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框架：假设、思路与核心概念
本著作以国会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以文化分析作为基本工具，并假设美国国会文化中存在着服务选区与代表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将影响国会制度和行为模式的形成，并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后果。本著作主要从文化、利益与制度三个层面对上述假设进行分析和论证。文化既指一个地域共同体或组织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的全部，又特指美国宪政理念、代表观、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传统等；而利益、制度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本著作的分析思路是：第一章揭示美国国会文化内在张力的来源。现代代议制民主内在包含着议员代表选民与代表国家之间的矛盾，立宪时的制度安排可以达成一种制度结构，保证某一方面的取向成为主要取向，但是它无法消除另一取向的存在。美国立宪时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以及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文化传统，立宪者选择了议员应当代表选区的代表观；但是，宪政设计也为国会赋予了履行公共职能的角色。因此，美国的宪政安排为议员和国会设计了服务选区和代表国家的双重角色，制宪过程集中反映了美国国会文化内在张力的文化、制度与利益之源。
第二章具体分析美国国会文化内在张力在议员个体和国会集体两个主体上的行为表现，这种张力对国会制度的塑造及其历史演变。国会议员虽然对自身角色有自己的考虑，但选举政治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考虑选区利益的需要，将寻求选区认同、为选区提供个案服务、为选区获取资源、表达选区民意等作为代议活动的重要职能，但是民众对议员的公共职能也充满期待，很多国会议员为国家利益而工作，因此他们又履行着代表、立法、监督等方面的公共职能，国会内部各种制度是适应这两种职能履行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议员在两种角色之间的平衡使得特殊利益成为国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使得国会政治表现出特殊主义的一面。本章最后分析由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关系的变迁，以及美国政府规模职能扩张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国会文化内在张力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第三章考察美国利益集团政治与国会文化内在张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宪政安排和多元社会为利益集团产生和对国会政治的影响提供了基础，利益集团影响国会政治的方式包括游说、动员选民、制造议题和舆论、提供竞选支持等。公共利益集团使得国会议员不得不在立法过程中为公共利益立法或抑制特殊利益集团在相关决策中的过度影响，特殊利益集团使得国会政治既表现出特殊主义的一面，也可能表现出实现公共利益的一面，而且同一政策议题上不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使得国会政治不至于完全被某一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公共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都可以诉诸选区选民对议员形成压力，从而影响议员的决策行为。因此，本章认为利益集团是美国国会文化内在张力的重要建构者，并使之复杂化。
第四章着重研究美国国会文化内在张力导致的认同后果。总体上国会文化内在张力导致国会公共政策制定表现出低效和特殊主义，因此，民众虽然对作为美国民主象征的国会制度有较高的认同，但对国会现实表现的认同度不断下降，并低于对总统和最高法院现实表现的认同；但是这种特殊主义为选民带来了好处，从而使得选民对自己的议员表现出较高的认同，民众两个层面“两个国会”认同的分裂使得他们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下降，成为影响美国代议制民主健康运作的主要因素之一。
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的总结与思考。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国会文化内在张力是解释美国国会政治模式及其发展的重要框架，而且认为美国国会文化内在张力虽然有美国特色，但在代议制民主运作中普遍存在，并且这一矛盾表现在多个方面，它们影响到代议制民主的运作，代议制民主设计时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些矛盾才不至于让自身走向衰落甚至被这些矛盾从内部撕裂与分解。
在进行这种分析之前，一些基本概念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一、国会文化
文化这一概念的多义性，决定了人们对国会文化的理解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本文不从文化的各种定义出发来界定国会文化的内涵，而主要从“国会文化”这一术语的现实使用来考察国会文化的含义。国会文化这一概念在现实中主要有三种用法：作为现象的国会文化，作为传统与习俗的国会文化，作为总体制度特征与行为模式的国会文化。
第一种用法和我们日常语境中所指的某种文化现象中的“文化”用法同义，它指国会政治中发生的某种现象，这种现象可能是一时的、短暂的，也可能是持久的，这主要是一种广义文化上的界定，由国会政治引发，或与国会相关的一切现象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国会文化现象。国会作为一种组织，它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人们习惯上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如国会的腐败文化、国会党争文化、议员言行不一的现象等。
第二种用法，即作为国会传统与习俗的国会文化，在国内首先由研究国会的著名学者孙哲先生介绍，它主要指国会内部约定俗成的非正式规则，如国会传统、习俗与惯例。
国会文化中有六大惯例，它们是“新议员要先学习国会如何运作（apprenticeship）、议员要以立法工作为重心（legislative work）、议员要有专业方面的知识（specialization）、要讲礼貌（courtesy）、懂得互惠互助（reciprocity）、维护国会形象和利益（institutional patriotism）”。董建辉在《政治人类学》一书中介绍了人类学家韦瑟福德对国会非正式规则的研究，但是可以看出，韦瑟福德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国会文化这一概念。美国政治学者大多是从这一层面界定国会文化内涵的，如列诺·N．瑞索贝奇（Leroy N.Rieselbachy）认为，国会文化（congressional culture或culture of congress）主要“强调互惠互助（reciprocity）、礼貌（courtesy）、尊重专家（deference to expertise）（如果不再是年龄），和合作（cooperation）……总体上，国会的非正式规则不仅帮助创建了国会能够运行的环境，而且影响到国会的立法输出”。
第三种用法，即作为国会总体制度特征与行为模式的国会文化。严格来讲这种用法的含义包含在第一种国会文化用法之中，但它是一种较稳定的国会文化，是国会政治的总体特征。因此，国会内部的非正式规则，即第二种意义上的国会文化是它形成的质料。有台湾学者在这一层面使用这一概念，指国会朝野政党之间的关系、国会内部的议事结构与议事程序、议员的工作作风等各个方面集中表现出来的国会总的制度品质和行为特征，本著作主要从这一层面来界定美国的国会文化，并研究这一总体文化中的各种国会亚文化。
二、国会行为
国会行为是组织性的个体行为与个体性的组织行为的统一。所谓组织性的个体行为主要是指国会议员的行为，它不仅具有个体性，受议员个人动机与目标的决定，而且议员的个体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组织性行为，因为其行为动机的形成和实现都离不开国会组织的影响与决定。根据组织行为学的原理，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结构与文化，形成不同的组织角色，这些不同的组织结构、文化与角色决定了不同的组织性个体行为。所以，国会议员的个体行为是个体性与组织性的统一，内含了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同时，国会行为不仅包括各种个体行为，还是在国会制度与规则的引导下由各种个体行为融合而成的、实现某种目标的集体行为。这种集体行为，是由个体行为集合而成的，其目标实现过程中掺杂了各种个体的目标，因而，这种集体行为同样也是集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内含着集体目标与个体目标的矛盾，并具有个体性的特征，这在后面对国会行为的分析中将会得到更为具体的表现。
三、国会文化的内在张力
服务选区与代表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影响到国会行为模式和制度结构的塑造、演变与发展，并使国会行为和制度表现出服务选区与代表国家的双重特征。
服务选区是指国会总体与个体行为的选区取向，即服务选区利益的行为。美国政治学者主要将服务选区限定在议员个体层面，议员追求再当选是选区服务的主要动机。议员服务选区的主要方式有个案服务、为选区申请公共工程、制定有利于选区的公共政策等。议员的目标能够影响国会的立法和制度安排，所以，议员服务选区的行为必定在国会集体行为中和制度平台上得到表现，国会的集体行为和制度安排自然也体现出为选区服务的特征。
代表国家是指国会集体与个体行为的国家取向，即服务于国家公共利益的行为。议员和国会作为国家的立法者，不仅要反映选区民意，还要反映整个国家的民意，为国家利益立法和服务。国会作为联邦政府的主要机构之一，在宪政设计之初就是要解决邦联松散的政治结构所无法解决的中央政府的统一行动和国家整合问题。而议员作为国会的办事员，其基本职责就是实现国会的角色与目标。总体上，国会和议员代表国家利益有四种表现：一是通过各选区和地域利益的妥协，使之不至损害国家的利益，这种妥协后的地方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二是保证分散在各选区和地域的国家利益的实现，如各州在自治权限内的利益实现，建在某州军事基地的安全等；三是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这种公共物品，如国家安全是弥散到每一个选区、地域和选民的；四是确保与地方利益和选民利益有一定冲突的国家利益的实现，如美国进口中国的纺织品，有损棉花生产大州马萨诸塞州的利益，但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