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刘禹锡咏史诗的内容特征

刘禹锡的咏史诗，大多写于“巴山楚水凄凉地”。作为动辄得咎的逐臣，他不便直接挥斥对现实的忧愤，而只能巧妙地采取托物寄意和借古抒情的方法，透过“物”和“古”的媒介作用，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交流，使读者透过“物”与“古”的纱幕，触摸到诗人的感情脉搏。这样，咏史诗便和讽刺寓言诗一样，成为他创作的重点。

特定的生活境遇，决定了刘禹锡所选取的诗歌形式，也决定了他所表现的诗歌内容。从内容上看，刘禹锡咏史诗的基本特征是：糅怀古与讽今为一体，熔咏史与示志于一炉，旨趣隽永，发人深省。诚然，以古喻今，左思的《咏史八首》早开其端。但左思所抨击的只是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所抒写的也只是个人遭受压抑、磊落不平的情怀。而刘禹锡除了倾吐一己的愤懑外，还将忧国感时、显忠斥佞和悯乱念危等内容纳入诗中，这就不仅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左思，而且也为前代的李白、杜甫和后代的杜牧、李商隐所不及。

一、借古人之针砭，刺现实之痼疾

刘禹锡是中唐政治革新集团的中坚。他对唐宪宗迫害革新志士的行径是始终耿耿于怀的。因而，在咏史诗中，他多次以指桑骂槐的笔法，对保守势力的总后台宪宗进行针砭。《读张曲江集作并引》云：

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及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

圣言贵忠恕，至道重观身。

法在何所恨？色伤斯为仁。

良时难久恃，阴谪岂无因？

寂寞韶阳庙，魂归不见人。

看得出，诗人这里是借题发挥，明讽张九龄，暗刺唐宪宗。永贞元年，顺宗被迫内禅后，宪宗立即将刘禹锡等革新志士逐至穷乡僻壤。这里，诗人故作不解之辞：对异己者“必致丑地而后快意”，岂不是有违“恕道”？这显系指斥宪宗对革新志士的迫害过为已甚。《经檀道济故垒》云：

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

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

檀道济乃刘宋名将，有“万里长城”之誉。彭城王刘义康嫉其功，“会文帝疾动，乃矫诏送廷尉诛之”。时人作挽歌云：“可怜白符鸠，枉杀檀江州。”三百年后，刘禹锡经其故垒，抚今思昔，情不能已。元和元年，曾经汲引过诗人的王叔文被宪宗赐死于贬所。他与檀道济生平虽异，“枉杀”则同。这里，诗人对檀道济的一掬同情之泪中，岂不也包含着对王叔文的哀悼之忱和对滥施暴虐者的切齿之恨？

诗人对宪宗朝“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象是那样义愤填膺！《咏史二首》其二云：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

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

贾谊深谙治道，却不得重用；卫绾唯工车戏，却出将入相。这不是指斥宪宗放逐贤能、宠信奸佞又是什么？诚然，按之史料，卫绾“于景帝末年始拜宰相，在文帝时实未尝居高位也”。但这里，诗人绝非失之稽考，而是根据借汉讽唐的需要，有意对史料加以改造。这就是所谓的“古为今用”。

在诗人笔下，由于人主昏庸，有志之士时履危境，报国无路，纷思急流勇退，归隐田园：

秦国功成思税驾，晋国名臣叹危机。

无因上蔡牵黄犬，愿作丹徒一布衣。

——《题攲器图》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韩信庙》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

汉垒麏鼯斗，蛮溪雾雨愁。

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

自负霸王略，安知恩泽侯？

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洲。

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

——《经伏波神祠》

功名为累，古今一理。诗人立志革新，本图富国强兵，中兴大唐。谁知一片赤忱不为宪宗所察，功业未成，身遭放逐。这怎能不使诗人仰天长叹？诗人多想与九泉下的前贤对诉这耿耿难平的壮怀！“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这不是诗人一人的感慨，而是古往今来无数有志之士共同的无可奈何的浩叹。

我国进步史家讲究秉笔直书，不为君讳。这一优良传统，在刘禹锡咏史诗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诗人笔锋所至，涉及前代帝王的宫闱秘事时，但求“推见至隐”，而绝不作粉饰、拔高之语。《马嵬行》一诗即为其例：

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驿。

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

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

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

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

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

贵人饮金屑，倏忽蕣英暮。

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

属车尘已远，里巷来窥觑。

共爱宿妆妍，君王画眉处。

履綦无复有，履组光未灭。

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

邮童爱踪迹，私手解槃结。

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

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

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坡，六军哗变。为情势所迫，玄宗只好将杨妃赐死，以息众怒。于是，一代红颜，转瞬间香消玉殒。在诗人笔下，杨妃临刑前牵衣苦啼，美目流盼，使玄宗顿觉天昏地暗、柔肠寸断。这就曲折有致地刻画出玄宗遭变之际对杨妃弃之不忍、留之不能的矛盾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封建帝王自私自利的丑恶本质。宋人魏泰曾站在卫道者的立场，批评“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诸句说：“此则为明皇不得已诛皇妃，虽曰纪其实，岂臣子所忍言、所宜言。”其实，这正见出诗人以严肃而又空灵的现实主义诗笔直书无忌、不为君讳的胆略。相形之下，倒是杜甫《北征》中的“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云云，为传统的儒家诗教所束缚，对玄宗作了不必要的美化和拔高。篇末，诗人渲染杨妃佩物的价值之昂，则玄宗与她平日生活之奢侈也不言自明。这里，史家的直笔与诗家的曲语错综交织在一起。

二、征前代之兴亡，示不远之殷鉴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王朝国势日蹙、危机日深。直到元和十二年相继平定淮西、淄青两镇的叛乱后，才多少给唐王朝带来些中兴的希望。处在这种情势下，士大夫每好追忆前事，议论得失。出于对唐王朝命运的真诚关心，刘禹锡也往往在咏史诗中向最高统治者披示应引以为戒的前车之鉴。《金陵怀古》云：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金陵乃六朝故都。六朝的统治者依恃长江天险，偏安一隅，恣意享乐，结果相继覆灭，只留下荒烟残照和哀怨悱恻的亡国之音。可知兴亡系于人事而不系于地形。诗人以此告诫唐王朝统治者：只有努力修明政治，才能长治久安。《西塞山怀古》同样题为“怀古”，而旨在鉴今：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诗人调任和州刺史。途经西塞山时即景骋怀，油然兴感，于是吟成此诗。据《鉴诫录》、《古今诗话》等载：“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同会乐天舍，各赋《西塞山怀古》。刘诗先成。白曰：‘四人探骊珠，子先获珠，所余麟角，何用！’三公乃遂罢作。”尽管前人已辨其妄，但由这一传说本身，却不难看出此诗曾怎样令人叹为观止。“西塞山”，在今湖北大冶东，是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塞之一，形势险恶。三国时，东吴曾以之为江防前线，恃险固守。但吴主孙皓于此设置的拦江铁锁，并没能挡住晋军的凌厉攻势。这是诗的前四句所描述的史实，也是作者“怀古”的具体内容。但平实的史料一经攫入作者纵横捭阖的诗笔，顿时化为生动而遒练的形象。一、二两句以晋军的浩大声势反衬东吴的衰飒气运，见出战争双方的强弱不侔。王濬，时任晋益州刺史。据《晋书》本传，晋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楼船”，指此。“下益州”，是说王濬率师由益州沿江而下，直发金陵。“金陵”，为东吴都城。其后，东晋及宋、齐、梁、陈亦建都于此，故有“六朝故都”之称。“王气”指关乎国运的祥瑞之气。古人相信望气之术，以为帝王所在之地有“王气”缭绕，国兴则气盛，国亡则气收。这里，“王气黯然收”，意谓东吴国运告终，败亡之象昭然可见。益州与金陵远隔千里，但在作者艺术地再现当年的战局时，其空间距离却被压缩到最小限度：一“下”即“收”，何其速也！这样措辞，不仅揭出上下句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给人两地近在咫尺、二事桴鼓相应之感。三、四两句专就东吴方面着笔。东吴曾以铁锁横截江面，“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企图借此负隅顽抗。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千寻”句即概括这一由抗拒到失去抗拒条件的过程。“一片”句则写出战争的结果：吴主孙皓眼见败局已定，只好“备亡国之礼”，开门以降——“降幡”，是表示投降的旗帜；“石头”，指石头城，亦即金陵。这两句借史实以明事理，于虚实相间、胜败相形中揭示出终归统一的历史潮流，不失为精警之笔。其中，“千寻”与“一片”、“铁锁”与“降幡”，分别构成多与少及重与轻的逆反，不仅使前后两种意象之间形成顺逆相荡、富于张力的冲击，释放出更强烈的美感效应，而且不动声色地赋予全联一种辛辣的嘲讽意味——嘲讽东吴统治者恃险固守，只能是枉抛心力。而作者之所以从众多的史事中拈出西晋灭吴一事加以吟咏，正是为了从反面阐明“兴实在德，险不足恃”的深刻思想。如果说前四句侧重于叙往古之事的话，那么，后四句则侧重于发怀古之思。五、六句笔锋由“往事”折回到眼前的山川风物，将历史与现实沟通起来。“人世几回伤往事”，将包括东吴在内的六朝一笔括过，视野宏通，情思悠长。一个“伤”字，既带有反思历史所产生的感慨，又包含审视现实而引起的忧虑。“几回”，点出建都金陵、雄踞江东而终于亡国的非独东吴而已。这就将诗境又向深处拓进一层。屈复《唐诗成法》有云：“前四句止就一事言，五句以‘几回’二字括过六代，繁简得宜，此法甚妙。”诚然如此。在诗人看来，对东吴亡国的沉痛往事，后人不仅要“哀之”，更要“鉴之”；如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东吴以后的晋、宋、齐、梁、陈等短命王朝之所以相继覆灭，岂不正是因为“哀之而不鉴之”的缘故？“山形依旧枕寒流”，将诗题中的“西塞山”摄入画面。朝代沦替而山形依旧。作为六朝兴亡的见证者，西塞山始终屹立于江流之中，无改其固有的奇伟、竦峭，这就更衬出人事变化之频繁。着一“寒”字，不仅与篇末的“秋”字相照应，点明时令，而且渲染了一种吊古伤今时不免产生的悲凉之感。就技巧而论，如果说前一句可证作者用笔之简练的话，那么，这一句则足见作者用笔之圆熟。最后两句在讴歌天下一统局面的同时，借渲染历史的陈迹，揭示现实的隐患。“四海为家”，意谓全国统一，语本《史记·高祖本纪》：“天子以四海为家。”“故垒”，指旧日作战时的营垒。既然四海归为一家，旧日的营垒自然早已废弃不用，今日西塞山下，但见芦荻萧萧、秋风瑟瑟。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为“今逢”太平盛世而欣幸、而讴歌，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来透视其深层结构，则不难发现诗人的真实用心。当诗人写作这首诗时，唐王朝的平藩战争虽已初奏克获之功，但却仍然存在叛乱的潜在危机。因而，诗人着力渲染“故垒萧萧”的悲凉陈迹，一方面固然是警告那些妄图恃险割据的藩镇不要轻举妄动，重蹈历史的覆辙；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告诫唐王朝的统治者，不要在胜利面前忘乎所以，应提高对意欲割据者的警惕。用笔如此深曲，难怪汪师韩《诗学纂闻》要感叹说：“至于芦荻萧萧，履清时而依故垒，含蕴正靡穷矣。”全诗“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所以当时便“号为绝唱”。施补华《岘傭说诗》认为：“虽少陵动笔，不过如是，宜香山之缩手。”这当不是溢美之辞。

刘禹锡深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因而，他每每在咏史诗中，对前代帝王的恬嬉失政、荒淫误国，表示自己的感愤，并以之作为对当朝天子的规讽。《台城》云：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六朝君主以豪华相竞，而陈后主奢侈尤甚，成日在结绮、临春二楼里醉生梦死。于是，在《玉树后庭花》的靡曼音调中，大好河山丧失殆尽，千家万户沦于野草。诗人用典型化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形象地揭示了淫逸与亡国之间的因果联系。与此异曲同工的有《馆娃宫在旧郡西南砚石山上，前瞰姑苏台，傍有采香径，梁天监中置佛寺曰灵岩，即故宫也。信为绝境，因赋二章》：

其一

宫馆贮娇娃，当时意太夸。

艳倾吴国尽，笑入楚王家。

其二

月殿移椒璧，天花代舜华。

唯余采香径，一带绕山斜。

“馆娃宫”乃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诗人意在讽刺吴王宠幸西施，废弛纲纪，不理朝政，以致倾国亡身，却不直接说破，而从“馆娃”着笔，作侧面暗示，这是诗家的惯伎。当然，诗中也隐隐流露出“女色祸国”的传统观念。这是我们不必回护的。

诗人所征引的史料，并不局限于前朝的帝王；本朝的玄宗也曾多次成为他吟咏寄讽的对象。《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云：

开元天子万事足，唯惜当时光景促。

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

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

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

人间的荣华富贵已满足不了欲壑，却又苦于不通羽化登仙之术，于是便企图在《霓裳羽衣曲》中得到陶醉，硬是酿成安史之乱，断送了好端端的一个太平盛世。这里，有对玄宗晚节不终的叹惋，也有对当朝天子正步其后尘的忧虑。如果说诗人在这里还有些隐晦其辞的话，那么，在《华清词》中，他则以“哀哀生人泪，泣尽弓剑前”这样的诗句，明白揭示了玄宗穷奢极欲带来的恶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诗人是用心良苦的。正因为诗人每每将论史与感时糅合在一起，他的咏史诗方显得这般意蕴深厚。

三、慕前哲之高风，抒不屈之气节

通过对前哲高风的倾慕与颂扬，抒写自己耿介拔俗、不可稍屈的气节，也是刘禹锡咏史诗的内容特征之一。《咏史二首》其一（骠骑非无势）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这犹为次，更值得称道的是，诗人往往还借咏史以勉励战友信守初衷、矢志不移。如《咏古二首有所寄》：

其一

车音想辚辚，不见綦下尘。

可怜平阳第，歌舞娇青春。

金屋容色在，文园词赋新。

一朝复得幸，应知失意人。

其二

寂寥照镜台，遗基古南阳。

真人昔来游，翠凤相随翔。

目成在桑野，志遂贮椒房。

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诗题标明“有所寄”，可知这确系托古寄意之作。稽之史料，诗“所寄”的对象当是“八司马”中的程异。在同遭放逐的“八司马”中，程异最先“脱离谪籍”。诗人寄赠此作，自托为失意宫女的口吻，语重心长地嘱咐程异：“得幸”应知“失意”苦，休将“初心”付东流；莫忘仍被禁锢在穷乡僻壤的战友，更莫忘当年共同致力于政治革新的盟誓。在这深情的勖勉中，流溢着诗人矢志不渝的血诚。

诗人并不因眼前蒙受的屈辱而沮丧，因为他在进步历史观的指导下，执着地向着未来，坚信正义的事业终将获得胜利，自己的沉冤终将得到昭雪，这一点也反映在他的咏史诗中。《汉寿城春望》云：

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

前六句刻划汉寿城的荒凉，以“野草”、“荒祠”、“古墓”、“荆榛”、“埃尘”等组合成萧瑟、黯淡的画面，引起读者浩渺的思古幽情。后两句笔锋一转，于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中，透露出足以映带全篇的亮色，又把读者导入对未来的期望与憧憬中。是啊！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眼前这荒草丛生、行人绝迹的道路，在不远的将来，或许又会变成车水马龙的通衢。我们应当怀坚贞不渝之志，期东瀛有变之时——这里，诗人岂止是在表达对城池兴废的看法，其中不也寄寓着他坚信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吗？联系诗人在《秋扇词》中所说的“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可以肯定，篇末阐述的思想，是诗人不畏迁谪的达观态度的曲折表现。

四、赞先贤之伟业，言济世之雄心

诗人一方面不免愤世，一方面又力图用世。把“愤世”和“济世”这两方面的内容一齐纳入咏史诗中，而不使其发生牴牾，这或许也是对前人的突破。诗人是以澄清天下为己志的。即使在谪守朗、连、夔、和诸州期间，其济世之雄心也未稍衰。《观八阵图》云：

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

水落龙蛇出，沙平鹅鹳飞。

波涛无动势，鳞介有余威。

会有知兵者，临流指是非。

诗人将历史传说与眼前景物杂糅起来，以虚实互幻、鬼斧神工之笔，渲染出八阵图的精妙，借以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无限向往和景仰之情。然后再拉开历史的帷幕，走入现实的舞台，慨然以“知兵者”自命，表示愿踵武蜀相，指点江山，明断是非，建立煌煌功业。《蜀先主庙》云；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

诗中，既对蜀后主刘禅荒淫无耻、断送祖业的劣迹嗤之以鼻，更对蜀先主刘备奠定三足鼎立局面、复兴汉室的伟绩极尽赞美。值得玩味的是“得相能开国”一句。刘备之所以能成就大业，关键是善于用人，得到贤相诸葛亮的辅佐。而诗人亦有“宰相之器”，却被放逐在外。这里，诗人称赞刘备善于用人，或当是慨叹自己虽有济世之才却不得施展。

诗人更经常在诗中赞颂前代锐意求进、卒有所成的政治改革家。《题淳于髡墓》云：

生为齐赘婿，死作楚先贤。

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

寓言本多兴，放意能合权。

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

淳于髡，战国时齐人，曾入赘妻家。后为齐威王所聘。他曾多次讽谏齐威王和邹忌改革内政，使齐国得以强盛。如今，诗人置酒于淳于髡墓前，向他敬掬一瓣心香，正是将他引为自己的同调和知音。而由诗人对淳于髡的景仰，又正可以看出他雄心犹在。又如《古调二首》其二：

簿领乃俗士，清谈信古风。

吾观苏令绰，朱墨一何工。

这里，诗人所称赞的是西魏时的改革家苏绰（字令绰）。苏绰因善言时政得失为宇文泰所宠信，官至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宇文泰改革制度，亲手制订计帐、户籍等法，又为宇文泰草成“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等六条诏书，颁行天下。永贞元年，刘禹锡等变法时，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便是从他那里借鉴而来。因而，对苏令绰，诗人是衷心折服的。在这首诗中，虽然为免触痛执政者的神经，诗人没有直接褒扬其刷新政治、变法图强的历史功绩，而只对他的精于尺牍略加赞叹，但欣羡之意却溢于言表。看得出，诗人是有心奉其为表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