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四年（1105）乙酉
正月十七日丙戌，诏于帝鼐宫立大角鼎星祠。
《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崇宁）四年正月十七日，诏于帝鼐之宫立大角鼎星之祠，以导迎景贶。”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鼎”条：“（崇宁四年）诏于帝鼐宫立大角鼎星祠，以导迎景贶（系正月丙戌）。”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正月丙戌（十七日），诏于帝鼐宫立大角【鼎】星祠，以导迎景贶。”
《东都事略》卷一〇:“（崇宁）四年春正月丙戌（十七日），诏于帝鼐宫立大角鼎星祠。”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四年）正月丙戌（十七日），诏于帝鼐宫立大角鼎星祠。”
按：或将“于帝鼐之宫立大角鼎星之祠”系于崇宁元年（1102）。《钦定续通志》卷一一四：“徽宗崇宁元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鼎九，于中太一宫南为【九】殿奉安之。……复以帝鼐之宫，立大角鼎星祠。”《钦定续通典》卷五四：“徽宗崇宁元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鼎九，于中太一宫南为【九】殿奉安之。……复于帝鼐之宫，立大角鼎星祠。”乃误，考详下。
三月二十一日戊午，九鼎告成。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下·魏汉津传》:“（崇宁）四年三月，鼎成，赐号冲显处士。”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鼎”条“:《祭鼐鼎篇》云：‘崇宁三年二月，以隐士魏汉津言，备万物之象，铸鼎九。四年三月，告成。'“”《御制九鼎记》其略云‘:……以崇宁四年乙酉三月戊戌朔二十有一日戊午，即国之南铸之。'”
《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祭鼐鼎”条：“徽宗崇宁三年二月，以隐士魏汉津言，备百物之象，铸鼎九。四年三月，告成。”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三月戊午，宰臣蔡京言：‘九鼎告成。’诏于中太一宫之内（南）为九殿以奉安。”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四年三月）戊午，蔡京言：‘九鼎告成。’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各周以垣，名曰九成宫。”
《玉海》卷八八：“（崇宁）四年三月戊午（二十一日），成。中曰帝鼐，八方曰苍、彤、晶（皛）、宝、魁、阜、牡、冈。上为鼐铭，八鼎命宰臣撰。于中太一宫南为九殿奉安，名曰九成宫。”
《文献通考》卷九〇《郊社考二十三·杂祠淫祀》:“（崇宁）四年三月，九鼎成，诏于中泰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
《文献通考》卷一三〇《乐考三·历代乐制》:“其年（崇宁三年）七月，景钟成。次年，帝鼐、八鼎成。”
《容斋随笔·三笔》卷一三：“国朝崇宁三年，用方士魏汉津言铸鼎。四年三月，成。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名曰九成宫。”
按：以上统言九鼎铸成在“崇宁四年三月”，乃为“联书体”。帝鼐“一铸而成”在崇宁三年十月，详上考。又有九鼎成于崇宁四年七月、崇宁四年八月二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成、八鼎成。”《宋史·乐志四》:“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鼐、八鼎成。”《东都事略》卷一〇:“（崇宁四年）八月，九鼎成。”《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崇宁）四年八月，九鼎成。”《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崇宁）四年八月，九鼎成。”均与其他史事联书，乃为“联书体”。考《灵岩集》卷六《隆鼐铭》:“乃崇宁建号之三载仲春之月，用隐士魏汉津言备百物之象，爰铸九鼎。四年季春，大冶告成。”唐士耻为“宁宗、理宗时人”，集中“表、檄、箴、铭、赞、颂诸篇，亦皆拟作”（《四库全书总目·灵岩集提要》），其说当属可信。又《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载张全真《贺九鼎成表》:“王春启节，阳德布和。……窃以文鼎出于山川，甘露零于草木。……故得九牧之金，制器五色之瑞。”既云“王春启节，阳德布和”，亦可证九鼎成于春天。李文郁《大事记》:“（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鼐、八鼎成。”
乃从《宋史·乐志四》依样而编。凌景埏“汉津乐之创作”条：“翌年（崇宁四年）三月戊午，九鼎成。”原注：“《续资治通鉴》卷八九。”又“年表”条：“（崇宁四年三月）廿一日戊午鼎成。”则仅依《续资治通鉴》立说，又未详考宋人史料矣。
关于九鼎名称，诸书多有不同。或云帝鼐、宝鼎、牡鼎、苍鼎、冈鼎、彤鼎、阜鼎、皛鼎、魁鼎（《宋史·礼志一》）；或云帝鼐、宝鼎、牡鼎、苍鼎、冈鼎、彤鼎、阜鼎、皛鼎、魁鼎（《宋史·礼志七》）；或云帝鼐、宝鼎、牡鼎、苍鼎、罡鼎、彤鼎、阜鼎、皛鼎、魁鼎（《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卷二）；或云帝鼐、宝鼎、壮鼎、苍鼎、冈鼎、彤鼎、阜鼎、皛鼎、魁鼎（《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或云帝鼐、苍鼎、彤鼎、皛鼎、宝鼎、魁鼎、阜鼎、牡鼎、风鼎（《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或云帝鼐、宝鼎、牡鼎、苍鼎、冈鼎、彤鼎、阜鼎、皛鼎、魁鼎（《文献通考·郊社考二十三》）；或云帝鼐、宝鼎、牡鼎、苍鼎、风鼎、彤鼎、阜鼎、皛鼎、魁鼎（《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或云苍鼎、彤鼎、晶鼎、宝鼎、魁鼎、阜鼎、牡鼎、风鼎、帝鼐（《长编拾补》卷二三）；或云苍鼎、彤鼎、晶鼎、宝鼎、魁鼎、阜鼎、牡鼎、风鼎、帝鼐（《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或云帝鼐、苍鼎、彤鼎、晶鼎、宝鼎、魁鼎、阜鼎、牡鼎、冈鼎（《玉海》卷八八）；或云帝鼐、彤鼎、阜鼎、晶鼎、魁鼎、宝鼎、壮鼎、苍鼎、风鼎（《宋史全文》卷一四）；或云帝鼐、宝鼎、牡鼎、苍鼎、罔鼎、彤鼎、阜鼎、晶鼎、魁鼎（《容斋三笔》卷一三）。
按九鼎名称，帝鼐、宝鼎、苍鼎、彤鼎、阜鼎、魁鼎诸书同。“壮鼎”、“晶鼎”乃为“牡鼎”、“皛鼎”之误，详见《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校勘记。又，“风鼎”，一作“冈鼎”，一作“罡鼎”。《宋史·礼志一》校勘记：“冈鼎，《五礼新仪》卷六九《祀八鼎仪》作‘罡鼎’,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玉海》卷八八、《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记崇宁四年‘制九鼎’，都作‘风鼎’。”《宋史礼志辨证》:“另，‘冈鼎’，点校本认为有‘风鼎’一说，可备参考。”《长编拾补》卷二三、《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均作“风鼎”。《全宋文》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收作《九鼎记》（崇宁四年三月）, “鼎曰风鼎”之“风”，未作校正。今考“风鼎”，当作“冈鼎”。《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玉海》卷八八、《文献通考·郊社考二十三》、《宋史·礼志七》，皆作“冈鼎”。《九朝编年备要》、《容斋三笔》作“罔【鼎】”，乃为抄手误笔。《政和五礼新仪》卷六九：“立春日祀牡鼎。”小注：“春分日祀苍鼎，立夏日祀罡鼎，夏至日祀彤鼎，立秋日祀阜鼎，秋分日祀皛鼎，立冬日祀魁鼎，冬至日祀宝鼎，准此。”《宋史·乐志十》载《祭九鼎十二首》：“立夏，冈鼎迎神，《凝安》。”凌景埏亦依《续资治通鉴》卷八九作“冈鼎”。汪圣铎校云：“似作‘冈鼎’。”乃是。李文信云：“（徽宗）立‘乐器制造所’和制作铜乐器的‘铸泻务’，制造景钟八鼎和大晟乐器。”“制造景钟八鼎”云云，将“帝鼐”误解为“景钟”，疑非。
诏于中太一宫南为“九成宫”以奉安。
《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崇宁）四年三月，（九鼎）告成。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上（土），外筑垣环之，名曰九成宫。中央曰帝鼐，其色黄，祭以土王日，为大祠，币用黄，乐用宫架。北方曰宝鼎，其色黑，祭以冬至，币用皂。东北曰壮（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币用皂。东方曰苍鼎，其色碧，祭用春分，币用青。东南曰冈鼎，其色绿，祭以立夏，币用绯。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币用绯。西南曰阜鼎，其色赤（黑），祭以立秋，币用白。西方曰皛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币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币用皂。八鼎皆为中祠，乐用登歌，飨用素馔。其乐舞，帝鼐奏《嘉安之曲》，迎神、送神奏《景安》，初献升降奏《正安》，亚献、终献奏《文安》，文舞[曰]《帝临嘉至之舞》，武舞曰《神娱锡羡之舞》。八鼎皆奏《明安之曲》，迎神、送神奏《凝安》，初献升降奏《同安》，亚献、终献奏《成安》。”（《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同）
按：“九成宫”在佑神观旁，太一宫南，共九室。《铁围山丛谈》卷一：“乃取佑神观旁地立九成宫。随其方为室，成九室以奠鼎。”《玉海》卷八八：“于中太一宫南为九殿奉安，名曰九成宫。”
凌景埏“汉津乐之创作”条：“翌年（崇宁四年）三月戊午，九鼎成。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原注：“《续资治通鉴》卷八九。”又“年表”条：“（崇宁四年三月）廿一日戊午鼎成，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所据“《续资治通鉴》卷八九”，乃为清人所编之书。今考宋人所编《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玉海》，均载蔡京言“九鼎告成”及“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在“（崇宁）四年三月戊午”，但两事未必为同一日，《玉海》即中插叙“上为《鼐铭》, 《八鼎【铭】》命宰臣撰”一节，疑为“联书体”。
又据考，“中央曰帝鼐”云云，皆为按月分祀用乐仪制，实为大观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九鼎“各随其方”的“逐鼎乐章”礼乐制度，其实并未用于崇宁四年九鼎奉安（详下）。诸史载于“崇宁四年三月”条（《宋史·礼志七》、《文献通考·郊社考二十三》、《通鉴续编》卷一一、《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六、《续资治通鉴》卷八九，均载相同史料，文字略有异同），乃为“联书体”。凌景埏《宋魏汉津乐与大晟府》“汉津乐之创作”条：“翌年（崇宁四年）三月戊午，九鼎成，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并据《续资治通鉴》卷八九移录“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宝鼎，东北曰牡鼎，东方曰苍鼎，东南曰冈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方曰阜鼎，西方曰皛鼎，西北曰魁鼎”，而不录其用乐仪制。乃是。
命宰臣蔡京撰《八鼎铭》。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三月戊午）《帝鼐铭》，御制；《八鼎铭》，实（蔡）京为之。”
《玉海》卷八八：“（崇宁四年三月戊午）上为《鼐铭》, 《八鼎【铭】》命宰臣撰。”“《崇宁鼎书》:《书目》:‘一卷，九鼎制度并铭文。《帝鼐铭》，御制；余《八鼎铭》，宰臣撰。'”
《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六：“（崇宁四年三月）戊午，蔡京言：‘九鼎告成。’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帝鼐铭》御制，《八鼎铭》命京为之。”
《续资治通鉴》卷八九“:（崇宁四年三月）戊午，蔡京言：‘九鼎告成。’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帝鼐铭》御制，《八鼎铭》命京为之。”
按：据《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三年）十月戊午，帝鼐成。上亲为之铭。”知赵佶作《帝鼐铭》在崇宁三年十月，蔡京作《八鼎铭》在崇宁四年三月。此处“联书”，实非同时所撰。
赵佶作《九鼎记》，约在此前后。
赵佶《九鼎记》:“朕荷天顾諟，相时揆事，庶几有成。然世俗单见浅闻之士，骇心愕听，胥动以言。朕取成于心，请命上帝，屏斥邪言。乃诏有司，庀徒趋事。以崇宁四年乙酉三月戊戌朔二十有一日戊午，即国之南铸之。中曰帝鼐，金二十二万斤。镕冶之夕，中夜起视，炎光属天，一铸而就。上则日月、星辰、云物，中则宗庙、朝廷、臣民，下则山川、原隰、坟衍。承以神人，盘以蛟龙，饰以黄金，覆以重屋。既而群鹤来仪，翔舞其上，甘露感格于重屋之下。不迁之器，万世永固。万物东作，于时为春，故作苍鼎，以奠齐鲁。万物南讹，于时为夏，故作彤鼎，以奠荆楚。平秩西成，于时为秋，故作皛鼎，以奠秦陕。平任朔易，于时为冬，故作宝鼎，以奠燕赵。西北之区为乾，物以资始，鼎曰魁鼎。西南之区为坤，物以资生，鼎曰阜[鼎]。东北之区为艮，艮为终始，鼎曰牡鼎。东南之区为巽，巽以申命，鼎曰风（冈）鼎。于以赞天地之化，协乾坤之用，道四时之和，遂品物之宜，消水旱之变，弭兵甲之患，一夷夏之心，定世祚之永。非上帝博临，宗庙眷祐，何以臻此？”（《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
按：《全宋文》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收作《九鼎记（崇宁四年三月）》。
本月，赐魏汉津号冲显处士。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下·魏汉津传》:“（崇宁）四年三月，鼎成，赐号冲显处士。八月，大晟乐成。徽宗御大庆殿受群臣朝贺，加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颁其《乐书》天下。”
《通鉴续编》卷一一：“（崇宁四年乙酉八月）定鼎于九成宫。（帝鼐及八鼎成。诏奉安于九成宫，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帝幸宫行酌献礼，赐魏汉津号冲显处士。）”
《钦定续通志》卷五八二“:（崇宁）四年三月，鼎成，赐号冲显处士。”
按：“帝幸宫行酌献礼”在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乙酉，《通鉴续编》云赐号“冲显处士”在此时，疑误。考魏汉津崇宁四年七月九日甲辰赐号“冲显宝应先生”，崇宁四年九月十一日乙巳加“虚和冲显宝应先生”（详下）。似赐号“冲显处士”当依《宋史·魏汉津传》作崇宁四年三月，或在此后不久。
凌景埏《年表》:“（崇宁四年三月）赐魏汉津号冲显处士。”未言所据，据其附注：“本文征引，除加注外，均见《宋史·乐志》。”然查《宋史·乐志》，并未载魏汉津赐号冲显处士事，疑其依据《宋史·魏汉津传》或《钦定续通志》。
七月九日甲辰，因铸帝鼐、八鼎成，推赏众官。大司乐刘炳转一官，赐五品服；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宣成（德）郎、大司乐刘炳转一官，赐五品服，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宣德郎、大司乐刘炳转一官，赐五品服。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四年七月）甲辰，诏冲显处士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
《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六：“（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大司乐刘昺转一官，赐五品服师（饰）。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赐号冲显宝应先生。以九鼎成推赏也。”
《长编拾补》卷二五：“（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宣德郎、大司乐刘炳转一官，赐五品服。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
按：凌景埏《年表》:“（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鼎。九日甲辰，以鼎成，推赏刘昺、魏汉津。大司乐刘昺转一官，赐五品服饰，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赐号冲显宝应先生。”云所据为《续资治通鉴》卷八九。然查《续资治通鉴》卷八九，原文为：“（崇宁四年秋七月）甲辰，大司乐刘昺转一官，赐五品服。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赐号冲显宝应先生。以九鼎成推赏也。”知凌氏乃将“赐五品服。师授大乐局制造官”理解为“赐五品服饰，授大乐局制造官”，将“师”径改为“饰”，其实为臆测而改。今知《续资治通鉴》卷八九即据《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六隐括而成。现查《资治通鉴后编》，不过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撰成。而《续资治通鉴》又据《资治通鉴后编》，乃将“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省略成为“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赐号冲显宝应先生”，后世版刻则又误断为“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赐号冲显宝应先生”。凌氏因此又将“大乐局制造官”误为大司乐刘昺所“转”之“官”，失考亦甚矣。
鼎乐成，魏汉津颇有微词。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下·魏汉津传》:“汉津密为京言：‘大晟独得古意什三四尔，他多非古说，异日当以访任宗尧。’宗尧学于汉津者也。汉津晓阴阳术数，多奇中。尝语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乱矣。'”
《铁围山丛谈》卷五：“（魏汉津）尝私语所亲曰：‘不三十年，天下乱矣。’鼎乐成，亦封先王号。然汉津每叹息，谓犹不如初议。”
吴莱《张氏〈大乐玄机赋论〉后题》:“然以崇宁之指尺既长，而乐律遂高，虽汉津亦自知之。尝私谓其弟子任宗尧曰：‘乐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律高，则声过哀而国乱；水溢出，则国有变，而境土丧没。是不久矣。'”（《渊颖集》卷八）
姚桐寿《乐郊私语》:“然徽庙指寸，视人加长，而乐律遂高。虽汉津亦私谓其弟子任宗尧曰：‘律高则声过哀，而国乱无日矣。当今圣人，其身出而身遘之乎？'”
按：史载徽宗终匿其“指寸”（《宋史·乐志三》），又载刘昺以“八寸七分管”替“九寸管”（《宋史·乐志四》），又载乐工铸器时随意添减“剂量”（《文献通考·乐考三》），而终与魏汉津原义不合。
伶人颇讥鼎乐。
《萍洲可谈》卷三：“崇宁铸九鼎，帝鼐居中，八鼎各镇一隅。是时行当十钱，苏州无赖子弟冒法盗铸。会浙中大水，伶人对御作俳。今岁东南大水，乞遣彤鼎往镇苏州。或作鼎神，附奏云不愿前去，恐一例铸作当十钱。朝廷因治章綖之狱。伶人丁先现者，在教坊数十年，每对御作俳，颇议正时事。尝在朝门，与士大夫语曰：‘先现衰老，无补朝廷也。’闻者哂之。”
《避暑录话》卷上：“崇宁初，大乐阙徵调，有献议请补者，并以命教坊燕乐同为之。大使丁仙现云：‘音已久亡，非乐工所能为，不可以意妄增，徒为后人笑。'”
按：“丁先现”与“丁仙现”实一人，详赵晓涛、刘尊明《“教坊丁大使”考释》。《避暑录话》载丁仙现议“徵调”云云，实在大观、政和年间（详下）。崇宁中所议疑为“鼎乐”，或为其他伶人而非丁先现。
八月二十日甲申，奠九鼎于九成宫，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
《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二》:“（崇宁四年八月）甲申，奠九鼎于九成宫。”（《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长编拾补》卷二五同）
《宋史》卷一〇四《礼志七》:“崇宁四年八月，奉安九鼎，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帝幸九成宫酌献。”
《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崇宁四年）八月二十日，奉安九鼎。”
《东都事略》卷一〇“:（崇宁四年八月）甲申，奉安九鼎。”
《容斋三笔》卷一三“:（九鼎）奉安之日，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
二十一日乙酉，徽宗幸九成宫酌献。至北方宝鼎，鼎忽漏，水流溢于外。
《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二》:“（崇宁四年八月）乙酉，诣宫酌献。”（《长编拾补》卷二五同）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一五：“《祭鼐鼎篇》云：‘崇宁三年二月，以隐士魏汉津言，备万物之象，铸鼎九。四年三月告成。’与《御制九鼎记》年月不同。蔡絛《国史后补》与《记》同，与《会要》不同。今以《会要》为据，于三年二月末载始铸九鼎，并取《御制九鼎记》及蔡絛云云附此后。《御制九鼎记》其略云：‘朕荷天顾
（略）。’诏于帝鼐宫立大角鼎星祠，以导迎景贶（系正月丙戌）。……八月甲申，奉安九鼎于九成宫。乙酉，幸九成宫酌献。（蔡絛《五行篇》:“崇宁四年三月，铸九鼎，其制皆以九州水土内鼎中。及奉安于九成宫，翌日，车架幸之，以礼焉。至北方曰宝鼎者，上方焚香再拜，而鼎忽漏，其中水流于外。然鼎金既厚数寸，水又久在其中，不应及上行礼而作。故鲁公私怪之，殊不乐。于是刘炳进言曰：‘鼎之水土，皆取九州之地中。独宝鼎取水土于雄州白沟之界，非幽燕之正方也，岂为此乎？’当时尤以为神，然其后终于北方致乱。”）”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四年八月）乙酉，幸九成宫酌献。至北方宝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鼎金既厚寸，水又久在其中，不应及上行礼而破。或以为兵兆，后终北方致乱云。”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及奉安，翼日，上幸九成宫酌献。至北方曰宝鼎者，方焚香再拜，而鼎忽漏，其中水流溢于外。蔡京私怪之，殊不乐。于是刘炳曰：‘鼎之水土皆取九州之地中，独宝鼎取水土于雄州界北，燕之正方也。或者其为此乎？’当时尤以为神，然其后终于北方致乱。”
《铁围山丛谈》卷一：“翌日，上幸之，而群鹤以千余又来，云为变色，五彩光艳。上亦随方入其室，焚香为再拜，从臣皆陪祀于下。先是，方士魏汉津议。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内鼎中。及上行礼，至北方之宝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数寸，水又素贮鼎中，未始有罅隙，不当及上焚香时泄漏。漏乃旋止，故上深讶焉。鲁公为不乐。于是刘炳进曰：‘鼎之水土，皆取于九州之地中。独宝鼎者，取其水土于雄州白沟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岂此乎？’故当时尤以为神。然厥后终以北方而致乱矣。”
按：《长编纪事本末》与《宋会要》文字略同。《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原注】《政和会要·祭鼐鼎篇》云：‘崇宁三年二月……’与《御制九鼎记》年月不同。蔡絛《国史后补》与《记》同，与《会要》不同。□今以《会要》为据，于三年二月末载始铸九鼎，并取《御制九鼎记》及蔡絛云云附此后。……【原注】蔡絛《五行篇》:‘崇宁四年三月……'”知其引自《政和会要·祭鼐鼎篇》。“蔡絛《五行篇》”疑为“蔡絛《国史后补·五行篇》”略称。《政和会要·祭鼐鼎篇》即《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祭鼐鼎》，原文为“徽宗崇宁三年二月……”，其所载“祭鼐鼎”用乐仪制（帝鼐为大祠，乐用宫架，奏《嘉安之曲》，迎神、送神奏《景安》，初献升降奏《正安》，亚献、终献奏《文安》，文舞《帝临嘉至之舞》，武舞曰《神娱锡羡之舞》；八鼎为中祠，乐用登歌，皆奏《明安之曲》，迎神、送神奏《凝安》，初献升降奏《同安》，亚献、终献奏《成安》），实为大观元年十二月诏九鼎“各随其方”的“逐鼎乐章”。徽宗幸九成宫酌献“至北方曰宝鼎者”云云，乃为笼统祀九鼎，时间均在崇宁四年八月，与诸史载九鼎按月分祀不同。可知，诸史所载九鼎按月分祀及用乐仪制，均系于“崇宁四年三月”条，当为“联书体”。其实并未用于徽宗幸九成宫酌献的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而为补述（详下）。
二十三日丁亥，蔡京上言祥应屡至，乞录付史馆，仍率百官表贺。诏许之。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四年八月）丁亥，蔡京言定鼎符瑞，率百官贺。”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及奉安翼日，上幸九成宫酌献……（蔡）京为定鼎礼仪使，上言曰：‘自定鼎于幄殿，至奉安九鼎于九成宫，五色云见，祥应屡至。乞录付史馆，仍率百官表贺。’诏许之。”
《铁围山丛谈》卷一：“鼎一铸而成，乃取佑神观旁地立九成宫。随其方为室，成九室以奠鼎，命鲁公（蔡京）为奉安礼仪使。又方其讲事也，辄有群鹤几数千万飞其上，蔽空不散。翌日，上幸之，而群鹤以千余又来，云为变色，五彩光艳。上亦随方入其室，焚香为再拜，从臣皆陪祀于下。”
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约在此时前后。
《宋史》卷一〇四《礼志七》:“崇宁四年八月，奉安九鼎，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帝幸九成宫酌献。九月朔，百官称贺于大庆殿，如大朝会仪。郑居中言：‘亳州太清宫道士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宫太一》，合于（魏）汉津所授《上帝锡夏禹隐文》，同修为《祭鼎仪范》。'”
《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二三：“大观元年十一月十四日，郑居中等言：‘奉诏亳州大（太）清宫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今（令）臣等参详可与不可施行。臣等窃考其说，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宫太一》，与魏汉津制度相合。其间论五运、六气胜（盛）衰、胜复，以五行相克制，亦合于（魏）汉津所授《上帝锡夏禹隐文》。乞修为《祭鼎仪范》，时出而用之。'”
按：王与之上《黄帝崇天祀鼎仪诀》当在“奠九鼎”及“车架幸九成宫酌献”前后。《宋史·艺文志三》“：王与之《祭鼎仪范》六卷。”《宋史·艺文志五》“：王与之《鼎书》十七卷。”考“《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实为郑居中等人所编（详下），因王与之先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其书“文字杂揉”，乃诏翰林学士、议礼局详议官郑居中等人修改删节，“择其当理合《经》”者，并魏汉津《上帝锡夏禹隐文》, “同修为《祭鼎仪范》”，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二三，《宋史·礼志七》）。故《宋史·艺文志》又将著作权附于“王与之”名下。
刘昺撰《鼎书》一卷，约在此时前后。
《宋史》卷三五六《刘昺传》:“（刘）昺撰《鼎书》、《新乐书》，皆（魏）汉津妄出己意，而（刘）昺为缘饰，语在《乐志》。”
按：刘昺撰《鼎书》除《宋史》本传外，他书不载。“语在《乐志》”云云，查《宋史·乐志》，只载刘昺撰《乐书》二十卷，而无撰《鼎书》的记载。此殆《宋史》修撰者遗漏所致。《鼎书》作者及卷数，史载有异。《宋史·刘昺传》:“（刘）昺撰《鼎书》。”《宋史·艺文志一》“：蔡京《崇宁鼎书》一卷。”《宋史·艺文志五》“：王与之《鼎书》十七卷。”《玉海》卷八八“：大观元年，郑居中上《鼎书》一卷。”《宋史·礼志七》“：郑居中言‘:……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
据考，《鼎书》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为“一卷本”，一为“十七卷本”。“一卷本”即刘昺据魏汉津书“缘饰”而成，编撰时间在崇宁年间，卷数为“一卷”；内容包括“九鼎制度”、徽宗御制《帝鼐铭》、蔡京撰《八鼎铭》（《玉海》卷八八），因铭文主要由蔡京撰写，故命名为“蔡京《崇宁鼎书》”。“十七卷本”则由郑居中等人编，成于大观元年十一月，卷数为“十七卷”；其中采用王与之《黄帝崇天祀鼎仪诀》较多，故又名“王与之《鼎书》”。可知书名同为《鼎书》，但编者、卷数及内容都不相同。详见拙著《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兹不赘述。
刘昺兼“同详定《大乐书》”官，约在此时前后。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大司乐、兼同详定《大乐书》刘炳转三官。”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大司乐、兼同详定《大乐书》刘炳转三官。”
《长编拾补》卷二五：“（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大司乐、兼同详定《大乐书》刘炳转三官。”
按：《大乐书》即《大晟乐书》之前身，以其时新乐尚未取名，故名为《大乐书》。此与大乐府后改名为大晟乐府类似。新乐赐名大晟乐及大乐府改为大晟乐府，均在崇宁四年九月一日乙未朔（详下）。据此，可推知刘昺兼“同详定《大乐书》”官当在本年九月一日之前。
又铸帝座大钟及二十四气钟。时制新乐亦成。
《通鉴续编》卷一一：“（崇宁四年乙酉八月）定鼎于九成宫。（……复于帝鼎（鼐）之宫立大角鼎星祠。寻复铸帝坐大钟及二十四气钟云。）”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崇宁四年八月）乙酉，帝幸宫行酌献……又铸帝座大钟及二十四气钟。时制新乐亦成。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案……'”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八〇“:（崇宁四年八月）九鼎成。（……又铸帝坐大钟及二十四气钟。）时制新乐亦成，赐名大晟……九月，帝受贺于大庆殿。”
按：“又铸帝座大钟及二十四气钟”当在九鼎铸成之后，疑为崇宁四年三月至八月间。《宋史纪事本末》、《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系于崇宁四年八月。
又“铸帝座大钟”云云，不知与“帝鼐”、“景钟”有何关系？考“景钟”铸成于崇宁三年七月，“帝鼐”铸成于崇宁三年十月，“帝座大钟”铸成于崇宁四年八月。据《大晟乐书》“景钟为乐之祖，而不常用。惟天子亲郊上帝，则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其周则四清之钟、磬，奠方隅以拱卫也”、“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环以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以为臣围，编钟、编磬以为民围，内设宝钟球玉，外为龙虡凤琴”云云，则“帝座大钟”颇似“景钟”。《东京梦华录》卷一〇:“坛前设宫架乐，前列编钟、玉磬……又有大钟曰景钟。”“大钟”云云，不知即指“帝座大钟”否？
“四韵清声钟”之铸造，约在此时前后。
《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宫架环列，以应十二辰；中、正之声，以应二十四气；加四清声，以应二十八宿。”
《文献通考》卷一三四《乐考七》:“大晟乐……以十二枚为正钟，四枚为清钟焉。”
魏汉津《札子》:“先铸九鼎，次铸帝座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宋会要·乐》二之三一、三二，《宋会要·乐》五之一八、一九）
按：现存大晟编钟分正声、中声、清声三组，详陈梦家《宋大晟编钟考述》、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知有“四韵清声钟”之铸造，与文献记载吻合。其铸造时间约在此时前后。
铸造二十四气钟、四韵清声钟，或传取宋公戌“謌钟”为式。
《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二二：“右六器铭文，略无小异，皆曰‘宋公成之茎钟’。……惟太祖有天下，实起睢阳，故国号大宋。是六钟，既出于宋地，而铭文又有曰‘宋公成’，则其于受命之邦，出为太平之符者，正其时欤？由是作乐之初，特诏大晟府取是为式，遂成有宋一代之乐焉。”
《广川书跋》卷三《宋公
钟铭（
音茎）》:“崇宁三年，应天府得古钟六于崇福院。……天子方作《大成（晟）乐》，以绍百王绝业，故尝求钟之制不得。周之旧钟存者众矣，侧□则堕而不应，横贯则扶摇而不得定考击，备设则震掉而或不得尽其音声，有司患之。翌日，制诏丞相、御史，以
钟为正。故今钟得调焉。乃下诏曰：‘得《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非天相之，其能尽感德之事哉！”
《东观余论》卷上《宋茎钟说》:“右宋茎钟六，其铭款曰‘宋公成之茎钟’。……是时，帝作《大晟》，即取以为钟法。”
《路史》卷四一：“大晟府有古
钟六，皆有欵识云宋公成之
钟。崇宁三年甲申之岁，得诸南都崇福禅窟，锡贡内府。考其文，宋器原其出宋地也。于是诏与大晟，即以为法。……惟此
钟双螭踆踞，上为平钮，大晟之钟，实所取则。且其垂之也正，而鼓之也和，无复振掉弗安之患。此其所以逖越三代，非五帝之盛乐，渠以及此？”
按：“宋公成”为“宋公戌”之误（详上），又获宋公钟六枚于应天府崇福院在“崇宁三年甲申岁孟冬月”（《续考古图》卷四）。“诏大晟府取是为式”、“作《大晟》，即取以为钟法”云云，正史未见记载。今查《宋史·乐志四》、《宋会要·乐》五之二〇及《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玉海》卷一〇九，仅载得宋公古钟事，未载大晟府即以此为式。野史之说，以备参考。
时议乐者甚众，或为谏取宋公戌“謌钟”为式而发。
李复《议乐》:“近者陛下有诏选官定乐，又博求前代之器。夫前代之器，各一时之用。若得汉、唐之器，乃汉、唐之乐也。若得魏、晋之器，乃魏、晋之乐也。但欲求为多见，则可矣，遽欲用为今日本朝之乐，恐未然也。晋之荀勖，取牛铎为黄钟，出于独见，果合于古乎？”（《潏水集》卷一）
按：“近者陛下有诏选官定乐，又博求前代之器”云云，或为朝廷取“宋公戌茎钟”为法而言，李复颇有异议。
新乐成，又置议礼局，以刘昺领其事。
《宋史》卷三五六《刘昺传》：“置议礼局，（刘）昺又领之。”
《通鉴续编》卷一一：“（崇宁四年三月）置议礼局于尚书省。……命详议官具礼本末，议定请旨，以给事中刘昺领其事。”
《长编拾补》卷二七“大观元年正月庚子”条：“据《宋史·礼志》云，大观初，置议礼局于尚书省。又云祀礼修于元丰，至崇宁复有所增损。盖初命详议在（崇宁）四年三月，此（大观元年正月）则再命详议。”
按：《宋代官制辞典》:“议礼局大观元年正月十三日设于尚书省。”当为正式设局时间（详下）。《长编拾补》云“初命详议在（崇宁）四年三月，此（大观元年正月）则再命详议”，当据《通鉴续编》。今考《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大观元年正月一日，奉御笔手诏：……宜令三省依旧置司，差官讲求闻奏。”又考《宋史·徽宗本纪二》:“（大观元年正月）庚子，复置议礼局于尚书省。”知“崇宁议礼局”曾一度罢废，至大观元年又重新恢复。《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四：“（政和四年）三月丙子，礼制局奏：‘《崇宁祀仪》:“昆仑地祇设位于坛之第一成。”……崇宁四年有司讲明，已知其非。'”“崇宁四年有司讲明”云云，疑即指“崇宁议礼局”而言。又《政和五礼新仪》卷首《本局札子》:“臣等伏以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乃者既成雅乐，于是又置官设局，诏修五礼。……大观元年二月初五日，奉御笔依奏。”知在新乐成后不久，又置官设局议礼，约在崇宁四年三月至八月间。《通鉴续编》所谓“置议礼局于尚书省”在“崇宁四年三月”，疑为“联书体”而非准确记时，有待详考。
凌景埏《年表》:“同月（崇宁四年三月）置议礼局，给事中刘昺主其事。”原注：“《御批通鉴纲目续编》卷九。”今查《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九：“（崇宁四年三月）置议礼局。……命详议官具礼本末，议定请旨，以给事中刘昺领其事。”知《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实据元人陈桱《通鉴续编》隐括而成。李幼平《编年》从凌氏说，云：“（崇宁四年）三月，置礼仪局，给事中刘昺主其事。”又误书为“礼仪局”。
刘昺奏罢大朝会熊罴案及金
、箫、鼓、觱篥等。
《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崇宁四年）八月，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案，金
、箫、鼓、觱篥等与大乐合奏。今所造大乐，远稽古制，不应杂以郑、卫。’诏罢之。”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崇宁四年八月）时制新乐亦成。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案，金
、箫、鼓、觱篥等与大乐合奏。今所造大乐，远稽古制，不应杂以郑、卫。’诏罢之。”
按：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熊罴案），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详见《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文献通考·乐考三》、《宋史·乐志三》同）又《宋史·乐志十七》引《大晟乐书》曰：“前此宫架之外，列熊罴案，所奏皆夷乐也，岂容淆杂大乐！乃奏罢之。”当在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奏请改定二舞之前。
二十四日戊子，从刘昺奏改定二舞。
《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崇宁四年八月）又依（刘）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
《宋会要·乐》五之二〇:“（崇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司乐刘炳奏：‘乞改定二舞，各分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取象治功。’从之。”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崇宁四年八月）刘炳请改定二舞，名仍分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取象成功。既成，赐名大晟乐，置府建官。”
《玉海》卷一〇七：“崇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司乐刘炳改定二舞，各分九成，每三成为一变，籥翟、戈盾、威仪之节，取象治功。”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崇宁四年八月）又依（刘）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
制订“进呈乐制”及“拘集教习乐曲舞仪”制度，约在此时。
《中兴礼书》卷一三：“（绍兴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段拂、王晋锡言：‘……一、崇宁四年进呈乐制，作乐进呈，合差乐工将带乐器入赴射殿内，分认地分，排设祗应。……一、
门检会旧制，进呈乐毕，提举官以下并乐工谢恩。今来进呈乐毕，制造礼器局官已下并乐工，如有推恩，欲乞依前项礼例。’诏依。”
按：所谓“进呈乐毕，提举官以下并乐工谢恩”云云，乃为“进呈乐制”。“提举官”云云，当非大晟府提举官，因此时尚未设立大晟府，疑“提举官”为派内侍应承，职责或与“钤辖教坊所”之“钤辖官”相似。
《中兴礼书》卷一三：“（绍兴十六年）七月十一日，礼部、太常寺申：‘……前期拘集在寺教习乐曲舞仪，委是妨废经营。昨在京日所招乐工、舞师，系免本色行役。今来合用乐工、舞师，与在京事体一同。欲乞并依在京体例，与【免】本色行役。仍乞下临安府照会。伏乞朝廷指挥。’诏依。”
按：拘集教习乐曲舞仪，所招乐工、舞师，免本色行役。亦见《中兴礼书》卷一二：“（绍兴十三年七月十九日）户部言：‘……一，契勘昨在京日，额管乐工、舞师分为三等请给，多有产业铺户、良善有行止百姓充。依祖宗条法，放免户下行役。'”又，每遇安设，系差搭材三十人，指画搬运，安立吊挂。《中兴礼书》卷一三：“（绍兴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礼部言：……昨来在京，每遇安设，系差搭材三十人，指画般（搬）运，安立吊挂。”每遇作乐进呈，合差乐工将带乐器入赴射殿内，分认地分，排设祗应（详上）。
二十六日庚寅，崇政殿试奏新乐。
《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阕，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
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越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阕，乐（曲）未终，上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执事之臣无不大喜称颂。”（《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
赵佶《大晟乐记》:“以崇宁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谐，不相夺伦。”（《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四年八月）庚寅，御崇政殿，奏新乐。”
《玉海》卷一〇五“:（崇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庚寅，崇政殿奏新乐。”
《文献通考》卷一三〇《乐考三·历代乐制》:“（崇宁四年）八月，新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阕。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诏赐名曰《大晟》，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以其乐施之郊庙朝会，弃旧乐不用。”
按：陈梦家云：“崇宁四年（1105），开始制造大晟乐。《宋史·徽宗本纪》曰八月‘辛卯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大晟乐采用魏汉津的说法，他说‘今以帝指为律，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之律四，共二十八云’。政和三年（1113）开始演习，四月‘又上亲祠宫架之制，四方各设编钟三，编磬三……设十二镈钟特磬于编架内，各依月律，四方各镈钟三、特磬三。’以上见《宋史·乐志》。……政和七年（1117）十二月，因金军南侵，罢大晟府，见《宋史·徽宗本纪》。新乐的施用以至罢府只有五年。”云“政和三年开始演习”大晟乐，疑非。
又，凌景埏《宋魏汉津乐与大晟府》:“八月二十六日庚寅，崇政殿试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原注：“此据《宋会要稿》。《玉海》作廿六日颁诏。御制《大晟乐记》:‘九月朔，百僚朝大庆殿称庆……乃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则以此诏颁在九月矣。此以八月廿七去九月朔时日不远，又以行文之便，故如此言之。李攸《宋朝事实》称此诏《实录》不载，《诏旨》亦不载。《本纪》于辛卯日（廿七）书赐乐名《大晟》，置府建官，故以廿七为正。盖廿六日试乐，翌日颁诏也。”云“廿六日试乐”，乃是；云“翌日颁诏”，则非，详下考。
二十七日辛卯，群臣集议新乐名，拟定新乐诏旨。
《宋朝事实》卷一四：“（崇宁）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乐，诏曰：‘道形而下，先王体之，协于度数，播于声诗，其乐与天地同流，雅、颂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绪，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谷顺成，南至夜郎、牂牁，西逾积石、青海，罔不率俾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逾远，遗声复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盖祖宗积累之休，上帝克相，岂朕之德哉？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岂不美欤？其旧乐勿用。'【原注】《实录》不载，《诏旨》亦不载，《本纪》于辛卯日书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同）
《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九《赐大晟乐名御笔手诏》（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道形而下，先王体之。协于度数，播于声诗。其乐与天地同流，雅、颂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绪，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谷顺成。南至夜郎、牂牁，西逾积石、青海，罔不率俾。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盖祖宗积累之休，上帝克相，岂朕之德哉？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岂不美欤？其旧乐可更不行用，仍令学士院降诏。”
按：《宋史·徽宗本纪二》:“（崇宁四年八月）辛卯，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玉海》卷一六六：“崇宁初议大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赐名大晟，置府建官。”《宋会要·乐》五之二〇、《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东都事略》卷一〇均作“（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辛卯”。
凌景埏《年表》:“（崇宁四年八月）廿七日辛卯，诏赐新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全宋文》据《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九、《宋会要·乐》五之二〇、《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东都事略》卷一〇、《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宋史新编》卷七、《宋元通鉴》卷四九收作《赐大晟乐名御笔手诏（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李幼平《编年》从凌氏说，云：“（崇宁四年）八月，新乐成，列于崇政殿按奏；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然又云：“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九月朔，徽宗下诏赐新乐名曰大晟。”则又主“九月朔”之说。
今考八月二十七日辛卯乃群臣集议新乐名与拟定新乐诏旨之日，非正式诏赐大晟及置府建官的准确时间。《宋朝事实》、《长编纪事本末》均有“《实录》不载，《诏旨》亦不载。《本纪》于辛卯日书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云云，《实录》即《徽宗实录》, 《诏旨》即汪藻所编《徽宗诏旨》，然均“不载”原诏旨；《本纪》即《国史·徽宗本纪》，乃载“辛卯日书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云云，为南宋人编《宋大诏令集》所本。李攸、杨仲良均云未见《徽宗实录》及《诏旨》载原诏旨及时间；佚名乃据《国史·徽宗本纪》补《赐大晟乐名御笔手诏》于“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其实未可据信。
《宋朝事实》卷一四：“（崇宁四年八月）辛卯，大理卿曹调少卿李孝稱（偁）、中书舍人张阁、许光凝，各以本职进对。上谓阁曰：‘昨日新乐如何？’阁对曰：‘昨日所按《大晟乐》，非特八音克谐，尽善尽美，至于乐，莫不皆应古制。窃闻初按时，已有翔鹤之瑞，与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亦何以异？臣无知识，闻此和声，但同鸟兽跄舞而已。’阁因奏：‘被旨，以古州等处纳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阁对曰：‘牂牁、夜郎，接连南陆，最为荒远，所谓“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缘征诛文告之烦，举国内属。非陛下文德诞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诸陵，在天之灵，亦当顾享。’次光凝奏云：‘昨日按新乐，臣忝侍从之末，得遇荣观。不胜幸甚。’上曰：‘八音甚谐。’光凝曰：‘此圣德所致，可谓“治世之音安以乐”！至如陛下收复青唐，赵怀德归顺，近古州二千余里尽内附。今正功成作乐之时。’上曰：‘尽出诒谋。’光凝曰：‘神考厉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继善述，何以致此？'”（《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长编拾补》卷二五同）
按：此处除“昨日所按《大晟乐》”之名称为后加补外，余都为群臣集议之内容，与御笔手诏有“南至夜郎、牂牁，西逾积石、青海”云云，正相符合。必群臣集议在前，御笔手诏乃据群臣集议概括而成。考“中书舍人张阁、许光凝，各以本职进对”云云，中书舍人之“本职”，乃在拟进“外制”诏书；“进对”云云，因“御笔手诏”为徽宗亲制，但亦与从事“本职”工作的中书舍人张阁、许光凝等商讨而成。因群臣集议在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辛卯，故“御笔手诏”必然在“八月二十七日辛卯”之后，而“正式诏书”的下达更应在其后。今《宋大诏令集》载《赐大晟乐名御笔手诏》作“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与此比勘，则群臣集议已有“大晟乐”之名，而《手诏》反在其后，无乃混淆太甚乎？《宋史·乐志四》载“正式诏书”在“九月朔”，乃从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赵佶《大晟乐记》等原始文献而来（详下），甚为得实。
又，“九月朔”以阴阳术数家看来，为一极其重要之黄道吉日。术数极于九而始于一，魏汉津以“帝指”造景钟，也以此为理论依据。刘昺《大晟乐书》云：“乐由阳来，阳之数极于九。圣人摄其数于九鼎，寓其声于九成。阳之数复而为一，则实鼎之卦为《坎》；极而为九，则彤鼎之月为《离》。《离》，南方之月也。圣人以盛大光明之业，如日方中，向明而治，故极九之数则曰景钟，大乐之名则曰《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运，当丰大之时，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乐名大晟，不亦宜乎？”（《宋史·乐志四》）阴阳术数的理论也体现在“帝指”乐律论中，所谓“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 “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矣。”（《宋会要·乐》五之一八、一九）又所谓“鼎之大终于九斛，中声所极……其高九尺，拱以九龙”（《文献通考·乐考七》），都与阴阳术数相关。大晟乐既以“九”、“一”为阴阳术数之吉日，故史书记载“九月一日朔”朝廷举行盛大庆贺仪式，亦有此意。故大晟乐命名及置府建官之日当在“九月朔”。
九月一日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庆殿受贺，始用新乐，赐乐名《大晟》。
《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崇宁四年）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略）……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于是礼乐始分为二。”
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崇宁四年）九月朔，以鼎乐成，上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而下诏罢旧乐，赐新乐名曰大晟。”（《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
赵佶《大晟乐记》:“（崇宁四年）越九月朔，百僚朝大庆殿称庆。乐九成，羽物为之应，有鹤十只飞鸣其上，乃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
按：《宋史·乐志》与《宋史·徽宗本纪》载“置府建官”时间不同。考两者撰史之史源，《乐志》多采原始史籍，非如《本纪》转录宋人撮录之书《国史·徽宗本纪》。《乐志》据《大晟乐记》、《大晟乐论》等最原始之文献，均作“（崇宁四年）九月朔”下达“正式诏书”，其说当为实录，可以信从。
诸史载赐乐名及置府建官时间，虽各有不同，但明确云“崇宁四年八月辛卯”者，仅《宋史·徽宗本纪二》、《玉海》二书。《宋史·徽宗本纪》史源为《国史·徽宗本纪》, 《玉海》所据当亦为《国史》。考《国史·徽宗本纪》为撮录之书，亦非原始史料。故《宋朝事实》、《长编纪事本末》均注：“《实录》不载，《诏旨》亦不载，《本纪》于辛卯日书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而附原始史料刘昺《大晟乐论》、赵佶《大晟乐记》以俟考信。
又，《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四年八月）庚寅，御崇政殿，奏新乐，赐名《大晟》，于是置大晟府，设大司乐、典乐等官。”《玉海》卷一〇五“:（崇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庚寅，崇政殿奏新乐。诏曰：‘……宜赐名曰大晟，旧乐更不行用。’九月朔，大庆殿称庆。大观元年五月九日甲午……（置大晟府，设大司乐一员，典乐一员。）”或载“八月庚寅”赐乐名及置府建官，或将“置大晟府”系于大观元年，均以“联书体”记史事，不可视为准确记时。又查宋人所编《会要》，均未言“辛卯”日置府建官。考《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乐成，置府建官以司之……徽宗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诏”云云，“置府建官”乃在诏赐新乐“名曰大晟”之前；又“其所辖则钤辖教坊所及教坊”云云，实又在政和三年八月之后（详下）。时间错综如此，显为“联书体”。又，以上史料所引诏书，均删除“朕嗣承令绪，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谷顺成。南至夜郎、牂牁，西逾积石、青海，罔不率俾”一段。据《宋朝事实》、《长编纪事本末》，知所删正是“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辛卯”大理卿曹调、少卿李孝稱（偁）、中书舍人张阁、许光疑等群臣集议之内容，故致时间先后不明。
凌景埏《年表》:“（崇宁四年八月）廿七日辛卯，诏赐新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原注：“此据《宋会要稿》。《玉海》作廿六日颁诏。御制《大晟乐记》:‘九月朔，百僚朝大庆殿称庆……乃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则以此诏颁在九月矣。此以八月廿七去九月朔时日不远，又以行文之便，故如此言之。李攸《宋朝事实》称此诏《实录》不载，《诏旨》亦不载。《本纪》于辛卯日（廿七）书赐乐名《大晟》，置府建官，故以廿七为正。盖廿六日试乐，翌日颁诏也。”以赵佶《大晟乐记》“又以行文之便，故如此言之”，实属臆测，未有实证，今不取。又，凌景埏云：“汉津乐即大晟乐。‘大晟’亦作‘大成’。刘昺《乐书》云：‘大乐之名，则曰《大成》。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运，当丰大之时，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乐名《大成》，不亦宜乎？'”云“‘大晟’亦作‘大成’”，所引刘昺《乐书》即出《宋史·乐志四》。今查《宋史·乐志》中华书局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百衲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作“大乐之名则曰《大晟》”、“乐名《大晟》”。不知凌氏所据何本？又考“大成”亦为乐名，乃政和四年徽宗赐孔子殿名“大成殿”，政和六年赐正声乐及乐器一副于阙里，从此祀孔子乐即名“大成乐”。其乐名与“大晟乐”有一定关系，但也不能说“‘大晟’亦作‘大成’”。大晟乐包括雅乐和燕乐两种，大晟雅乐有中声乐和正声乐，大晟燕乐即“以雅乐中声播入教坊”而成；政和末蔡攸废大晟雅乐的中声乐后而改用“太、少、正”三声乐，可见其乐制较为复杂。而祀孔子乐所用“大成乐”，乃只为“正声乐”，而不包括“中声乐”，可见与大晟乐也不是一回事。大晟府废后，如南宋及元明清三代，祀孔子乐仍名“大成乐”，这些随朝代变迁而乐名仍旧的所谓“大成乐”，则更与大晟乐不是一回事，亦毋庸举证。综考史籍，个别如《宋会要》、《文献通考》、《玉海》等，或有误抄、误刻“大晟”为“大成”，但极为罕见，实均未有证据表明这些书的作者认为“‘大晟’亦作‘大成’”。《宋史·乐志》作为《国史》，从未见有“‘大晟’亦作‘大成’”的说法。
大晟府置府建官。以大司乐、典乐为长贰，次曰大乐令，次曰主簿，曰协律郎，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等官。
《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崇宁四年）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略）……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
《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大晟府以大司乐为长，典乐为贰，次曰大乐令，秩比丞，次曰主簿、协律郎，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以京朝官、选人或白衣士人通乐律者为之。又以武臣监府门及大乐法物库，以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所典六案，曰大乐，曰鼓吹，曰宴安乐，曰法物，曰知杂，曰掌法。国朝礼、乐掌于奉常，崇宁初置局议大乐，乐成，置府建官以司之，礼、乐始分为二。”
《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国朝礼乐掌于奉常。崇宁初，置局议大乐。乐成，置府建官以司之，礼、乐始分为二。府在宣德门外天街之东，隶礼部。序列与寺监同，在太常寺之次。以大司乐、典乐为长贰，次曰大乐令，秩比丞；其次曰主簿，曰协律郎。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以京朝官、选人或白衣士人通乐律者为之。又差武臣监府门及大乐法物库，又有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所典六案，曰大乐，曰鼓吹，曰宴乐，曰法物，曰知杂，曰掌法。其所辖则钤辖教坊所及教坊。吏属则有胥长、胥史、胥佐、贴书。掌官物者则有专知、副知、库子。工属则有乐正、乐师、色长、上工、中工、下工、舞师云。”
按：《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玉海》卷一六六、《文献通考·乐考三》、《文献通考·职官九》所载略同，文繁不重录。又，大晟府“置府”后的乐官建制，其中有提举大晟府（或称大晟府提举官）、同提举大晟府、大司乐、典乐、大乐令、主簿、协律郎、按协声律、制撰文字等9种大晟府乐官，以及新设下属机构“大晟府制造所”、“大晟府教乐所”、“大晟府编修《燕乐书》所”、“大晟府修制大乐局”等所设乐官，其职官设置时间及任职人员，详见拙著《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兹不赘述。
鼓吹局隶大晟府，当在此时稍后。
《文献通考》卷五五《职官九》:“宋鼓吹局：令一人，丞一人，崇宁后隶大晟府。”
《玉海》卷一六六《崇宁大晟府》:“政和七年三月一日，议礼局（引者按：当为“礼制局”）言：‘鼓吹惟备警卫，未有铙歌之曲。请诏儒臣撰述。’诏可。崇宁四年，置大晟府总之。”
按：鼓吹局隶属大晟府后，划归鼓吹案，实际使用分大晟府前部鼓吹与后部鼓吹。有鼓吹局令、丞、乐工、供官、通引官等5种，鼓吹局令、丞等属乐官，供官、通引官为吏属。实际使用时另设有府史、典事、录事、院官、局长、引乐官、都知、职掌等吏属，歌工等乐人。详见拙著《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兹不赘述。
五日己亥，颁《九鼎赦文》。
赵佶《九鼎赦文》:“门下：朕承祖宗之烈，宅兆民之上。任大守重，靡敢遑宁。思持盈守成之至艰，念继志述事之攸济。选用众正，共图康功。内则讲修宪章，兴熙、丰既坠之典；外则攘却戎狄，复版图已弃之疆。恢雍泮以宾贤能，招岩穴以收遗逸。隆九庙以尊祖，戢五兵以阜民。荷天降康，方夏绥靖。星轨顺序，年谷屡丰。南至夜郎、牂牁，西逾积石、青海，向风请吏，稽首来庭。永惟天命之至隆，宜有灵承之丕应。若时夏后，幽赞成能，命九州之牧而贡金，贯三才之命而制器。是为大宝，三代奉之，千载已还，百王敢议？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穷制作之妙于范围之先。乃因天之几，以身为度，环大象以立极，兴神物以前民。上承天休，下奠坤载。以笃邦家之庆，以协神人之和。绍百世之宏规，成一代之圣作。式涓吉旦，奉置殊庭。于时日景宴温，龙文光润。卿云上覆，羽鹤来仪。华裔永宁，庙社增重。膺兹丕贶，岂朕敢专？宜大泽之肆均，兴群生而共庆。大赦天下。（云云）于戏！有典有则，缵禹之功。卜世卜年，过周之历。惟天之所祚者厚，则泽之所施者鸿。布告迩遐，宜体朕意。”
按：《全宋文》据《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九、《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收作《九鼎赦文（崇宁四年九月四日）》，有校改。今查《宋会要·职官》七六之二四：“崇宁四年九月五日，九鼎成，赦。”《东都事略》卷一〇:“（崇宁四年）九月己亥，大赦天下。”《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鼎”条、《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长编拾补》卷二五均作“崇宁四年九月五日”。
群臣上《贺帝鼐成表》、《贺安九鼎表》等，约在此时。
王安中《贺帝鼐成表》:“臣某言：鼎鼐告成，肇称缛礼。冕旒受庆，裒对鸿禧。覆帱所临，欢呼咸暨。（中贺。）窃以轩帝聿兴三鼎，是用大亨。夏后爰铸九金，以图百物。自禹而降，莫得其真。逮汉以来，乌睹其瑞。天祚明德，人与成能。灼知一言之孚，深发独智之蕴。作新大器，增重皇基。睿谟俯授于工师，神宝遂隆于国镇。兹为能事，夐迈前修。恭惟皇帝陛下，渊懿测灵，圣神用妙。声身中律度之数，制作轶河洛之文。系象具昭，举百王已坠之典；规模特异，承万世无疆之休。涓择令辰，丕膺景贶。龙文光润，本川岳之效珍；日景晏温，宜天地之协应。搢绅耸视，海宇倾闻。臣托备藩维，阻趋朝路。叹周南之滞，莫预盛仪；存魏阙之心，但劳昔梦。”（《初寮集》卷五）
按：“作新大器，增重皇基”、“涓择令辰，丕膺景贶。龙文光润，本川岳之效珍；日景晏温，宜天地之协应”云云，与赵佶《九鼎赦文》“华裔永宁，庙社增重”、“式涓吉旦，奉置殊庭。于时日景宴温，龙文光润”相合，当为《九鼎赦文》颁行之后。又“臣托备藩维，阻趋朝路。叹周南之滞，莫预盛仪”，乃代大名府知府许将而作，时王安中为大名县主簿。此表当作于崇宁四年九月之后。
李复《贺安九鼎表》:“云物应符，兆启昆吾之瑞；琳宫考吉，庆成郏鄏之安。（中贺。）窃以轩辕开祥，广发三才之象；夏禹图物，毕朝九牧之金。而皆严役阴阳之神，焕成天地之宝。道异升降，势随重轻。周器已空，遂起楚人之问；汉巫语怪，漫迎汾水之祠。旷历世而莫传，俟圣时而有作。恭惟皇帝陛下，睿谋广大，盛德休明。俯收遗逸之言，高举泯绝之典。山林四裔，知永息其阴奸；宗祏万年，见显储其神筴。臣谬持使节，密迩畿封。盛事惟新，激昂兹始。”（《潏水集》卷二）
按：《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七九：“《潏水集》卷二《贺安九鼎表》。按《宋会要》崇宁三年二月，用隐士魏汉津言铸九鼎。四年三月，告成。八月，奉安于九成宫，帝亲幸酌献。九月朔，百官称贺。此其贺表也。”又，“臣谬持使节，密迩畿封”云云，李复《书郢州孟亭壁》：“予崇宁四年秋九月，将漕畿右。廵按过郢，访旧亭，废已久矣。谕假守钱君劭复立之。明年八月，再至，亭已立，乃以旧名题之。”（《潏水集》卷六）知李复为京西漕时所作。
十一日乙巳，以九鼎成，大晟府诸人推恩转官。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冲显宝应先生、太乐府师、授制造九鼎官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秩比中散大夫，赐宅一区，田六十顷，银绢各五百匹两。大司乐、兼同详定《大乐书》刘炳转三官。承务郎张阜转承事郎，左藏库使、副俞随等二十二人各转一官，大将王恂等六人授三班借职，皆以九鼎成，推恩故也。”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冲显宝应先生、大乐府师、授制造九鼎官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秩比中散大夫，赐宅一区，田六十顷，银绢各五百匹两。大司乐兼同详定《大乐书》刘炳转三官。承务郎张阜转承事郎，左藏库使、副俞随等二十二人各转一官，大将作王恂等六人授三班借职，皆以九鼎成，推恩故也。”（《长编拾补》卷二五同）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加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秩比中散大夫，赐宅一区，田六十顷。”
《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六：“（崇宁四年九月乙巳）赐魏汉津宅一区，田六十顷，银绢五百匹两。刘昺转三官，余皆推恩有差。”
按：关于魏汉津加“虚和冲显宝应先生”的时间，或云崇宁四年八月。《宋史·魏汉津传》:“（崇宁四年）八月，大晟乐成。徽宗御大庆殿受群臣朝贺，加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颁其《乐书》天下。”《通鉴续编》卷一一：“（崇宁四年乙酉八月）大晟乐成，帝受贺于大庆殿。（新乐成，加号魏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赐乐名大晟，置府建官，谓之雅乐，颁之天下，播之教坊。）”或云崇宁四年九月朔。《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崇宁四年九月朔）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乃下诏曰：（略）加魏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或云崇宁四年九月。《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八〇:“（崇宁四年）九月，帝受贺于大庆殿，加号魏津汉虚和冲显宝应先生。”均不确。当为崇宁四年九月十一日乙巳。
又，张阜以“承务郎”转“承事郎”，当为选人转为京官。俞随、王恂则以武臣于大晟府法物案下辖机构大乐法物库任职，疑为“监官”。“大将王恂”，唯《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作“大将作王恂”，“作”为衍文。
以九鼎推恩转官未见于上述名单者，尚有制造大乐局提举官杨戬，疑为漏载。
《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杨戬）自崇宁后，日有宠，知入内内侍省。立明堂，铸鼎鼐，起大晟府、龙德宫，皆为提举。”
《铁围山丛谈》卷五：“崇宁中召见，制《大晟乐》，铸九鼎，皆其所献议。初制乐，一日，与宦者杨戬在内后苑，会上朝献景灵宫还，见汉津立道左观车驾。上望之，喜，遣小阉传旨抚问，汉津因鞠躬以谢。及还内，戬至，上曰：‘汉津能出观我邪？’戬曰：‘不然。早自车驾出，汉津同臣视铸工。方共饮。适闻跸还，臣舍匕箸，遽至于此。然汉津不出也。'”
按：“铸鼎鼐”始于崇宁三年二月，其时杨戬任制造大乐局提举官。“起大晟府”即“大晟府置府建官”之意，时在崇宁四年九月朔，此乃明载杨戬为首任大晟府提举官。《铁围山丛谈》亦可证杨戬任提举官始于“铸鼎鼐”之时（即崇宁三年二月）。
考大晟府提举官设立时间当在大观三年八月以后（详见拙著《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兹不赘述），此时杨戬任制造大乐局提举官，即大晟府提举官之前身。
颁魏汉津《乐书》于天下。
《宋史》卷四六二《魏汉津传》:“（崇宁四年）八月，大晟乐成。徽宗御大庆殿受群臣朝贺，加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颁其《乐书》天下。”
吴莱《张氏〈大乐玄机赋论〉后题》:“迨夫崇宁之世，魏汉津乃以蜀一黥卒，为造大晟乐府，遂颁其《乐书》于天下。盖谓古之制乐者，惟黄帝、夏禹得乐之正。何则？圣主之禀赋，上与天地阴阳为一体，声则为律，身则为度，故夫黄帝、夏禹之制乐，实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请以圣主中指三节三寸，定黄钟之律。中指之径围，又即据而定为度、量、权、衡。乐以是制，则臣将见其合天地之正，备阴阳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浊之宜矣。当是时，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说。先铸帝鼐、八鼎，复造金石钟簴，雕几刻镂，盖极后世之选已。”（《渊颖集》卷八）
《钦定续通志》卷五八二：“（崇宁四年）八月，大晟乐成，徽宗御大庆殿受群臣朝贺，加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颁其《乐书》天下。”
按：加魏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在崇宁四年九月十一日乙巳，颁其《乐书》于天下当在此时或稍后。后世或有误载大观元年颁魏汉津《乐书》于天下者。《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卷八五：“大观元年，颁新乐于天下，加魏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令大晟府颁其《乐书》于天下。”魏汉津于崇宁五年十二月已卒，加“虚和冲显宝应先生”乃魏汉津生前事。于史无征，不可据信。
《春明梦余录》卷三九：“迨夫崇宁之世，魏汉津乃以蜀一黥卒，为造大晟乐府，遂颁其《乐书》于天下。盖谓古之制乐者，惟黄帝、夏禹得乐之正。何则？圣主之禀赋，上与天地阴阳为一体，声则为律，身则为度，故夫黄帝、夏禹之制乐，实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请以圣主中指……”《钦定续通典》卷九一：“吴莱《渊颖集》曰：……迨夫崇宁之世，魏汉津乃以蜀一黥卒，为造大晟乐府，遂颁其《乐书》于天下。盖谓古之制乐者，惟黄帝、夏禹得乐之正。何则？圣主之禀赋，上与阴阳为一体，声则为律，身则为度。故夫黄帝、夏禹之制乐，实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请以圣主中指三节三寸，定黄钟之律，中指之径围，又即据而定为度、量、权、衡，乐以是制，则臣将见其合天地之正，备阴阳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浊之宜矣。当是时，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说。先铸帝鼐、八鼎，复造金石钟虡，雕几刻镂，盖极后世之选矣。”《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〇六：“吴莱《张氏大乐元机赋论题后》曰：……迨夫崇宁之世，魏汉津乃以蜀一黥卒，为造大晟乐府，遂颁其《乐书》于天下。盖谓古之制乐者，惟黄帝、夏禹得乐之正。何则？圣主之禀赋，上与天地阴阳为一体，声则为律，身则为度。故夫黄帝、夏禹之制乐，实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请以圣主中指三节三寸，定黄钟之律。中指之径围，又即据而定为度、量、权、衡。乐以是制，则臣将见其合天地之正，备阴阳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浊之宜矣。当是时，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说。先铸帝鼐、八鼎，复造金石钟簴。雕几刻镂，盖极后世之选已。”均录自吴莱《张氏〈大乐玄机赋论〉后题》，唯不言颁魏汉津《乐书》于天下之时间。
关于魏汉津《乐书》详细情况，见拙著《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