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衰飒之气

——中唐时代日见危殆的国家局势给刘禹锡诗打上的烙印

刘禹锡生活在唐王朝国运日颓、国势日蹙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浓重阴影，笼罩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也不可避免地投射在刘禹锡诗中，造成某种凝重、沉闷的氛围，并给它留下斑驳的痕迹。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它无情地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扫荡一空。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国势便一蹶不振，日见危殆。虽然元和年间由于平定淮西、淄青诸镇，曾使人们多少感到些中兴的希望。刘禹锡来到这充满忧患的人世时，安史之乱才平定二十年；而刚过十年，又爆发了另一场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这两次战乱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只有三十年。人民未及医治前一场战争的创伤，又被卷入了新的战争灾难。而伴随着藩镇割据、干戈连年的则是朝廷内部的宦官专权和朋党倾轧。这一切的一切，使潜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把唐王朝一天天推向崩溃的边缘。刘禹锡便在这样的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开始了自己一生的艰难跋涉。

刘禹锡一生仕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德宗被史学家称为“太平之主”。这是因为建中之乱以后，出于恐藩心理，他对天下有兵之处唯务姑息，以朝廷的屈辱和优厚的待遇换得了藩镇的暂时臣服。但这位“太平之主”治下并不太平。史载，德宗昏愦、贪婪、迷信而又刚愎自用。在对拥兵割据者百般姑息求安的同时，他一味宠任奸佞、排斥忠良。晚年又“躬亲庶政”，亲小劳，侵众官，使得“仕进道塞，奏请难行”。迫于民穷财竭、国库空虚的严重局面，建中初年，朝廷接受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本意在改变贫者负担过重而富者逃避赋税的现状，与恣行兼并的豪强地主争夺剥削果实。但由于新税法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兼并，执行中又产生了许多流弊，因而不仅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原有的矛盾，反倒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过程。加之德宗又爱财如命，欲壑难填，开“宫市”，索“进奉”，聚敛无度，各级地方官吏更竭力搜刮、中饱私囊。从而使人民陷入啼饥号寒、衣食无着的困窘境地，终因不堪诛削，愤而思变，揭竿起义。“八司马”之一的陈谏在《刘晏论》中曾谈到这一点：

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仍…… 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

虽然这一时期尚未酿成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但零星的小股起义，已对朝廷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引起了统治阶级中某些有识之士的正视。宪宗被史学家称为“中兴之主”。在李绛、杜黄裳等人的推动下，他曾多次发动平藩战争，有力地打击了藩镇的嚣张气焰，不失为中唐时较有作为的君王。但他站在保守的立场，对“二王刘柳”的政治革新采取敌视的态度，因而并未能刷新整个中国的政治局面，根治社会的痼疾。后期他更信从宦官，唯以佞佛求仙为事，终为宦官陈弘志所弑。中兴的希望如过眼烟云，很快便飘逝殆尽。宪宗以后的几代皇帝则更加昏庸与荒淫。史称穆宗“宴乐过多，畋游无度”，“晨夕与倡优狎昵”，“不留意于天下之务”，甚至连“胡寇压境”，“有事急奏”，亦不知“乘舆所在”。敬宗“放情嗜寝，乐色忘忧”，“视朝月不再三”。这样，大权怎能不旁落随身近侍的宦官之手？中唐时期，宦官专权比东汉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不仅代行诏令，而且视皇位的废止如儿戏，动辄图谋不轨。大和元年（827），宦官刘克明、苏佐明杀敬宗李湛，准备以绛王李悟“权勾当军国事”。李悟兴高采烈地召见群臣，以为稳坐皇位，结果又被宦官王守澄、杨承和所杀，复立江王李涵，是为文宗。朝纲如此废弛，朝政如此腐败，怎能不加深社会危机？又怎能不使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扼腕长叹？而刘禹锡作为仕历七朝的老臣，对各种社会矛盾的演变、发展、激化以及所处时代的弊病，自有更深的体认。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在一定时代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和思想的自然进程的不容反驳的影响，作者本身的思想和想象就不由自主地受这种影响所支配”。中唐这一特定时代的危殆的国家局势和动乱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诗人弱的思想情绪。清人叶燮曾经指出，唐之中、晚季，“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其他弱者，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诚然，如同叶氏所言，刘禹锡是这一时代的“特立兴起”者，不至于像“其他弱者”那样怀着不能用世的惆怅，带着无可奈何的哀婉，“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但他也同样发不出在强盛国力的鼓舞下显得分外高昂、爽朗的盛唐之音，因为当时的国家局势已非盛唐可比。胡应麟《诗薮》云：

元和如刘禹锡，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下盛唐，而其诗迥别。故知气运使然，虽韩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

胡氏所谓“气运”，说得明白一点，应为“时运”。时运使然，亦即当时的国家局势使然。正是当时一蹶不振的国家局势，使“特立兴起”的诗人刘禹锡诗中呈现出下列种种带有时代折光的矛盾印记：

首先，渴望辅时济世、澄清天下的豪情往往与国势衰颓、危机隐伏的忧思交织在一起。

中唐时代积衰动乱的国家局势，赋予中唐诗人有异于盛唐的抒情基调。那种由于国力强盛而萌发的“一战取功名”的极度自信之情渐从诗中告逝，而代之以有心报国、无力补天的叹惋和革除时弊、抨击时政的呐喊。不少中唐诗人也曾表现边塞征战的题材，但在他们笔下流露出的已不是开边拓土、功名有望的自豪，而多为边患未已、边战频仍的忧伤。较之王昌龄的《从军行》、《出塞》等篇，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等诗增添了几许凛冽、几多苍凉！这不能归因于诗人气质的卑弱，而是时运使然。刘禹锡既是这一时代的“特立兴起”者，自然渴望澄清政治、试手补天，挽狂澜于既倒。但他也清醒地看到了国势日蹙、险象丛生的阴暗现实，而不能不产生那一时代所特有的“良时绝景难再逢”的忧郁和感伤。这反映在他的诗中，便化为“豪情”与“忧思”交织成的时代奏鸣曲。时而“豪情”上升到主乐章的地位；时而“忧思”又成为一以贯之的旋律，以不断变奏的方式重复出现。如：

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

水落龙蛇出，沙平鹅鹳飞。

波涛无动势，鳞介避余威。

会有知兵者，临流指是非。

——《观八阵图》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怀古》

同样是怀古之作，且作年相近，两诗的情调却判然有别。前诗盛赞蜀相的将略兵机和八阵图的神奇，于无限神往中隐隐见出其济世雄心和以“知兵”者慨然自命的壮志豪情。后诗则以东吴覆灭的史实为鉴，力证兴亡系于人事而不系于地形，透露出对国家局势的忧虑。笔力仍然是雄健的，情感却变得深重而沉郁，使人感到某种山雨欲来的压抑。翁方纲《石洲诗话》评此诗云：

起四句，洵是杰作，后四句则不振矣。此中唐以后，所以气力衰飒也。

施补华《岘傭说诗》亦云：

五、六“人世几回”二句平弱不称，收亦无完固之力，此所以成晚唐也。

我以为，所谓“气力衰飒”，“无完固之力”，是指诗中的忧思和感伤而言，而这忧思和感伤，正是时代打上的烙印，正是中唐诗不同于盛唐之处。当然，翁氏与施氏都没有看到，即便在这首诗的后四句中也蕴蓄着一定的力度。又如：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

——《蜀先主庙》

诗人先以欣羡的口气描述蜀先主奠定三分、复兴汉室的煌煌功业，情感是上扬的，何其豪壮；然后谴责蜀后主的荒淫误国，情感是下抑的，确是凄凉。如果说诗的前几句隐含着诗人对功名事业的热衷和试手补天的渴望的话，那么，诗的后几句则暗寓着诗人对仕历的几个君主的不满。这首诗写于穆宗即位之初，或有婉言寄讽、防患未然之意。豪情与忧思的并存，使全诗显得意蕴深厚、气韵沉雄。

的确，由于时代的原因，较之盛唐诗人罕有杂音逸出的圆润歌唱，刘禹锡某些诗中平添了一种空漠之感和黍离之悲。这种空漠之感和黍离之悲，往往给他的怀古咏史之作抹上一层暗淡的底色，使之带有日见衰飒的中唐景象。如：

故国荒台在，前临震泽波。

绮罗随世尽，麋鹿占时多。

筑用金锤力，摧因石鼠窠。

昔年雕辇路，唯有采樵歌。

——《姑苏台》

登临送目，缅怀往古，诗人油然而生的只是“良时难久恃”、“衰荣无定在”的感慨和面对荒芜的历史陈迹时的惆怅、迷惘。“以史为镜，可以知往来。”在这凝重的笔触中分明融入了诗人对唐王朝未来命运的预感。“昔年雕辇路，唯有采樵歌。”这已纯然是中唐之音。又如《三阁辞四首》：

其一

贵人三阁上，日晏未梳头。

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

其二

珠箔曲琼钩，子细见扬州。

北兵那得度？浪语判悠悠。

其三

沉香帖阁柱，金缕画门楣。

回首降幡下，已见黍离离。

其四

三人出眢井，一身登槛车。

朱门漫临水，不可见鲈鱼。

诗人借“贵人”以寄意，通过其目中所见、心中所感，表现了家国兴亡的重大主题。《苕溪渔隐丛话》引山谷语云：“《三阁辞》四章，可以配黍离之诗，有国存亡之鉴也。”诗中的“恨”和“愁”，与初盛唐诗人的那种有感于青春的短促和生命的有限的怅惘，有着不同的况味。它不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的莫名喟叹，而是含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的现实忧伤。因而其“恨”其“愁”便显得如此滞重，如此浩茫，几欲令人感到沉闷、窒息，尽管它以“柔婉出之”。这正是中唐诗的时代特色。

其次，弘阔的境界往往与萧瑟的景物错综在一起。

时代的梦魇不仅压抑着中唐诗人所抒发的情志，而且渗透进他们所镕铸的意象。随着阴霾在整个社会上空的扩张，中唐诗人深埋于心底的忧愁的种子渐渐开始发芽，他们诗中的意象也不期然而然地蒙上了一团铅灰色云烟。胡应麟《诗薮》云：

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

这是引人深思的。意象是诗人的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融合，因而直接为诗人的情志所左右，而诗人的情志又与时运即当时的国家局势密切相关。这样，诗中的意象往往不仅具有作者的个性特征，而且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中唐时，诗人们怵目于国力衰竭、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摅其所感，熔铸出的往往是“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之类的萧瑟意象。但“起”、“流”毕竟还带有某种动势，因而虽然没有盛唐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所蕴含的那种新生的蓬勃向上的喜悦，却也不似晚唐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那般冷漠、凄楚。刘禹锡以一代诗豪，自有“其他弱者”所难以企及的胸襟和笔力，不屑汲汲于“翡翠兰苕”，因而，发为歌诗，境界较见弘阔，这是他的“特立兴起”处。但他同样无法摆脱时运的制约，同样不能不让时代的感伤情绪潜入诗中，化为意象的粘合剂，粘住若干萧瑟的景物。这样，弘阔的境界与萧瑟的景物便往往错综在一起。如：

渡头轻雨洒寒梅，云际溶溶雪水来。

梦渚草长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

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回。

十二碧峰何处所？永安宫外是荒台。

——《松滋渡望峡中》

首联描绘长江白浪滔天的水势，是引人入胜之笔；颔联刻划三峡历尽沧桑的地形，是发人深思之笔。纵横万里，上下千年，无不被诗人纳入这幅“三峡烟雨图”。诗的境界无疑是弘阔的，足见诗人的胸襟笔力。然而，点缀在这幅图画上的“寒梅”、“秦灰”、“猿声”、“荒台”等景物却又那般萧瑟，烘托出诗人惘然若失的时代心理。同样是即景感怀之作，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气象便迥然不同。虽然又是“孤烟”，又是“落日”，但诗人既在其后缀以“直”、“圆”二字，且又置之于“大漠”和“长河”之中，便化萧瑟为壮美，诱发起人们对塞外奇观的神往和建功边塞的激情。潜移默化在这一壮美的意象中的是诗人“使至塞上”的欣悦和“单车问边”的自豪。而在刘禹锡诗中，“寒梅”承受的是“轻雨”、“秦灰”连接的是黑土，“猿声”催落的是哀泪，这样，纵然全诗的境界不失为弘阔，也只能给人以萧瑟和苍凉之感。诗人通过这些意象所要展示的是楚为秦亡这一可作殷鉴的历史事件以及自己为这一事件所触发的不可遏止的忧思。其中固然有诗人一己身世的牢愁，但更多地蕴含的却是植根于社会现实的苦痛。诗中，弘阔的境界与萧瑟的景物的牴牾，正反映了诗人宏伟的胸襟与弱的时代的矛盾。

自然，在刘禹锡诗中，近似盛唐的意象也非绝不可见。但经常映入我们眼帘的意象却大多具有那个特定时代的风貌，从中可以抽绎出忧国感时、悯乱念危的深沉情思。如：

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

残霞忽变色，游雁有余声。

戍鼓音响绝，渔家灯火明。

无人能咏史，独自月中行。

——《晚泊牛渚》

李白亦有“夜泊牛渚”诗，诗中虽然也流露出“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的惆怅，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种因身为布衣、无人荐拔而产生的轻烟般的感伤。因而作为诗的背景的还是“青天无片云”这一澄澈、高朗意象。而在刘禹锡诗中，鱼鳞拨刺，虽不无生机；渔火点点，亦不无暖意。然而，伴随着这些的却是在晚风中战栗的“芦苇”，渐渐溶入夜幕的“残霞”和哀鸣无已的“游雁”。这岂不可以视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形象写照？它所表现的既不是希望和活力，也不是幻灭和死寂，而是介乎前后二者之间的迷茫、忧虑。由尾联可知，这是一种不知所之的迷茫，一种世态日变的忧虑。又如：

秋水清无力，寒山暮多思。官闲不计程，遍上南朝寺。

——《罢和州游建康》

季节是深秋，时间是薄暮。水固“清”而“无力”，病态可见；山虽“寒”而“多思”，愁颜若睹。这一意象很难移置于盛唐诗中，而只能是产生于中唐社会生活的艺术结晶，其独特的时代风貌，是一目了然的。

再次，对国势的关切往往与对时弊的揭露融合在一起。

生活在危机四伏、险象丛生的时代，中唐诗人对国家局势特别关切，而这种关切又往往流溢在对时弊的揭露中。这也有异于盛唐。盛唐诗人自然也关注着国家局势的发展，但因为其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封建制度本身的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因而他们对国势的关切虽然有时也与对阻碍自己仕进的权奸的指斥杂糅在一起，但较多表现的却是与强盛国力相联系的“论功还欲请长缨”的报国热情。而中唐时期，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各种社会矛盾都已表面化，中唐诗人不能不予正视、不予反映。于是，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对国势的关切便自然而然地表现为对时弊的揭露。以“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为宗旨的新乐府运动发生于此际，元、白、张、王等人的倡导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主要还是由于时代的推动。

刘禹锡怀济世之才、用世之志，然而时代使他的才志不得正面发挥，往往也只能通过揭露时弊来表示自己对国势的关切。他虽因贬居遐荒，不可能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或参加者，却揣着一颗伴随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赤子之心，与白居易、元稹等人遥相呼应，毅然将各种重大时弊置于自己犀利的解剖刀下，详加剖析。如《贾客词》就披露了奸商勾结官府牟取暴利的情形。中唐时，商业资本发达，大商贾挟赀雄厚，气焰日炽。诗人不仅入木三分地刻划了奸商们“心计析秋毫，捶钩侔悬衡”的剥削手段和“所游唯利并”、“乘时取重轻”的丑恶本质，而且以洞烛幽微的诗笔，揭露了“奇货通幸卿”、“关梁自无征”这一官、商间的肮脏交易，赋予全诗以更深刻的现实意义。《武夫词》指控“官军”“依倚将军势，交结少年场。探丸害公吏，抽刃妒名倡”。由他们的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正可看出国家纲纪和社会秩序已经混乱不堪。在诗的引言中，诗人自云乃“惕然作此词”，因而字里行间显然包含着诗人的忡忡忧心。

刘禹锡一方面大胆地揭露时弊，一方面又及时讴歌国家局势的每一点转机。元和十二年（817），裴度、李愬率军一举攻占蔡州，捣毁了淮西叛军的老巢，生擒了盘踞蔡、光、中三州的叛军头目吴元济。时隔一年，又取得了淄青大捷。这两次平藩战役的重大胜利，使一贯主张削藩的刘禹锡殊感欢欣鼓舞。他泼墨淋漓，相继写成《平蔡州三首》、《城西行》、《平齐行二首》等一系列诗篇。而这，当然也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国势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