajzen(2001)认为态度表征对某一心理对象在好-坏、有害的-有益的、积极的-消极的等属性维度上的总体性评价。当人们使用喜欢、不喜欢、爱、恨、好、坏一类的词语时，人们通常在描述某种态度。个体的长期性评价存在个体差异，即评价性需要成为个体人格特征的内容。行为过程也可以单独决定态度，有学者认为行为过程是判断、决策明显的行为序列过程，行为影响潜在的态度的表达。认知一致性理论为行为过程决定态度提供了理论支持。
其中，态度结构一致性是指态度的情感或认知成分与总体态度的一致性程度以及态度的情感与认知成分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程度。结构一致性包含三种类型：评价-情感一致性(evaluative-affective consistency, EAC)，评价-认知一致性(evaluative-cognitive consistency, ECC)和情感-认知一致性(affective-cognitive consistency, ACC)。周洁等(2009)通过分析发现在此结构中，较高的情感-认知一致性对态度与行为的预测作用较强，而评价-认知一致性则是态度与行为重要的调节变量。
但是对于态度是否可以有效地预测行为的争论也十分激烈，Wicker (1969)在46项研究的基础上总结道：“态度与外在的行为实际上是无关的，或只有很微弱的关系。”他甚至建议放弃研究态度，但是另一些研究者发现态度可以预测行为，如选民的政治态度可以预测投票行为，自杀态度可以预测自杀行为。因此，态度与行为的关系似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二、态度强度与行为的关系
近些年来，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研究转向态度与行为关系的调节变量上来，大概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关注态度强度对态度与行为产生的影响；另一个方向是关注第三方变量，如主观规范、知觉到的控制感等因素对态度与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态度强度与行为的关系。态度强度指态度具有坚持性和抵抗性的程度及其对信息加工过程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程度。态度强度具有坚持性、抵抗性、对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和对行为的影响四个定义特征，是指态度反映这些定义性特征的程度。它是以各种态度属性的形式表征在记忆中的一个潜在的心理结构，持久力与影响力是态度强度的效果指标，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变关系，只有这两种属性都出现时强度才存在。态度强度包含可获得性、两面性、确定性、精细加工、极端性、重要性、知识性、个人相关性和结构一致性九个常见的维度。其中，可获得性指个体面对目标物时态度提取的容易程度；两面性指个体对目标物的评价中同时包含正性与负性成分；确定性指个体对自身态度的确信程度；精细加工指个体对目标物相关信息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程度；极端性指个体态度偏离中心点的程度；重要性指个体感知到的态度重要程度；知识性指个体头脑中存储的有关态度目标物的信息情况；个人相关性指个体相信态度目标物可以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程度；而结构一致性涉及态度内各成分间关系，可以区分为评价-认知一致性、评价-情感一致性和情感-认知一致性。
态度强度的这九个常见的维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一些研究者曾经对这些维度进行了归类。Erber等(1995)认为态度强度的维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涉及态度内结构，包含两面性和结构一致性；另一类涉及态度间结构，包含可获得性、重要性等其他维度。Fazio认为态度强度的维度应分为三类：第一类涉及态度在记忆中的表征，包括可获得性、两面性和结构一致性；第二类是态度极端性，涉及态度的本质；第三类是态度强度的原因变量，包括重要性、个人相关性、知识性、精细加工和确定性。Krosnick和Petty (1995)则认为态度强度的维度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极端性，直接与态度相关；第二类与态度结构相关，包括可获得性、知识性、结构一致性和两面性；第三类涉及个体对目标物或自身态度的主观信念，包括重要性、个人相关性和确定性；第四类是精细加工，与态度形成过程直接相关。Priester和Petty(1996)等采用不同标准将态度强度维度分为四类：第一类涉及态度内部结构，包含结构一致性和两面性；第二类是精细加工，反映了态度强度的原因；第三类涉及个体精细加工的前提，包括个人相关性和知识性；第四类反映态度强度的结果，包括可获得性、确定性、重要性和极端性。
概括起来说，态度的这些特性可以分为四类：有关态度本身的、记忆中与态度对象相联系的认知结构方面的、关于态度及态度对象的主观信念、态度形成的认知过程。这些特性表面上看起来各有独立的起源，各自独立地代表态度的强度；然而这些维度又一致性地与态度强度的四个方面相连，即坚持性、抵抗力、对信息加工的强烈影响、对行为的强烈影响。
态度强度被认为是态度的耐性和有效性的体现。高强度态度通常能够帮助个体抵御说服信息，保持较高的行为一致性。态度强度的这种作用通过态度的确定性、易得性和模棱两可性实现。Petrocelli等(2007)认为态度的确定性可以被分解为态度清晰性和态度正确性两部分，他们在对待死刑的态度实验中发现这两种成分对抵御说服信息、保证行为一致性都起到独立的作用，他们认为态度强度可能正是通过这两种成分起到了调节态度行为一致性的作用。在态度的易得性(attitude accessibility)方面，另一些研究者在一系列实验中发现，人们对不同社会范畴的态度形成不同的心理表征，每种表征都有一个模板，其中容易被激活的模板就带来相应的态度，并且能在行为上保持较高的一致性。Glasman和Albarracin(2006)通过元分析也发现，那些越容易获得或越稳定的态度对未来的行为有越好的预测作用。态度的模棱两可性(attitude ambivalence)是指对同一客体个体可以同时拥有积极和消极的评价或体验。同时拥有积极和消极的评价意味着需要个体进行更多的系统信息加工，所以要比拥有单一的评价体验更好地预测个体的行为意图。
态度强度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被普遍接受的是七因素说。影响态度强度的七个因素分别是重要性、可接受性、坚实的知识、细节的呈现、确定性强、记忆容易提取、评价的极端性。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物态度相同，但态度的强度未必相同，产生的行为也不相同。态度强度可能与行为直接相关，也可能作为中介变量对行为产生影响，态度强度越强，行为出现的可能性越大。
三、其他变量在态度与行为关系中的作用
在态度对行为的预测方面，人们始终没有一致性的结论，而且在不同领域结论差别较大。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态度与行为并非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环境中的其他心理变量如人格、情绪、重要他人的态度、社会准则、自我效能感、经验、习惯等，都可以与态度一起协同影响行为。于是，研究者也试图借助其他变量来提高对行为的解释力。
将意图作为中介变量是态度预测行为模型的一大改进，将意图作为内部的动力因素，使个体产生行动的驱动力，又可以作为行动的准备状态。此框架中，态度是一种稳定的心理趋向，转化为内在的活动(意图)后，便与外在的活动产生了联系。将意图作为中介变量使得态度与行为关系更加密切。
Fishbein和Ajzen(1975)提出了理性行动模型，认为态度对行为的影响需要经过一个理性的、深思熟虑的过程，并受两个因素的制约，即指向特定行为的态度和主观基准，两者共同作用于行为意图，并通过行为意图最终导致行为的发生。这一模型认为态度不直接决定行为，而是通过行为意图起作用，因此态度对行为的引导作用明显减弱。同时，作用于行为意图的还有主观基准。即便态度与行为一致了，我们也不能妄下断论认为态度可以预测行为。这也为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但这一模型考虑到了人的社会角色，人不太可能为所欲为，亦即人的意图要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而后两者作用于行为意图后，所产生的行为就可以称为理性行为了。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认为，人不是总在理性地思考之后才有所行动。很多时候人的行为甚至是意识之外的，并且人的有些行为是瞬间自发的，比如时间紧迫或者不得已的应急行为的发生，人在做出行为之前根本来不及深思熟虑，更谈不上是理性的。
于是，Ajzen(1991)又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相比，计划行为理论在行为意图之前又增加了一个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变量。感知行为控制是指对一件事情的难易程度的感知，同时考虑到个人技能、社会支持、资源以及机遇而去做某一特定行为。除了态度之外，人的行为不仅仅受社会规范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综合背景环境的限制。有研究发现，通过减小社会压力和对行为控制难度的感知方面的一个标准差，态度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也由0.40减小到0.3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感知行为控制在态度与行为的关系中的重要性。由于该理论在态度与行为的关系中考虑到了更多的因素，也揭示了人在无意识情况下做出的一些行为，因而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计划行为理论在被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不断得到修正。如Conner(2002)又加入了意图的稳定性、行为的稳定性和对过去行为的感知等因素；Hagger和Chatzisarantis(2005)在研究中把态度细化为情感性态度和工具性态度，并用控制因素代替感知行为控制等；Trafimow等(1998)则把感知行为控制分为感知能力和感知困难两个部分；Payne等(2005)则通过加入“工作压力”来研究运动和饮食健康。更多的改进是针对研究内容的不同来加入变量或者限制情境的，这些都进一步提高了态度预测行为模型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