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诗意与哲理的融合
——刘禹锡民歌体乐府诗的特征之三
巴渝等地的民歌中不乏富有哲理的议论。劳动人民将自己弥足珍贵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加以提炼和概括，使之上升到哲理的高度，然后融入歌辞，付诸管弦，以口舌相传的古老方式灌输给后代。这样，他们所创造的民歌便具有诗意化的形象与哲理性的议论相融合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所汲取。刘禹锡原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善于辩证地观察和思考问题，及时地发现生活中为尘埃所淹的哲理，把它化为精警的诗句；一旦觅得民歌之壸奥，其诗的哲理意味便愈加浓厚。白居易曾称赞刘禹锡诗：“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
我以为，所谓“神妙”，虽不等于哲理，却当包括哲理在内。既富情韵，又具理趣，便臻于神妙之境。“神妙”二字，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是当之无愧的。
刘禹锡民歌体乐府诗中的哲理不是抽象的说教，也不是空洞的信条，它总是附丽于诗意化的形象，从具体、生动的景物或事物中自然而然地萌发和跳跃出来，使人感到它是诗人所描摹的景物或事物的特有内涵，而不是从外部硬贴上的标签。这正是刘禹锡比其他宋代诗人高明的地方。他善于以敏锐的思辨能力，抓住人们司空见惯的自然风物，在入木三分的刻划过程中，提取出其中所蕴含的为人们所忽略的哲理因素，并以之为火花，照亮读者的思维，给他们某一方面的启示。如《杨柳枝词九首》其二、其四：
其二
南陌东城春早时，相逢何处不依依？
桃红李白皆夸好，须得垂杨相发挥。
其四
金谷园中莺乱飞，铜驼陌上好风吹。
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
在前一诗中，诗人告诉我们的哲理是：生活中的美是相辅相成、互生互济的。“红花虽好，尚须绿叶扶持。”这一哲理是通过对杨柳的形象化描写阐发的。诗人化用《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句意，写出了早春垂杨摇曳东风、不胜依依的柔美情态，并将它置于姹紫嫣红的环境中，让它翠绿的枝叶与红艳的桃花、素白的李卉互相辉映，共同构成美丽的春光；然后即景议论，逼出一篇之正意：“桃红李白皆夸好，须得垂杨相发挥。”是啊！如果失去绿杨默默的映衬，那“桃红李白”的景色该显得怎样单调啊！推而广之，生活中又有什么事物能不与其他事物发生联系、相互作用呢？这里，情、景、理三者已融合为一。在后一首诗中，诗人告诉我们的哲理更为深刻。“金谷”是西晋石崇所建成的花园，以豪华著称。“铜驼”，指古洛阳的铜驼街。在昔日金谷园和铜驼街的废墟上，仍有群莺歌舞，东风骀荡。这一衰败中隐藏生机的景象，是诗人新陈代谢、发展革新思想的艺术投影，它与《故洛城古墙》中的“莫言一片危基在，犹过无穷来往人”，表达了同样的哲理。诗的后两句宕回本题，通过对“垂杨”和“桃李”的褒贬，亮出自己带有哲理意味的审美认识。诗人以为，垂杨没有桃李那惊人的艳丽，也从来无心哗众取宠，独占春光。因而，在阳春三月，它也许不怎么为人们所注意。然而，一旦暮春来临，桃李便凋谢殆尽，只有它依然迎风伫立，永葆青翠，使人们时时看到生命的绿色。诗人力图以此来说明只有不慕荣利的人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诗中垂杨的形象，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这样的作品是情韵、理趣兼备的，读者既能感受到它的诗意美，也能感受到它的哲理美。
诗人所阐发的哲理，往往是从自身经历的回思和反省中提炼出的真知灼见。诗人经历了太多的劫难，看够了白云苍狗的变化，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都作过哲理的思索，并有独到的心得。他常把这心得披之歌诗，让读者借助其中闪耀着的哲理的光辉，观照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留下的足迹，从中获得可资借鉴的经验，汲取奋发向上的力量。如《浪淘沙词九首》其八：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诗人以淘金为喻，生动地揭示了从自身遭际中悟出的哲理：正如“狂沙”终究掩不住真金的光辉一样，任何美好的事物经过一番痛苦的“淘漉”后，终将战胜邪恶，赢得世人的公认和属于它的荣誉。“二王刘柳”的政治革新失败后，诗人被目为“掩人以自售，近名以冒进”，“欺谩于言说，沓贪于求取”的小人，“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旬朔之间，再投裔土”。不久，唐宪宗更颁下“逢恩不原”的苛酷诏令。此诚所谓“谗言如浪深”、“迁客似沙沉”。然而，诗人“身沉心不沉”。诗的前两句冠以“莫道”、“莫言”，构成排比句式，表现了诗人对谗言的蔑视和对播迁的达观。后两句则以“狂沙”状政敌，“真金”喻自己，暗示：挫折只能磨炼自己的意志，最终被历史长河中的大浪淘去的将是那些“狂沙”般的进谗者。这种昂扬、乐观情绪与民歌是相通的。全诗鲜明地打上了哲理思索的印记，却又始终没有脱离淘金劳动的形象化描写。
的确，诗意能与哲理互相融合，除了诗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含有辩证法因素的审美理想起着制导作用外，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诗人那丰富的生活经验。生活赋予诗人一双洞烛幽微的慧眼，回过头来，诗人又运用这双慧眼来观察生活，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从合理中发现不合理，并把这种发现毫无保留地揭示给读者，让他们也跟着一起去观察，去发现。把玩他的民歌体乐府诗，我们看到，诗人所乐于从事的一项工作是：敲碎那些寻常事物的外壳，取出其不寻常的哲理内核。如《浪淘沙词九首》其六：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这首诗仍然描写淘沙取金的劳动场面，这是遵循“题中应有之义”。淘金这一劳动本身并无不寻常之处，淘金者自己也绝不会意识到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许，他们只是把它当作维持生计的一种手段。然而，别具慧眼的诗人却看到了它与“美人首饰侯王印”的联系，从而揭示出这样的足以给人以启迪的真理：金钿、金印等统治阶级用以相互夸耀的美好东西，都来源于劳动人民的艰苦劳动；劳动中蕴藏着美，劳动更创造了美；离开了劳动人民的创造，统治阶级的“奢华”便无从谈起。诗人着意表现了淘金劳动的艰苦卓绝：不仅要早出晚归，披雾带霜，而且有葬身“浪底”的不测之虞。而这样艰苦的劳动又是由“女郎”担负的。这就含蓄地点出：统治阶级的奢华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苦难之上的。诗的后两句隐隐流露了诗人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这里，哲理渗透在诗意中，诗意又包含在哲理内。像这样的诗意与哲理相融的诗句还有“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莫言墙阴数尺间，老却主人如等闲”; “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等等。诗意与哲理的融合，使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不仅能作用于读者的感情，而且也能作用于读者的思维。从而更为脍炙人口，流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