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众媒体与环境传播

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了“脑海中的图像”这一概念，将社会现实分为三种：（1）客观现实——实际存在的可以经历到的事实；（2）符号现实——媒介借助符号有选择地表现出来的现实；（3）主观现实——人们根据前面两种现实在头脑中建构起来的主观认知（Lippman,1922）。由此可见，社会真实与媒介真实之间存在区别。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媒介再现是通过某种特定历史与权力支配下的论述（discourse）所建构的。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媒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媒介的话语方式受到社会的经济、组织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媒体往往会基于多重考虑而无法对公共议题有恰如其分的报道（Gans,1979; Gitlin,1980）。从建构主义维度而言，通过特定的叙述、话语和修辞表达方式，环境传播表征或建构着环境议题背后所涉及的政治命题、文化命题和哲学命题（Cox,2006）。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高风险阶段，环境公害事件时有发生，环境保护呼声日益高涨。《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已将防范环境危机作为四大战略任务之一。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大众传媒都被视为环境保护的推动者，在环境传播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共同担负着环境传播的重任。其中，大众媒体作为当代应用最为广泛的媒介，在环境信息的传播活动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媒体的基本功能包括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教育市民大众。在环境传播中，媒体作为重要的信息沟通渠道，充当着传播助推器的角色，能够在社会上发挥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的作用。

具体来说，大众媒体能够将老百姓关心的环境问题以切实的方式展现出来，并通过议程设置，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体扮演了多重角色，如环境信息告知者、环境问题解释者、环境危机防控的参与者以及环境文化的倡导者。首先，媒体是环境问题的发现者和报道者，能够保证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情权。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对于揭露环境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媒体能够监督政府及相关机构对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是有力的监督者。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和舆论监督功能可以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加速环境保护的进程。再次，媒体在环境报道中是宣传者和舆论引导者，媒体报道环境事件或环保案例，承担环境保护信息的上传下达职责。最后，媒体是大众环保意识的启迪者和培养者，在环境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假设认为：媒介议程可以影响某些对象的显著性，从而影响人们关注对象的选择及对事物的重要程度的判断；也可以通过信息本身的结构来影响人们对某一对象的属性判断，从而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框架（McCombs,2004）。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媒介在环境报道方面的议程设置和社会建构功能，如大众媒体与公众在判断什么是当前社会面临的最为重要和最不重要的环境议题方面意见高度一致，且媒体对环境议程的设置会影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并会推动他们在现实中采取行动（Khan,2011）。但是议程设置理论自诞生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寻求证据进行深化和补充的过程中，而有关它的理解和检验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争论。郎氏夫妇认为完整的议程设置过程应包括媒介议题、政策议题和公共议题，议程设置是为了实现背后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Lang &Lang,1983; Roger & Dearing,1988）。今天的媒体环境下，媒介议程、政策议程和公众议程互相作用。媒介、政府与民众在环境议题建构过程中的互动和影响显得尤为突出。

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程度并不直接与环境的客观状况相关，在不同时期关注的焦点和程度也不同（Hannigan,2014）。这当中，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不可小觑（McCombs,2004）。在报道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大众媒体往往会根据当前的政治结构与传播格局对相关议题进行建构，并且在传播过程中掌握话语权，从而影响受众关注点和议题走向。美国著名环境社会学家汉尼根（Hannigan,2014）指出，成功地建构某种环境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六个方面的因素：（1）某种环境问题必须有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2）拥有科学普及者，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普及，某些问题在大众眼中只能是深奥难懂的研究专题；（3）预期中的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媒介的注意，使得媒介的相关主张变得真实且重要；（4）某一潜在的环境必须以非常醒目的符号和形象词汇加以修饰，以引起注意；（5）针对某一环境问题采取行动必须有可见的经济刺激；（6）为了使可预见的环境问题成功地参与各种宣称的竞争，应当有制度化的赞助者，它们可以确保环境问题建构的合法性和连续性。

大众媒体作为知识和文化的生产者与传递者，是普通公众赖以获取环境知识的渠道。在转型期的中国，环境问题加剧，环境议题在媒体场域中如何被定义、预警、监测、再现、管理、加工和沟通，以及在建构和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受到媒介从业人员素质、媒介常规（new s routine）、组织文化等媒介内部因素和媒介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环境传播与风险沟通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受到传媒内外哪些因素的影响；环境传播在中国特殊的信息生产和沟通机制等都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大众传媒环境传播的内容因媒介形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别，最常见的包括环境新闻报道、广电环境类节目、环保电影或纪录片、环境广告等形式。本章内容将基于不同的大众媒介平台，探讨环境传播在不同媒体上的表现形式及其相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