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地文化的形成与兴起

秦文化、晋文化和浙东文化诞生的地域大相径庭，文化萌生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差异性较大，决定了各地先民做出不同的文化选择，对于三地历史文化的价值内涵和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周秦民族与三秦文化兴起

三秦文化之兴起，与周秦部落崛起具有深刻联系。一定程度上说，周秦文化兴起、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三秦文化兴起发展的过程。所谓“陕西”“三秦”等概念，无论是作为历史文化内涵，还是地理文化内涵，都与周秦时代有着根本的关联。西周初期，周、召二公分陕而治，陕以东周公治之，陕以西召公治之，陕陌以西称为陕西，简称“陕”。项羽为了防止刘邦东进，将陕西关中分给三位故秦降将。“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今日人们所谓“三秦”大地，与秦汉时期的“三秦”概念不同，是指现代陕西省区域内的陕南、陕北、关中。

三秦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渭河流域和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关中的长安，是周、秦、汉、隋、唐等十一个封建王朝的千年古都，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陕北，则作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场所而令人瞩目。三秦文化在公元906年以前，曾集中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成就，以汉唐长安为标志，如日中天地照耀着整个世界，显示着古代中国曾经具有的开放与创造风貌以及值得炎黄子孙永远自豪的文化传统。宋元以降，三秦作为临制西北的军事重镇，凭借其地理与文化优势，仍然在历史上有许多出色的表演，创造出既有西北风格，又保持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精彩内容。”三秦这片广袤的土地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秦文化兴起的地域以今天陕西为核心区域，这里早就有远古人类的活动，神话传说中的杰出人物也大多与陕西有关，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

“从蓝田猿人到大荔人，再到陕北的河套人以及沙宛人，显现了陕西境内北方直立猿人向智人发展的轨迹，以半坡、姜寨、北首岭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以客省庄、米家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皆典型地反映了中华先民在农业、手工业、渔业以及初具雏形的文字、绘画、雕塑等方面的文明程度。”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的部落，就崛起于渭水中游和陕北高原。炎帝又称赤帝，其部落活动于姜水流域（即今宝鸡的清江河）。炎帝的母亲是少典的妃子，游华山遇神龙而生炎帝，炎帝“尝遍百草”，教授人们种植五谷，创立了最早的中华医药学和农业生产。黄帝部落活动区域在姬水流域（今陕甘青境内，东起渭水，西至湟水之间），曾败炎帝于阪泉之野，诛蚩尤于涿鹿，代神龙而起，有土瑞之德，故称黄帝。据说黄帝时代发明了井、舟楫和车，黄帝的妃子嫘祖发明了植桑养蚕、抽丝纺织技术，另一位妃子嫫母发明了缠丝的纺轮和织丝的织机，促进了中华文明大发展。黄帝史官仓颉诞生于陕西白水，仓颉“双瞳四目”，创造了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鸟迹书。夏禹曾将陕西境内的梁山、岐水作为治水的重点区域，并在今天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交界处“凿龙门、铸九鼎”，那里至今仍然保留着“禹门口”的传说。

周民族的始祖姜嫄是高辛帝的正妻，因履大人迹感孕而生弃，弃善于种植五谷，曾协助大禹治水，担任大禹的农官，获封邰地，世称“后稷”，他是把中国带入农耕文明的关键人物。弃的曾孙公刘大兴农耕，扩展耕种面积，带领部族迁徙到更适合发展的“豳”，古公亶父带领部族南迁周原（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开启了周民族强盛之路。周文王姬昌在商纣时被封为西伯侯，在位50年，注意发展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励精图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明之君，也是儒家理想中的有道之君。周文王在商帝乙继位二年，为报杀父之仇，起兵讨伐商朝失败，转而逐步讨伐戎狄诸部落，一方面解除后顾之忧，一方面继续增强国力。周文王先后灭了商朝的附属国黎（故址在今山西黎城），攻占了崇国，攻克了商王朝在渭水中游的许多重要据点，使商王朝的大小方国纷纷依附于周，周民族势力开始强盛。趁此时机，周文王将都城从周原迁至沣水西岸，正式将关中作为伐纣的根据地，为武王伐纣最后取得胜利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周武王在姜尚等一批贤臣武将的支持下，联合诸多部落力量，发布讨伐商纣檄文，公告战胜商王朝决心于天下，一举攻克殷都，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王朝——周朝。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周武王迁都镐京，周公制礼作乐，开启了以“礼乐文化”为主导的文治武功。

三秦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渊源是秦民族文化。相传秦之先祖为颛顼的后裔女修，女修感“玄鸟陨卵”而生大业，大业则为秦民族之先祖，大业的儿子大费曾经协助大禹治水。夏朝末年，大费的一支协助商汤成功地攻灭夏桀，另一支鸟俗氏部落中有两个驾车技术高超的兄弟——孟戏、中衍，辅佐商王有功，开始进入商朝贵族行列。大骆居于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大骆及其子继承了秦民族善于养马和驾车的技艺，周孝王将“秦地”作为封邑奖赏大骆之后非子，号为“秦嬴”，于是有了“秦人”之说。公元前771年，西戎、犬戎联合进攻周之京城镐京，秦襄公全力保卫周王室东迁洛阳，立下汗马功劳，周平王正式封秦为诸侯国，秦襄公夺回被西戎所占领的岐、丰之地。

秦襄公去世以后，其后代不断向东推进，逐渐将都城迁往汧水、渭水之间，先后以汧邑、平阳、雍城作为都城，控制范围西起今天甘肃东南部，东至今天陕西东部华山，成为“关西”第一大诸侯国。此后，数代秦人坚持既定国策，不懈努力：内修政理，锐意改革，实施富国强兵之策；向西平定西戎，稳定后方；向南争夺武关，攻占巴蜀，建立富饶的粮食基地；向东则破除“关东”联盟，用兵三晋，不断开疆拓土，直至横扫六合，称霸天下。秦穆公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先后任用晋人丕豹、戎人由余、蹇叔、百里奚、孟明视等人，称霸西戎，稳定了秦的大后方，多次大破晋军，是秦国实施向东战略转移的第一人。秦灵公建都泾阳，与晋国形成对峙之势。秦献公迁都栎阳，从魏国夺取河西之地，为秦人进军河东打下良好基础。秦孝公大胆启用卫人商鞅，实施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道德等方面的改革举措，秦国国力强盛，收复了穆公故地和河西之地，并将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从此咸阳成为秦国都城近150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惠王用张仪，成功破解苏秦合纵抗秦之策，使秦国成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国。秦昭襄王在位56年，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之策，为秦国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代雄主秦始皇广泛收罗天下英才，发展生产，整顿军事励精图治，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500年之久的分裂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汉承秦制”就是指汉代采用秦代诸多制度，影响深远。

周秦时期是秦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奠基时期，也是秦文化兴起的时期。周文化、秦文化为后来的三秦文化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资源。其中，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礼乐文化、“郡县”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周民族和秦民族本为偏于西部的小部族，在民族崛起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关东诸国竞争，还要时时提防西北部少数民族的侵扰。周民族、秦民族的崛起，就是不断处理各种冲突的历史，就是在各种危机中奋发图强、争取生存空间的历史。周民族不畏强暴，数代励精图治，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成就大业。秦民族兴起于甘肃东部，先是与少数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继而与山东诸国争夺天下，到秦始皇嬴政时期，统一中国。若没有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周秦民族就不可能拥有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更不可能逐渐强大自身，进而君临天下。这种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后来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每当中华民族遇到危机，就会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保障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其二，周之礼乐文化。“与西方‘罪恶文化’、日本‘耻感文化’（从Ruth Benedict及某些日本学者说）相比较，以儒家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天地境界，即道德上的准宗教体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是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乐感文化”实际就是中国“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核心思想为“仁”，主张内仁外礼，而“乐”亦在其中。孔子重视的仁与礼的文化资源，基本来自于周公，他主张不断修习周代传下来的“六艺”来掌握西周时期的典章制度，并以此作为自己理想的社会形态，进而使周公建构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制度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和影响。

周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曾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伐纣克殷，武王去世后又尽力辅佐年幼的周成王，胸怀坦荡，克勤克俭，提出了以“此世间”和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主张王命取决于天命，天意取决于民意。周公旦把保留了许多宗法血缘父系家长制的夏礼、殷礼，与分封制结合，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的周礼。

古我先王，暨乃祖先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

兹于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

——《尚书·盘庚》

“由于主祭人的地位至关重要，而每个家族的后代往往不止一个，为了避免争夺继承权，便有了根据血缘远近而规定的嫡长子继承制。这种与祖先崇拜观念密切相关，以财产继承为形式，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以宗法血缘为标准的等级制度，便构成了‘礼’。由于‘礼’在陕西的周人中最先形成，所以被称为‘周礼’。”周礼逐渐演化成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

其三，秦之“郡县制”国家制度。“郡县制”是秦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管理文化的重大贡献。周武王灭商纣以后，为了表彰功臣、平衡各方利益关系，避免商纣式专制独断，将“天下”分成若干区块，分封部族子弟和异姓诸王，形成宗族血缘与政治关系互补的国家管理制度，以期实现“众建亲戚，以蕃屏周”之目的。分封制度在西周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促进社会经济迅速走向繁荣。随着诸侯王世袭制度的延展，经过几代王位继承，各诸侯王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各国之间发展并不平衡，国家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拉开，一些诸侯王开始质疑周天子地位的合法性，不仅不听周天子的号令，而且敷衍、拖延应有的朝贡和礼仪，甚至发生叛乱事件。平王东迁以后，分封制的弊病日益暴露，到春秋时期，周天子基本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力，中国陷入诸侯争霸的时代。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避免分封制带来“分权”危机，强化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否决了大臣王琯“分王子弟”的建议，而采用李斯“郡县制”之策，实行全国统一的郡县制管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制度的新局面。所谓郡县制，就是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及若干县，县以下设立乡、里，郡守和县令不再是诸侯王，而是由“始皇帝”直接派人担任，代表皇帝负责该区域的各项事务，将“皇帝”的权力直接运用到普通乡村民众，形成中央集权制度。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希望保障嬴姓子孙世世代代为“皇帝”，但由于分封制面临传统的巨大挑战，加之六国贵族仇恨心理，秦始皇只能实行极端高压政策。严刑峻法终于引起天下强烈纷乱，秦国仅仅二世而终。

秦虽短命，但郡县制国家治理制度成为中国文化一份厚重的遗产被历代所继承，并不断完善。汉初实施分封制，很快酿出吴楚七国之乱，“文景之治”的主要内容就是“削藩”，即逐步压缩诸侯王的权力空间，加强中央集权领导，汉武帝时期终于完成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轨局面，构建起相对平衡的国家治理制度。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交锋远远没有结束，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多次上演“分封”与“削藩”的乱争，即便是在“行省制”确立的元、明、清三代，也曾周期性爆发因“削藩”而引起的战乱。

“郡县制”既是秦始皇留给后人的一份厚重的政治遗产，也为专制政体之下的国家治理留下了一份无解的难题，其历史影响深刻而久远。

二、晋、北魏崛起与三晋文化的兴起

山西，最初并不指今山西省地区，战国时期以崤山为界来区分山东、山西，当时的山西主要指函谷关以西地区，而“山东”是指函谷关以东地区。东汉开始以太行山为界划分山东、山西，开始具有今天所谓“山西”的地理概念。因地处黄河以东，这里在历史上长期被称为“河东”。从地理条件看，一山一河一长城构成山西的基本区域疆界，今之山西省作为华北地区的一部分，南北长约550公里，东西宽约290公里，有天然地理分界与周边省份相连。其西有晋陕大峡谷，与陕西隔黄河相望，其南有中条山、黄河等与河南为界，其东以太行山、黄河与河北、河南相分，其北以古长城与内蒙古分开。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地区，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中原文化的必经之地，成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最为频繁、最为深刻的“试验场”。

山西属于黄河中下游流域，远古时期水源丰足，森林覆盖，适合人类居住。在山西境内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表明远古先民在100万年以前，就在这片河山中生存。山西芮城西侯度村的西侯度文化遗址，为中国人类应用石片技术提供了最早的资料，一些被火烧过的鹿角、兽骨和马牙化石，证明西侯度人开始使用火，在这里人类文明取得长足进步。匼河文化出土的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等比较精致的石器，与陕西渭水流域文化形成衔接。分布在汾河流域的丁村文化，出土器物数量大，在大量石片石器中，还出现了少量的石核。这种石核、石球在许家窑文化中大量出现，进一步证明远古人类在山西的生活生产活动。远古山西人类活动，是中华先民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中华大地上诸多文化区域的进程是大体一致的。

“晋南属于中原文化圈，晋北属于北方文化圈，晋中为两种文化冲突碰撞、交界推移地区。”从炎黄开始，山西南部（晋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华夏文化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相传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都是少典氏的后裔分支，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后裔都曾经在晋南汾河流域建立过“方国”，而尧的封地“唐”，舜的都邑“虞”，大禹的都城平阳，都建立在现在晋南地区，晋南地区是中国最早进入神话传说的区域之一。

三晋文化第一次兴起与晋文公崛起有着深刻联系。西周刚建立时，周武王的少子、周成王的弟弟叔虞被封于“唐”，其子燮改称“晋”，其地不足百里。春秋时期，晋国日益强大，疆域有今山西省中部、南部，河北省西南部，河南省西北部和陕西省一部分。春秋后期六卿势力逐渐强大，晋国国君的权势衰弱，最后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建立了韩国、赵国、魏国，成为战国时期三个强盛的诸侯国，即所谓的“三晋”，与秦国形成强弱对应关系，“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

晋国是周天子“以蕃屏周”的重要区域，特别是在确立周平王统治地位和王室东迁活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公元前760年，晋文侯杀死了由虢公翰拥立的王子余臣，结束了“二王”并立局面，保障了周平王的“正宗”地位，周平王发布《文侯之命》予以表彰。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处于晋国和郑国夹缝中，实际控制力迅速衰减，晋国利用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身份，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经过晋昭侯、晋武公、晋献公的努力，晋国“霸主”地位逐渐显现，但由于晋献公在太子废立问题上处置失当，晋国“霸主”地位被推迟了数十年。晋公子重耳流亡19年，62岁回国执掌晋国，举贤授能，发展农商，励精图治，终于将晋国推上春秋霸主地位。晋文公首先抓住太叔带、狄人之乱，成功地打败狄人，杀太叔带，迎周襄王重回洛阳，“勤王”之功无人能比，城濮之战大败楚军主力，并将楚将子玉献于周天子，以示“王战”，获得周王室正式册封“霸主”。其后，晋文公凭借“霸主”之威，先后灭掉数个周边小国，不断开疆拓土，并先后大败齐军于鞍，大败秦军于麻隧，进一步确定了“霸主”地位，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453年，晋国公卿赵氏、韩氏、魏氏联合灭掉了实际掌握政权的智氏，瓜分其领地，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晋侯”成为三家反复利用的工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三晋在战国七雄争霸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三晋距离秦国最近，无论“合纵”，还是“连横”，三晋都是首当其冲，三晋面临的主要矛盾似乎就是秦国，“存秦”还是“灭秦”一直是困扰他们的关键性问题。

最早与秦国开战的是魏国。魏文侯文臣有李悝，武将有吴起：李悝负责进行经济改革，推行“平籴法”，实现经济富强；吴起主持军事改革，创立“武卒制”，打造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魏文侯凭借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的成果，数战之后，从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不仅给秦人以沉重的军事打击，更给秦人心理上造成巨大阴影，使“河西之地”作为秦人永远的“痛”，成为秦、魏之间争夺的焦点。晋文公高举“尊王攘夷”的政治旗帜而称霸，魏文侯则更多依赖经济、军事改革而崛起，反映出晋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无论是晋文公，还是魏文侯，都是周天子治下的臣民，其文化归属基本属于以周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从山西文化形成来看，这基本代表了晋南文化，属于山西文化的主流。山西文化还有另外一个主要来源，这就是多民族融合的文化，更多体现晋北游牧文化内涵，北魏拓跋氏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291年，西晋发生“八王之乱”，趁着司马氏家族内讧，各地流民揭竿而起。304年，刘渊联络匈奴各部起兵，建立国家——汉，自称汉王，加入反晋斗争中，迅速控制了晋中、晋南和河北、河南部分区域。308年，刘渊于平阳称帝，311年，刘渊子刘聪攻克洛阳，晋人又在长安拥立晋愍帝，西晋名存实亡。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东晋，中国历史进入南北对峙局面。北魏拓跋氏正是起于南北对峙的大背景中。

拓跋氏原为鲜卑族的一个分支，西汉后期的拓跋毛曾经“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一时雄震北方。东汉初年，拓跋氏由北向南迁徙，到了三国、西晋时期居住在今天内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一带，趁着中原战乱纷争而建立“代”国，南北朝时期被前秦苻坚所灭。淝水之战后，前秦实力大损，拓跋珪乘机召集旧部，恢复代国，建都盛乐，并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珪在位24年，397年灭了后燕，迁都平成，一举奠定了北方大国的地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重用汉人崔浩等，先后灭掉柔然、北燕、北凉，两败大夏，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十六国并立的乱局。450年进兵南朝刘宋，取得军事胜利，控制区域达到淮河北岸。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力排众议，大胆进行汉化改革，鼓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参照南朝典章制度进行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建立了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联合政府”，并把京城迁至洛阳，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多民族文化融合，推动了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

从三晋文化兴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三晋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文化特征，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三晋文化是一种“护卫性”文化，是中原文化（中华民族核心文化）的屏障，其文化向心力一直是中原文化。周天子从一开始就将山西作为“以蕃屏周”的重镇，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而且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经过历史长期积淀，形成三晋文化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护卫中原文化。晋文公崛起过程中，勇于担当历史责任，高举“尊王攘夷”的政治旗帜，数次“勤王”，护卫周王室的政治权威和天子声誉，将“护卫性”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究其深刻原因，中原文化向心力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北魏拓跋氏崛起过程中，汉人士族功不可没，从拓跋珪、拓跋焘一直到拓跋宏，在道与佛的摇摆中，实际体现出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尊重与膜拜，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政策，都是中原文化向心力的表现。三晋区域和三晋文化对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的护卫作用，在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反复上演，直到明清两代，作为边关重镇的山西，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经济稳定、文化传承都起到了巨大的护卫作用。

其二，三晋区域处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最大结合部，其文化地理和人口资源，决定了三晋文化必须采用多民族融合的方式。因此，三晋文化是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沿地带，也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融合最为突出的文化。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晋国及其后来形成的韩、赵、魏三国，采取的文化策略更多的是以中原文化（晋南文化区）为主体，适当融合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那么，北魏则是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化，主动融合、自觉走向中原文化。这种文化主体选择的位移，是多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必然结果，毕竟汉民族文化在价值理念、层级结构、历史积淀和包容精神等方面，远非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可以比拟，当国家政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觉选择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就成为国家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多变的海洋与于越文化形成

浙东地区直接面对海洋，其文化形成条件以海洋为主，其价值理念和文化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海洋文化特色。

浙东地处我国的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在浙江文化的形成时期，有三次大的海侵对浙江的气候条件和浙江古人类的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次海侵，即卷转虫（ammonia）海侵使整个浙江沿海平原自然环境更加恶化，宁绍平原沦为一片浅海，杭嘉湖平原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迫使古越人再一次向着海拔高的地区迁徙，“一支流向中国大陆，并在较高亢处建立了河姆渡、马家浜、罗家角、彭城、吴家浜等距今7000年前的聚落。这一支后来在《越绝书》中称为‘内越’。另一支迎水而进，利用独木舟和木筏等水上航行工具，顺着盛行的东南季风，沿着海流，漂洋过海，迁徙到了日本列岛、南洋群岛等地。这一支后来也被多次提到，称之为‘外越’或‘东海外越’（《越绝书》卷二、卷八）”。有的学者认为海侵迫使浙江的原始先民向三个方向流散：“一是古越族中的临江的部落越过今杭州湾（古钱塘江下游）向浙江西部和江苏南部的丘陵地带迁移，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是载入史书的句吴族的缔造者。”“二是古越族中的濒海的部落，在宁绍平原的环境逐渐恶化的过程中，运用他们长期与江海打交道的积累、掌握的漂流技术，用简单的独木舟或木筏漂洋过海，落脚于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三是古越族中的靠山的部落进入宁绍平原以南的会稽、四明山麓，‘河姆渡文化’就是他们留下的一个聚落点。”

浙东古人类受到海侵的影响，不断进行迁徙以适应自然、保障生存。在迁徙过程中，他们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证明了浙江远古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自然变化的能力。同时，在古人类的大迁徙过程中，浙东地区和浙西地区的古人类也在不断地发生冲突、融合，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文化聚落，为以后“于越”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果从文化区域来划分，“可粗略地将浙江的史前文化分为四个区域——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盆地、瓯江流域”。宁绍平原的文化遗址以著名的河姆渡文化为代表，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证明了早在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已经存在可以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相媲美的远古文化。金衢地区位于浙江中西部，与皖、赣、闽接壤，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阶段与良渚文化相当，专家们推测，金衢地区更早的文化来源于浙皖山区的另一支原始文化。瓯江流域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永嘉罗浮区塘头华严山、长脚窟、楠溪上塘正门山、下塘屿门山及门前山，乐清琯头白鹭山、永嘉德政乡双屿山、接乐沟、柳市象峰乡下渎山、瑞安陶山区浦北山坪地”等，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新石器时代以后，高祭台文化类型和良渚文化有较大的差异，说明它不是良渚文化的继承者，而是与古越族有着密切关系的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

大约到了与良渚文化在地层上有叠压关系的高祭台文化时期，宁绍平原地区和杭嘉湖地区的土著文化已经完全融合，作为连接这些文化的民族共同体的于越民族也就正式形成。这些远古时期的浙江文化，在长期的文化流变中，尽管有很多文化因素被“遗忘”了，但是，其文化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已经深深地隐藏于浙东文化的潜在结构中，并作为一种文化“原型”，对后代的浙东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远古时期的浙东文化体现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本质性因素。与中原的龙图腾崇拜不同，浙东远古文化体现出鸟图腾崇拜的文化趋向，并把这种鸟图腾崇拜和浙江古老的生产劳动相联系，形成了鸟图腾崇拜和稻作文明相结合的文化形态——于越文化。“于”上古文作“於”，本字为“乌”：“乌，孝鸟也，象形。”“‘於’实是于越族人的一种图腾符号，是该族的护族符。”“越”是史前越人用来种植水稻的重要的劳动工具，到了良渚文化时期，“越”逐渐被神化，成为军事统治、政权的象征。“于越族名的意义是于越人的图腾符号和他们所特有的稻作文化生产工具的融合，是于越人稻作文化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特质。”

先秦时期，浙江文化以中原文化等文化形态为参照系，通过与中原文化的对照来观照自己，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化镜像”。在先秦两汉的文化典籍中，对于越文化的记述多是以“奇”“异”“怪”观之。这说明，于越文化有许多不同于中原文化的文化因素，并与中原先秦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理解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也构成了上古时期浙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主要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多次重演，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原文化体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伦理内容和行为规范，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那部分，常常引发江浙一带（不同于中原地区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反思甚至激烈的反抗，浙东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伦理内容、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的差异性，是引发这种反思的源发性历史文化原因。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一种文化只有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中，才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文化特质，也只有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文化的特性才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到了先秦两汉时期，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闽文化、吴文化等的交流范围不断扩大，交流的频率也不断加快，因而，于越文化的特质也就更加凸显。从文化的外部因素来说，在异质文化，特别是在中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带着中原文化的文化眼光观照于越文化，他们更多地关注于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发现于越文化的特质；从文化的内部因素来说，浙江文化学者带着于越文化的眼光来观照中原文化等文化形态时，自觉不自觉地会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比照，同时也会影响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从而，对自己的文化特质认识得更清晰。因此，在先秦两汉的文化典籍中，关于浙江文化的记述几乎都带有文化比较的眼光，而文化比较的参照系，就是中原文化。

“勾践之地，南至于句吴，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句吴就是今天诸暨一带，御儿在今天嘉兴一带，鄞就是今天宁波的鄞州区，姑蔑就是今天的太湖。先秦时期，由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产方式和共同的文化心理，浙江地区形成了以会稽为中心的，活动范围集中于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地区的古越。由于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于越人在饮食、服饰、居住和交通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中原文化大不相同的特点，在这些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于越族人的文化心理，也自然表现出与中原文化心理的不同。滕复先生等编著的《浙江文化史》对先秦时期浙江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梳理，笔者在此基础上，补充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宗族礼教意识相对淡薄。先秦时期，中原文化敬天尊地事祖先，无论是商人尊地，还是周人敬天，都把这种对自然物的祭祀活动与祖先崇拜结合起来，并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文化对这种文化观念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筛选，并进行大力提倡，形成了以宗法伦理观念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讲究“仁”与“礼”的结合，“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极高的神秘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何谓‘仁’？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谓仁’。‘仁’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修养，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一切‘仁’的修养，都要通过‘礼’来具体体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先秦时期中原文化，非常重视与内在的文化观念相配合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并把这种礼仪制度以宗族礼教的方式传承下来。与此相比，于越人居住于外为浩瀚的海洋所围绕、内为星罗棋布的湖泊河流所分割之地，其生产方式也不像中原那样“千耦其耘”，而是更多地实行个体家庭的劳动组合方式，因而，不会形成整体上的礼仪制度，其宗族礼教观念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要淡薄得多。于越人更多地崇拜山神、水神、鸟神和四方之神，他们崇拜着自然界的一切，并努力使自身达到与自然神秘力量的交融。在诸多神灵崇拜中，于越人对鬼的崇信似乎更加突出。《吕氏春秋·孟冬纪第十·异宝》言：“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祇。”这种多神崇拜中的鬼神崇信观念，与中原地区崇尚大一统的天地宇宙而形成的宗族礼教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于越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基本差异。

第二，追求主体的独立价值。中原文化建立在中央集权国家基础上，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更加强调群体的利益，强调个人对群体的责任和义务，“人”是在群体中体现出符合人的“类本质”和群体规范的存在：“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仁、义、礼、智是人的必备条件，反映了大一统的国家基础上强调道德的文化眼光。“克己”是“复礼”的前提，“复礼”是“克己”的目的。与中原文化强调“克己”不同，于越“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之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河流湖泊相隔的自然环境，培育了于越人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追求个人价值和独立性的文化品格，他们更注重以个性化的方式对待生活，并在对待生活的过程中，更多地以感性化的方法反抗外部环境的暴虐，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

第三，率真、浪漫的情感与雄俊、耿介的个性。中原文化诞生于黄土地的地理和气候特征，因而形成了以浑厚博大、沉着雄健为基本特征的黄土文化，兼之统一国家宗族礼教的限制，使人们距离远古时代的率真与浪漫的情感愈来愈远，沉稳憨厚、刚健雄浊的文化心理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而于越之地的名山秀水，激发了人们空灵而瑰丽的想象、率真浪漫的情感，充满浪漫主义格调的诗篇《侯人歌》《越人歌》都充分体现了于越人空灵飘逸的情趣。

第四，巧思与冒险的文化特性。中原黄土文化大气恢宏、相对稳定的特征，养成了中原人民长期发展过程中古拙守成、因循保守的文化心理。而于越文化诞生于海洋和江湖的氛围中，湿润性海洋气候变化多端，于越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想方设法来适应多变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巧于思考、勇于进取、敢于冒险的文化心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具有保守性，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文化的每一次变革都会遇到传统文化的重重阻力；而以勇于进取、敢于冒险为代表的于越文化（于越文化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常常对中原文化形成冲击，从而引发中国文化的变革。在长期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中，浙东知识分子面对强大厚重的中原文化，常带有“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心理，如果没有浪漫主义的信念和勇气，浙东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坚持不懈战斗的。这种战斗精神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激愤的反抗和彻底的诅咒，以及由此产生的彻底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现代就是鲁迅精神；其二是感时的反叛和个人的隐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苦闷与感伤，这种精神表现在现代以浙江作家郁达夫为代表。

第五，漂泊的文化心态。浙江文化环境不同于中原文化的黄土文化环境，海洋和湖泊的交错，使得浙江人民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养成了漂泊的生活习性和漂泊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和中原文化求稳定、大一统的文化心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并对后代浙江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浙东文化形成过程中，“吴越争霸”具有重要的影响，越王勾践完成的“霸主”之业，是浙东文化第一次兴起，也是包括浙东文化在内的于越文化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继位，任伍子胥为相，使吴国走上强大之路。越国一直是个弱小的国家，直到越王允常建立城郭、开垦荒田、发展手工业，才开始变强。公元前506年，越乘吴攻楚之机，偷袭吴以救楚国，摆脱了对吴的从属关系。吴国为报偷袭之仇，大举攻越，反被越打败，吴王阖闾身负重伤，死于回军途中。夫差继位，吴越战于夫椒，勾践大败，无奈“请为臣，妻为妾”，越国再次沦为吴的属地，不仅向吴进贡越米、葛布，还将越女西施、郑旦等送入吴宫，以博吴王的欢心。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伺机反击，利用伍子胥与太宰嚭的矛盾，使嚭进谗言，伍子胥被吴王相逼自杀，越彻底摆脱了属国地位。越灭吴后，与齐、晋会于徐，周王派使臣封勾践为“伯”，赐越以“胙”，越始成霸业。越一度泛海攻齐，迁都琅琊，成为春秋末年最后一位霸主。

东汉末年，三国时的吴国在吴越故地立国，孙坚、孙策和孙权，起自富春，继承了吴越文化。当黄河流域因五胡乱华而陷入战乱，中原许多氏族开始渡江避乱，“在南迁的人群中，有官僚豪强，有平民百姓，也有相当一批是文人学士，如王充、严子陵、王羲之等，魏晋南北朝时期，连年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一些，更有大批文人荟萃江南，他们的到来，活跃也浓厚了江南的文化空气，形成文人云集，文教日盛的壮观景象，促动着江南世风由尚武走向崇文”。

五代十国时期，钱镠(852—932)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周旋于梁、唐、汉、吴诸大国之间，先后担任镇海军节度使和镇东军节度使，最终建立了吴越国，在乱世中生存百余年。钱镠原为唐代将军董昌之偏将，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崛起，882—886年随董昌打败越州观察使刘汉宏，因立下大功，取得越州、望海、台州等地。887—893年，钱镠领军先后攻破润州、苏州、常州等地，取得古吴国之地。895年董昌在越州自立为帝，钱镠奉朝廷命令讨平董昌，不久被封为越王，904年被封为吴王。随着势力不断壮大，钱镠官职也越做越大，923年终于成为吴越国王，正式建立吴越国，成为割据一方的重要力量，地跨浙江全境、苏南大部分地区和福建北部区域。钱镠割据吴越国之后，在外交上注意与大国保持平衡，特别尊重中原大国的关系，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吴越国内部，钱镠注重保境安民，发展农桑，加强了水利建设，特别是大力建设杭州、苏州等城市，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农业发展，也为天堂苏、杭的城市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使杭州湾三角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稳定、经济最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