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三年（1104）甲申

正月九日甲申，从蔡京言“广乐”、“备礼”，命魏汉津定乐以铸九鼎。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京每为帝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

《东都事略》卷一〇一《蔡京传》:“京又言于徽宗，以为内外泉货所积为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立明堂，铸九鼎，修方泽，建道宫，作大晟乐，制定命宝。”

《通鉴续编》卷一一：“（崇宁三年正月）铸九鼎。……及帝即位，锐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复每为帝言：‘方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帝惑其说，而制作、营筑之事兴矣。至是，京擢其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政。昺引蜀方士魏汉津见帝，献乐议，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取帝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黄钟之律成。请先铸九鼎，以备百物之象。帝从之。”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崇宁）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汉津定乐铸九鼎。时帝锐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复每为帝言：‘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帝惑其说，而制作、营筑之事兴矣。至是，京以门客刘昺为大司乐，命魏汉津定乐铸九鼎。汉津上言曰：‘臣闻皇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为一代之乐制。’帝从之。”

《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六：“（崇宁三年）帝锐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复每为帝言：‘方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帝惑其说，而制作、营筑之事兴矣。至是，京擢其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政。甲辰，昺引蜀方士魏汉津见帝，献乐议，言：‘伏牺以一寸之器名为《含微》……'”

《长编拾补》卷二三：“（崇宁三年正月）甲辰，用方士魏汉津之说铸九鼎。（【案】《通鉴续编》云：蔡京擢其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政，刘昺引蜀方士魏汉津见帝，献乐议，从之。）……汉津言：‘臣闻通二十四气……'”

按：《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亦载以上史事，时间略有异同。《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九作“崇宁三年正月甲申”、《续资治通鉴》卷八八云“崇宁三年正月甲午”，而《宋史纪事本末》卷五、《长编拾补》卷二三云“崇宁三年正月甲辰”。又，诸书为叙述方便，将“魏汉津献乐议”（崇宁元年八月左右）、“陈旸非议魏汉津献乐议”（崇宁二年四月）、“送到魏汉津《札子》”（崇宁三年正月）及“铸九鼎”（崇宁三年二月）四个不同的时间纽合在“崇宁三年正月”，乃为“联书体”，考详上。《通鉴续编》、《宋史纪事本末》、《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后编》、《续资治通鉴》又将《东都事略·蔡京传》及《宋史·蔡京传》与《宋史·乐志》内容混合，则又滥及崇宁四、五年、大观与政和间史事（详下）。又，刘昺崇宁三年之前已为大司乐及非刘昺“引蜀方士魏汉津见帝”，以及魏汉津进“指律”之说先后有崇宁元年、崇宁三年两次，已见上文考证。姑从《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作“崇宁三年正月甲申”，疑非准确时间，附此俟考。

二十九日甲辰，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魏汉津《札子》。

《宋会要·乐》二之三一、三二：“徽宗崇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魏汉津《札子》:‘臣闻通二十四气，行七十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于乐。伏羲以一寸之器名为《含微》，其乐曰《扶桑》；女娲以二寸之器名为《苇籥》，其乐曰《光乐》；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后世因之，至唐虞未尝易。洪水之变，乐器漂荡。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引者按：“定”字疑衍）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又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则度、量、权、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商、周以来，皆用此法。因秦火，乐之法度尽废。汉诸儒张苍、班固之徒，惟用累黍、容盛之法，遂至差误。晋永嘉之乱，累黍之法废。隋时牛洪用万宝常水尺，至唐室田畸及后周王朴，并有（用）水尺之法。本朝为王朴乐声太高，令窦俨等裁损，方得声律谐和。声律虽谐和，即非古法。’汉律（津）又曰：‘有大（太）声，有少声。大（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人道也。今欲请圣人三指为法（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座大钟，次钟（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从之。”

《宋会要·乐》五之一八、一九：“（崇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魏汉津《札子》:‘臣闻通二十四气，【行】七十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于乐。伏羲以一寸之器名为《含微》，其乐曰《扶桑》；女娲以二寸之器名为《韦（苇）籥》，其乐曰《光乐》；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后世因之，至唐虞未尝易。洪水之变，乐器漂荡。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商、周以来，皆用此法。因秦火，乐之法度尽废。汉诸儒张苍、班固之徒，惟用累黍、容盛之法，遂至差误。晋永嘉之乱，累黍之法废。隋时牛洪用万宝常水尺，至唐室田畸及后周王朴，并用水尺之法。本廟（朝）为王朴乐声太高，令窦俨等裁损，方得声[律]谐和。声律虽谐和，即非古法。汉津今欲请圣人三指为法，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座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从之。”

按：《文献通考·乐考三》、《宋史·乐志三》、《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玉海》卷八、《宋史全文》卷一四、《宋史纪事本末》卷五、《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六、《钦定续通典》卷九一、《续资治通鉴》卷八八所载与《宋会要·乐》五之一八、一九略同，文字有增减，不重录。《文献通考·乐考四》与《宋会要·乐》二之三一、三二略同，但文字有较大差别。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长编拾补》卷二三亦载，但《九朝编年备要》即将魏汉津两次献乐议时间（崇宁元年八月左右、崇宁三年正月）及“陈旸非议魏汉津献乐议”（崇宁二年四月）与“遂迁旸为鸿胪少卿”（崇宁三年八月）“联书”为一，先后时间颠倒。《长编拾补》承《九朝编年备要》之误，不顾《宋史·乐志三》已载陈旸非议魏汉津乐议在崇宁二年九月，遂而将崇宁三年八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改写成因“非议魏汉津乐”的结果，一并纽合于“崇宁三年正月甲辰”。

又，魏汉津原先实主太声、少声、中声“三黄钟律”说（《宋史·魏汉津传》）。刘昺论“太、少之说为非”而主中声、正声“二黄钟律”说（《文献通考·乐考四》）。《宋史·魏汉津传》:“刘昺主乐事，论太、少之说为非，将议改作。既而以乐成久，易之恐动观听，遂止。”乃非。“议改作”云云，实已得到实施，并用于九鼎铸造。宋人史料也反复证明，刘昺最终以“中声、正声”说取代魏汉津“太声、少声”说而铸器（《宋史·乐志四》, 《文献通考·乐考四》）。考魏汉津《札子》“二十四气钟”云云，即指正声钟十二件、中声钟十二件。据李幼平考证，现存之大晟编钟分正声钟十二件、中声钟十二件、清声钟四件，即按照刘昺“中声、正声”理论而非魏汉津“太声、少声”理论铸器。因刘昺主张“中声，奏之于初气”、“正声，奏之于中气”（《文献通考·乐考三》），故用“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所铸钟（《文献通考·乐考四》），即所谓“二十四气钟”。故知魏汉津《札子》“今欲请圣人三指为法……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云云，确已摈弃了原先的“太、少议”，而只用刘昺“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之律四”理论（《文献通考·乐考四》）。故崇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之“魏汉津《札子》”，显为被刘昺改窜后的文件。改窜“魏汉津《札子》”始于刘炜而最终由刘昺改成，改窜时间不在崇宁三年正月而在崇宁二年九月之后，详见上文考证，兹不赘述。

有关刘昺改窜魏汉津乐议之事，见于多种史料（详上）。此外，从魏汉津《札子》所传不同文本中，也可发现被改窜的痕迹。《宋会要·乐》五之一八、一九与《乐》二之三一、三二所载，文字有异同，《宋会要·乐》五之一八、一九无“又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则度、量、权、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又无“汉律（津）又曰：‘有大（太）声，有少声。大（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人道也”，与《宋会要·乐》二之三一、三二所载比勘，实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前者系一文意较完整的札子，后者似被人插入“汉律（津）又曰‘有大（太）声，有少声。大（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人道也’”一段，疑原为小注；又后者“又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则度、量、权、衡，皆自是出而合矣”云云，亦有添加、窜改的痕迹。《全宋文》据《宋会要·乐》二之三一、三二收录为《乐律疏》，仅删除“汉津又曰”四字，而中空一行。《文献通考·乐考三》与《宋会要·乐》五之一八、一九同。《文献通考·乐考四》与《宋会要·乐》二之三一、三二几乎完全相同，但“今欲请圣人三指为法（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乃作“宜用第三指为法”。“第三指”即“中指”，因而魏汉津《札子》原文“今欲请圣人三指为法（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则被改成了“宜用第三指为法”即“中指”为法。这种改动，与《文献通考·乐考三》“（刘）昺始主乐事，乃建白谓：‘太、少不合儒书……’因请帝指时止用之中指，又不得径围为容盛”十分吻合。

又《全宋文》据《宋史·乐志四》收录为魏汉津《乐律议》:“黄帝、夏禹之法，简捷径直，得于自然，故善作乐者以声为本。若得其声，则形数、制度当自我出。今以帝指为律，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凡四，共二十有八。”实出刘昺《大晟乐书》（《宋史·乐志四》所收为节录之文），原非魏汉津“乐律议”内容。考《文献通考·乐考四》:“刘炳主乐事，建白：‘太、少不合儒书……’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不用径围为容盛之法，遂为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之律四，凡二十有八。”知刘昺《大晟乐书》“黄帝、夏禹之法”至“则形数、制度当自我出”云云系隐括魏汉津《札子》，而“今以帝指为律，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凡四，共二十有八”云云，则完全为“止用中指”的“中、正声”理论，而非魏汉津“太、少议”理论。故知魏汉津《札子》“又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则度、量、权、衡，皆自是出而合矣”云云，完全是刘昺所添加、改窜，非魏汉津《札子》的原文。陈梦家云：“崇宁四年（1105），开始制造大晟乐。《宋史·徽宗本纪》曰八月‘辛卯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大晟乐采用魏汉津的说法，他说‘今以帝指为律，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之律四，共二十八云’。”疑非。

史载魏汉津对《札子》被刘昺改窜之事深感不满（详下），后制器所用乃刘昺“中声、正声”理论而非魏汉津“太声、少声”理论，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学者又常误刘昺“中、正”之说为魏汉津“指律”，故不惮芜词，详辨如上。

魏汉津议制鼎名以奠八方，并授《上帝锡夏禹隐文》，约在此时。

《宋史》卷一〇四《礼志七》:“郑居中言：‘亳州太清宫道士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宫太一》，合于（魏）汉津所授《上帝锡夏禹隐文》，同修为《祭鼎仪范》，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初，汉津议制鼎名以奠八方，曰苍，曰彤，曰晶（皛），曰宝，曰魁，曰阜，曰牡，曰罔，凡八，而中曰帝鼎（鼐），皆以九州水土纳鼎中。”

《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二三：“大观元年十一月十四日，郑居中等言：‘奉诏亳州大（太）清宫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今（令）臣等参详可与不可施行。臣等窃考其说，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宫太一》，与魏汉津制度相合。其间论五运、六气胜（盛）衰、胜复，以五行相克制，亦合于（魏）汉津所授《上帝锡夏禹隐文》。乞修为《祭鼎仪范》，时出而用之。今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乞颁降每岁祀鼎常典，付有司施行。'”

按：关于魏汉津“授”《上帝锡夏禹隐文》, 《宋史·礼志七》、《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二三均不言其准确时间。考《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二三：“（大观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先是，议者请：‘用王与之献《皇（黄）帝崇天祀鼎仪诀》，并《上帝锡夏禹隐文》，同修为《祭鼎仪范》。'”考魏汉津卒于崇宁五年十一月之前，其“授”《上帝锡夏禹隐文》，当在此前。附此俟考。魏汉津“授”《上帝锡夏禹隐文》，当与“鼎乐”有关（详下）。

又，大观元年十二月诏制“逐鼎乐章”，有“中央曰帝鼐，其色黄，祭以土王日，为大祠，乐用宫架。北方曰宝鼎，其色黑，祭以冬至。东北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东方曰苍鼎，其色碧，祭以春分。东南曰冈鼎，其色绿，祭以立夏。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西方曰皛鼎，其色赤，祭以秋分。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八鼎皆为中祠，乐用登歌，享用素馔”云云（详下），疑非魏汉津议制鼎名以奠八方之原议，当为郑居中等所上《鼎书》或《祭鼎仪范》内容。

魏汉津上《制造九鼎状》，约在此时。

《能改斋漫录》卷一二：“徽宗崇宁四年，岁次乙酉，制造九鼎。按制造官魏汉津《状》云：‘承内降，铸造鼎鼐。内帝座鼐，如天之正、毕之数。外有六围，若《易》之六爻之象。中叠五重，以应九五之龙，惟上九虚之。其五重，谨按师旨，合用万载松化石并龙牙石，各一尺二寸为一重，用松石一块周围。第二围用龙牙石一块，亦用宝器捧。第三围、第四围各用松石一块，亦高一尺二寸。第五围用龙牙石一块，如《乾》之六爻、上九之爻。所有合用龙牙石并万年松化之石，自皇祐间西川取到，祗备造鼎。今见在城南玉仙观内，有此石五段，松石三，龙牙石二，并堪充今律鼎中五围使用。伏望详酌，特赐指挥，下所属取索前来应副。’然则崇宁所用松化石五段，乃吕氏所记之石也。据魏汉津《状》称‘皇祐间西川取到，祗备造鼎’，乃知仁宗朝已尝议造九鼎矣。”

按：《能改斋漫录》云魏汉津上《制造九鼎状》为崇宁四年，乃误。《铁围山丛谈》卷一：“崇宁甲申，议作九鼎。有司即南郊为冶用。中夜时，上为致肃不寐。至是，于寝望之，焚香而再拜焉。既乃就寝，傍四鼓矣。忽有神光达禁中，政烛福宁殿红赤异常，宫殿于是尽明如昼。迨晓始熄，鼎一铸而成。……先是，方士魏汉津献议，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内鼎中。”“甲申”为崇宁三年，魏氏上《制造九鼎状》当在进《札子》稍后。

《长编拾补》卷二五移录《能改斋漫录》后，云：“《纪事本末》不载此《状》, 《长编》于皇祐间亦未载西川取松化石文，今姑附此，俟以备参考。”今据《玉海》卷八八：“皇祐五年九月戊寅（【原注】一作丙寅），铸鼎十有二，圜丘用五，宗庙七。……初，贾昌朝侍经筵，帝问：‘《鼎》卦：“圣人亨，以享上帝。”今郊何以无鼎？'……遂命阮逸、胡爰铸铜鼎。”“（刘敞）《鼎铭》曰：‘帝兴神鼎，象天地人。赫赫神鼎，聿维国珍。光润龙变，其德日新。'”《能改斋漫录》卷一二“造九鼎”条：“玉仙观，在京城东南宣化门外七八里陈州门是也。仁宗时，有陈道士修葺亭台，栽花木甚盛。……《吕氏家塾记》云：‘一日，学院诸生偕往。见石一截，黄色，用木牌标记曰：“万年松化石。”佥曰：“如何对得？”晋之叔曰：“三日雨为霖。”’吕氏所记松化石，乃西川物耳。”知称仁宗皇祐五年确已铸鼎十二用于南郊（“圜丘”）与宗庙，而非“尝议造九鼎矣”。

二月，以魏汉津“指法”铸九鼎。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祭鼐鼎篇》云：‘崇宁三年二月，以隐士魏汉津言，备万物之象，铸鼎九。四年三月告成。'”

《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祭鼐鼎”条：“徽宗崇宁三年二月，以隐士魏漢津言，备百物之象，铸鼎九。四年三月告成。”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三年二月，始用方士魏漢津之説，铸九鼎。”

《玉海》卷八八：“崇宁三年二月，以魏汉津言铸鼎。”

《宋史全文》卷一四“:（崇宁三年二月）始用魏汉津之说，铸九鼎。”

《灵岩集》卷六《隆鼐铭》:“乃崇宁建号之三载仲春之月，用隐士魏汉津言，备百物之象，爰铸九鼎。”

按：铸九鼎在崇宁三年二月，诸史多误为崇宁三年正月。《宋史·徽宗本纪一》:“（崇宁三年春正月）甲辰，铸九鼎。”《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崇宁三年春正月，铸九鼎。”《通鉴续编》卷一一：“（崇宁三年）春正月……铸九鼎。”《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九：“（崇宁三年春正月甲申）命方士魏汉津定乐铸九鼎。”《长编拾补》卷二三：“（崇宁三年正月）甲辰，用方士魏汉津之说铸九鼎。”据凌景埏考证：“《宋史·徽宗本纪》:‘（崇宁三年）正月甲辰，铸九鼎。’甲辰为廿六日，汉津札子方送到，不能于同日铸鼎，《本纪》误。”所考甚是。

又有误为“崇宁四年”者。《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鼎”条：“《祭鼐鼎篇》云：‘崇宁三年二月，以隐士魏汉津言，备万物之象，铸鼎九。四年三月告成。’与《御制九鼎记》年月不同。蔡絛《国史后补》与《记》同，与《会要》不同。今以《会要》为据，于三年二月未（末）载始铸九鼎，并取《御制九鼎记》及蔡絛云云附此后。《御制九鼎记》其略云：‘朕荷天顾，相时揆事，庶几有成。然世俗单见浅闻之士，骇心愕听，胥动以言。朕取成于心，请命上帝，屏斥邪言。乃诏有司，庀徒趋事。以崇宁四年乙酉三月戊戌朔二十有一日戊午，即国之南铸之。'”《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政和会要·祭鼐鼎篇》云：‘崇宁三年二月，以隐士魏汉津言，备万物之象，铸鼎九。四年三月告成。’与《御制九鼎记》年月不同。蔡絛《国史后补》与《记》同，与《会要》不同。□今以《会要》为据，于三年二月末载始铸九鼎，并取《御制九鼎记》及蔡絛云云附此后。《御制九鼎记》其略云：‘朕荷天顾，相时揆事，庶几有成。然世俗单见浅闻之士，骇心愕听，胥动以言。朕取成于心，请命上帝，屏斥邪言。乃诏有司，允（庀）徒趋事。□□以崇宁四年乙酉三月戊戌朔二十有一日戊午，即国之南铸之。'”《能改斋漫录》卷四“景钟”条：“徽宗崇宁四年，命铸景钟。”《能改斋漫录》卷一二“造九鼎”条：“徽宗崇宁四年，岁次乙酉，制造九鼎。”《宋朝事实》卷一四：“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宋史·五行志四》:“崇宁四年三月，铸九鼎，用金甚厚。”《宋会要辑稿·补编》:“徽宗皇帝崇宁四年，命铸景钟。”《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杨氏《编年》:‘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惟《编年》云尔当考。”又有误为“崇宁二年”者。《玉海》卷八八：“崇宁二年二月，以魏汉津言铸鼎。”“二年”当为“三年”笔误。又有误为“崇宁元年”者。《文献通考·郊社考二十三》:“崇宁元年，方士魏汉津请备百物之象，铸九鼎。”《汴京遗迹志》卷八《九成宫》:“崇宁元年，方士魏汉津请备百物之象，铸九鼎。”《钦定续通志》卷一一四：“徽宗崇宁元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鼎九于中太一宫南，为殿奉安之。”《钦定续通典》卷五四：“徽宗崇宁元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鼎九于中太一宫南，为殿奉安之。”皆为“联书体”，或版刻、传写之误。

徽宗“中指寸”为黄经臣所隐，而制器不能成剂量。

《宋史》卷一二八《乐志三》:“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谓：‘崇宁初作乐，请吾指寸，而内侍黄经臣执谓“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盖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时昺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帝指寸既长于旧，而长笛殆不可易，以动人观听，于是遂止。盖京之子絛云。”

《文献通考》卷一三〇《乐考三·历代乐制》:“蔡攸（絛）《国史【后】补》:‘又谓有太声、有少声。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奇耦，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刘昺之兄炜以晓乐律进，未几而卒。昺始主乐事，乃建白谓：‘太、少不合儒书，以《太史公书》黄钟八寸七分管为中声，奏之于初气；《班固书》黄钟九寸管为正声，奏之于中气。’因请帝指时止用之中指，又不得径围为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

按：魏汉津初欲请帝指三指为法，而为刘昺所非，乃止用中指寸。刘昺窜改汉津“太、少”为“中、正”而制器，汉津深知而不敢言，后微言于弟子任宗尧（详下）；唯请帝指三指为法而止用中指，实因徽宗深讳而托言为黄经臣所误，故佯从魏而实从刘，则汉津亦知之。故制器已非魏汉津之本说，因而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汉津亦深知之。而马端临云“汉津亦不知”者，不知何故？

今考马端临于此有大段议论，云：“尝试论之，乐之道虽未易言，然学士大夫之说，则欲其律吕之中度；工师之说，则不过欲其音韵之入耳。今宋之乐虽屡变，然景祐之乐，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丰之乐，杨杰主之，欲废旧钟，乐工不平，一夕易之，而杰亦不知。崇宁之乐，魏汉津主之，欲请帝中指寸为律，径围为容盛。其后止用中指寸，不用径围。且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而汉津亦不知。然则学士大夫之说，卒不能胜工师之说，是乐制虽曰屡变，而元未尝变也。盖乐者，器也，声也，非徒以资议论而已。今订正虽详，而铿锵不韵，辨折虽可听，而考击不成声，则亦何取焉。然照、杰、汉津之说，亦既私为工师所易，而懵不复觉，方且自诡改制，显受醲赏，则三人者，亦岂真为审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岂足以希荀勗、阮咸、张文收辈之万一也哉！”（《文献通考·乐考三》）大抵是古而非今，要之以鄙薄宋人为能事，而“议”史与“述”史往往前后不能统一。如马端临书前尚云“（刘）昺始主乐事……因请帝指时止用之中指”，后则云“魏汉津主之，欲请帝中指寸为律”云云，无乃张冠李戴，精于“述”史而拙于“议”史乎？实“汉津今欲请圣人三指为法，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而“其后止用中指寸”乃刘昺所为。故端临云李照、杨杰之说“私为工师所易”、“懵不复觉”，而讥其“岂真为审音知律之士”则尚可，用之以责魏汉津，则颇有言过其实，不可全信。

时设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以铸九鼎。魏汉津为制造官，杨戬为提举官，黄经臣疑为承受官。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

按：“制造大乐局”当置于崇宁三年正月、二月间，乃在铸九鼎同时稍前。据《宋会要·乐》五之二〇、二一：“（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所奏：‘奉诏制造颁降三京、四辅、二十八帅府等处大乐。官吏、作匠等，及结绝罢局，有劳，可等第推恩。内初补使臣免呈试参部，提举官、承受、主管、制造等官转两官，有资者转两资，内提举、承受官并回授；无资可转者，与将一官改赐章服，一官许回授有服亲。主管文字、主管杂务各转一官，有资者转一资，各更减二年磨勘。前提举官及主管官、杂务、主管文字、监辖造作、点检文字各特转一官，有资者转一资，待诏与改换服色。'”知官属有提举官、承受官、主管官、制造官、杂务官、主管文字、监辖造作、点检文字等。“制造大乐局”之外，专设“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所”，乃管理制造大乐局的机构，多由宦官提举。据《宋史·杨戬传》:“（杨戬）自崇宁后，日有宠，知入内内侍省。立明堂，铸鼎鼐，起大晟府、龙德宫，皆为提举。”知杨戬任提举官。又据前引史料，知魏汉津为制造官，而黄经臣既负责传递“指律”，疑为承受官。又，诸书记载“铸九鼎”者不一，有言魏汉津铸九鼎。《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崇宁）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汉津定乐，铸九鼎。”又《宋朝事实》卷一四：“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宋史全文》卷一四：“景钟者，魏汉津所铸也。”有言杨戬“铸九鼎”。《宋史·杨戬传》:“（杨戬）自崇宁后，日有宠，知入内内侍省。立明堂，铸鼎鼐，起大晟府、龙德宫，皆为提举。”其实，“铸鼎鼐”有较复杂程序，“九鼎”理论出于魏汉津，实际操持铸务者当为杨戬（《铁围山丛谈》卷五），乐政则归刘昺。时已设立“铸九鼎”的临时机构“制造大乐局”（《宋会要·乐》五之二〇、二一，《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杨戬任提举官（《宋史·杨戬传》），魏汉津为制造官（《能改斋漫录》卷一二，《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详见拙著《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兹不赘述。

“后苑造作所”下辖之“作”和“乐器作”，为负责铸九鼎的实施机构。

《铁围山丛谈》卷五：“魏汉津，黥卒也，不知何许人。……崇宁中召见，制《大晟乐》，铸九鼎，皆其所献议。初乐制，一日，与宦者杨戬在内后苑，会上朝献景灵宫还，见汉津立道左观车驾。上望之，喜，遣小阉传旨抚问，汉津因鞠躬以谢。及还内，戬至，上曰：‘汉津能出观我邪？’戬曰：‘不然。早自车驾出，汉津同臣视铸工。方共饮。适闻跸还，臣舍匕箸，遽至于此。然汉津不出也。’上曰：‘我适见之，岂妄乎？’因呼小阉共证其故，戬愕然，知汉津能分身。”

按：“后苑”即“后苑造作所”，元丰间称“后苑作生活所”，哲宗时称“后苑修造所”，徽宗时称“后苑作修造所”、“后苑作生活所”（《宋会要·职官》三六之七六，《清波杂志·别志》卷一）, 《宋代官制辞典》称真宗咸平三年“生活所”与“后苑作”合并，创置“后苑作、制造御前生活所”。“后苑造作所”领八十一作（后又增七作，共八十八作），其中有“作”和“乐器作”（《宋会要·职官》三六之七二）。“作”为内廷机构，“专掌制造宫廷生活所需及皇族婚娶名物”; “乐器作”，为专掌制造内廷乐器的机构。据《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大观四年十一月丁卯）又内侍杨戬提举后苑作，有劳，除节度使，商英执不可。诏曰：‘祖宗法，内侍皆寄资，无至团练使者。大有勋劳，则别立宣昭等使以宠之。未闻除节钺也。’戬益衔之。”《东都事略》卷一〇二《张商英传》:“商英为相，务更蔡京事，而减省用度。内侍杨戬提举后苑作，有劳，除节度使。商英不可，曰：‘祖宗法，内侍皆寄资，无至团练使者。有大勋劳，则别立昭宣使、宁庆使以宠之，未闻建节钺也。’戬衔之。”《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一六《实录·张少保商英传》:“时内侍杨戬提举后苑作，有劳，除节度使。商英不可，奏曰：‘祖宗法，内侍皆寄资，无至团练使者。有大勋劳，则别立昭宣、宣政、宣庆等使以宠之，未闻建节钺也。’戬衔之。”《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时内侍杨戬提举后苑兴作，有劳，除节度使。商英不可，奏曰：‘祖宗法，内侍皆寄资，无至团练使者。有大勋劳，则别立昭宣、和（宣）政、和（宣）庆等使以宠之，未闻建节钺也。’戬衔之。”知杨戬在崇宁、大观间“提举后苑作”，又兼“提举制造大乐局”。又据《宋史·杨戬传》:“（杨戬自崇宁后）铸鼎鼐，起大晟府、龙德宫，皆为提举。”汪藻《徽猷阁直学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显谟阁直学士蒋公墓志铭》:“杨戬建节……帝曰：‘自朕即位以来，制作礼、乐，皆其手，亦非小劳。'”（《浮溪集》卷二七）《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八：“（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内侍杨戬加节度，赏制乐传宣之劳也。”联系《铁围山丛谈》卷五“与宦者杨戬在内后苑”、“汉津同臣视铸工”云云，可知铸九鼎事务由“提举制造大乐局所”负责，但具体操作铸九鼎之机构则由“后苑造作所”承担。“后苑造作所”下辖之“作”和“乐器作”，乃为此次专掌铸造九鼎的实施机构。

又有云铸九鼎机构名“铸泻务”或“乐器制造所”。李文信云：“（徽宗）立‘乐器制造所’和制作铜乐器的‘铸泻务’，制造景钟八鼎和大晟乐器。……早在至和二年，当时乐官李照将铸乐钟，政府发下大批铜料，铸泻务（铜乐器铸造工场）工人在废铜料中得古编钟一件……到徽宗朝，他本人知音好古，制作大晟乐时，就更加重视古乐钟的搜集和研究。”李幼平云：“崇宁三年正月，魏汉津献指律之法；随后，朝廷设置乐器制造所和制作青铜乐器的‘铜泻务’。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九月朔，徽宗下诏赐新乐名曰大晟。”按：“铸泻务”实为宋真宗景德三年由“在京铸钱监”所改。《长编》卷六四：“（景德三年十二月甲午）废在京铸钱监，改为铸务，掌造铜、铁、石诸器及道具，以供内外出鬻之用。”据《宋代官制辞典》考证，“铸务”职掌为按朝廷规定年额铸铜、铁钱交纳京师内藏库。知“铸泻务”本非“制作青铜乐器”或“铜乐器铸造工场”的机构名称。“铸泻务”与乐器制造发生关系乃在宋仁宗朝而非徽宗朝。然据《宋史·乐志二》“及（李）照将铸钟，给铜于铸泻务”、《长编》卷一八三、《文献通考·乐考三》“及（李）照将铸钟，给铜于铸务”, 《景文集》卷二七《议乐疏》则作“于杂物库请铜铸之时”，知实为铸造乐器时领铜料于“铸泻务”，而并非由“铸泻务”铸造乐器，仁宗朝乐器实由“锡庆院铸”并有铸造乐器的“造作处”（详见《宋会要·乐》一之二、三及一之三、四）注1。另外，“铸泻务”之“泻”，当为“”。《康熙字典》戌集上金部：“, 《集韵》：洗野切，音写，范金也。”《宋会要·仪制》七之四、《宋会要·瑞异》一之二三，均载“黄钟太声钟一 而成”（详下）; 《长编》、《文献通考》均作“铸务”。“”易误为“泻”，即《宋史》亦难避免。当然，研究者擅将“铸务”改为“铜泻务”，似缺乏文献依据。不过，“铸务”除铸钱的职掌外，是否有“制作青铜乐器”或“铜乐器铸造工场”的职责，似还有待详考。在目前还没有充分史料作佐证的情况下，是不适合将“铸务”定为负责铸九鼎的机构。“铸务”与“作”在名称、职能上都有几分近似，但“铸务”为外廷机构，“掌造铜、铁、石诸器及道具，以供内外出鬻之用”（《长编》卷六四）; “作”为内廷机构，“专掌制造宫廷生活所需及皇族婚娶名物”。两者性质有别，但都不专为乐器制造而设。根据以上考证，“后苑造作所”下辖之“作”和“乐器作”，方为此次专掌铸造九鼎的实施机构。另外，“乐器制造所”也不见于徽宗朝史籍，而“制造景钟八鼎”云云，又将“帝鼐”误解为“景钟”，疑非。

注1按：《宋史·乐志一》:“明年二月，（燕）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帝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李）照乐音高，命详陈之。照言：‘（王）朴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虡，可使度量权衡协和。’乃诏于锡庆院铸之。既成，奏御。”《宋会要·乐》一之二、三：“仁宗景祐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判太常寺燕肃等言：‘本寺编钟磬年岁深远……欲乞选差臣僚与判寺官员集本局通知音律者，将律准同共考击按试，定夺声韵。所有钟磬声损（韵）璺损不堪者，欲乞送造作处添修抽换。’诏宋祁与内殿崇班李随同本寺按试，又令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照参其事。”《宋史·燕肃传》:“入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复知审刑。肃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重饰之。岁既久，所涂积厚，声益不协。’乃诏与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刬涤考击，合以律准，试于后苑，声皆协。”“欲乞送造作处添修抽换”、“试于后苑，声皆协”云云，“造作处”、“后苑”均指“后苑造作所”下辖之“作”和“乐器作”。考“后苑造作所”共设监官三人（《宋会要·职官》三六之七二），均以内侍充。内殿崇班李随，当为负责“后苑造作所”的监官之一。

制造大乐局定大晟新乐“特磬”尺寸，约在此时前后。

《中兴礼书》卷一三：“绍兴十五年闰十一月二十三日，太常寺奏：‘准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王晋锡札子：……特磬黄钟为祖，上股一尺五分，长二尺三分，大股阔九寸，长一尺一寸，下各厚一寸六分，约三寸。临时定声，系省记到崇宁年大乐局制造大晟新乐尺寸。'”

按：宋朝特磬乃用于“后庙”, “若已升祔后庙，遂置而不用”（刘昺《大晟乐书》）。有关特磬的功用，朱熹论之甚详，云：“钟磬有特悬者”, “器大而声宏”, “但于起调毕曲之时，击其本律之悬，以为作止之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九《答杨子顺》）“众乐未作，先击特钟，以发其声。众乐既阕，乃击特磬，以收其韵。”（《朱子语类》卷九二）所谓特钟“以发其声”、特磬“以收其韵”。于是，制造大乐局重新改定特磬的应用制度，所谓“《大晟》之制，金石并用，以谐阴阳”，知大晟特磬的使用比以往更为广泛。详见拙著《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兹不赘述。

四月十一日甲寅，讲议司乞权借范镇等讲求巢竽、巢笙之书，以造匏部乐器。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崇宁三年四月）甲寅，讲议司言：‘元丰中，神宗令张□、范镇、刘几、范日新讲求巢竽、巢笙之类，当时曾镂板宣赐大臣。今韩绛家有之，欲权借照使。’诏可。”

《长编拾补》卷二三：“（崇宁三年四月）甲寅，讲议司言：‘元丰中，神宗令张□、范镇、刘几、范日新讲求巢竽、巢笙之类，当时曾镂板宣赐大臣。今韩绛家有之，欲权借照使。’诏可。”

《避暑录话》卷下：“大乐旧无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埙，亦木为之。是八音而为木者三也。元丰末，范蜀公（镇）献《乐书》以为言，而未及行。至崇宁，更定大乐，始具之。”

按：此当为“讲议司礼乐房”为制造“匏”部乐器，而进奏权借元丰范镇等讲求巢竽、巢笙之书，以便参照使用。《宋史·乐志三》:“（元丰三年，范镇）上奏曰：‘……又八音无匏、土二音：笙、筝（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是无匏音也；埙器以木为之，是无土音也。八音不具，以为备乐，安可得哉？’不报。”知元丰年间范镇虽有上奏，但并未被朝廷采纳。《长编纪事本末》“当时曾镂板宣赐大臣”云云，知范镇《乐书》当时曾镂板宣赐韩绛等大臣，至崇宁间韩绛子孙仍保存此书。由此可知，崇宁新乐在巢竽、巢笙等乐器制造方面，确实曾借鉴范镇的乐论。

“讲议司”云云，当为“讲议司礼乐房”，但本年四月二十二日乙丑即罢讲议司（《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长编拾补》卷二三）, “讲议司”当不及制造巢竽、巢笙等乐器。其职事后即归入“大乐府”或“制造大乐局”。刘昺《大晟乐书》:“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闰余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按大晟乐府有匏部乐器六种，乃刘昺改制的结果。“大晟乐府”前身即“大乐府”，但这个建议是否由刘昺向“讲议司”提供，尚待进一步考证。

考宋旧大乐本无“匏”。《避暑录话》卷下：“大乐旧无匏、土二音……至崇宁，更定大乐，始具之。旧又无箎，至是亦备，虽燕乐皆行用。”《铁围山丛谈》卷二：“所阙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则加匏而为笙……谓之燕乐部八音。”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文献通考·乐考三》:“（刘昺言）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谱。”《宋史·乐志三》:“（刘昺言）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于是雅乐添置匏部乐器“竽笙、巢笙、和笙、闰余匏、九星匏、七星匏”等六种，至崇宁四年八月之前当已造成（详下）。政和三年后，匏部乐器亦用之于大晟燕乐。

时申范镇之说，而欲增徵音。议补徵调者或始于此时。

《文献通考》卷一八六《经籍考十三》:“石林叶氏曰：元（皇）祐中，昭陵命胡瑗、阮逸更造新乐。将成，宋景文得蜀人房庶所作《乐书补亡》三卷，上之以为知乐。庶自言：‘尝得古文《汉书·律历志》，言其度起于黄钟之长，用子谷秬黍中者一，黍字下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乃与下文之实字相接，而人不悟，故历世皆以累黍为尺。当如《汉志》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实管中，为九十分以定黄钟之长，而加一分以为尺。则《汉志》所谓一为一分者，黄钟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之一也。’又言：‘乐有五音，今无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王，而亡本音，尤非是。’范景仁（镇）力主其说，时方用累黍尺，故庶但报闻罢。崇宁中，更定大晟乐，始申景仁（范镇）之说，而增徵音。然《汉书》卒未尝补其脱字，盖不知庶之所自本也。”

按：议补“徵调”之事，当起始于崇宁年间。《避暑录话》卷上：“崇宁初，大乐阙徵调，有献议请补者。”《拙轩词话》:“崇宁中，大乐阙徵调，议者请补之。”考《宋会要·乐》五之二〇:“（大观二年三月三十日）先是，进士彭几进《乐书》，论五音云：‘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调尚阙。'”《玉海》卷一〇五：“彭几进《乐书》，论五音云：‘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调尚阙。'”《宋史·乐志四》:“初，进士彭几进《乐书》，论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调尚阙。'”《墨客挥犀》卷六：“叔渊材好谈兵，晓大乐。……尝献《乐书》，得协律郎。”疑彭几“进《乐书》”，或始于崇宁中，后彭几因进《乐书》而被招为大晟府协律郎，则在大观元年，详后考证。

李复上《议乐疏》，议补“徵调”。约在此时前后。

李复《议乐》:“臣闻治定制礼，功成作乐。此王者甚盛之举，天下熙洽，人心悦豫，发为和声，因其人声之和，而播之八音，又形容其成功之象也。三王不相沿乐，岂苟为异哉？治世成功，各不同也。《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乐岂易知乎？三代之乐，亡已久矣。唐贞观中，命祖孝孙、张文收考定雅正，粗而未备。后累经丧乱，其器与书，今皆不传。载籍所言，虽皆以黄钟为本，上生下生，隔八相生，及其律管径寸短长，但糟粕耳。有能遗其旧说，脱然识其声，别其音者，未之闻也。夫黄钟，律之始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而损益之，此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钟之总，乃旋相为宫之法也。万物动皆有声，若造乐精微之妙，凡闻其声，则知是何音，合何律，是为正音，是为变音，是为清，是为浊，如此方为知音，可以议乐矣。近者陛下有诏选官定乐，又博求前代之器。夫前代之器，各一时之用。若得汉、唐之器，乃汉、唐之乐也。若得魏、晋之器，乃魏、晋之乐也。但欲求为多见，则可矣，遽欲用为今日本朝之乐，恐未然也。晋之荀勖，取牛铎为黄钟，出于独见，果合于古乎？乐之作，欲动天地，感鬼神，自汉以还，未之闻也。朝廷昔尝定乐矣，陛下以为未尽美善，亦不能形容祖宗之功业。而又本朝运膺火德，独徵音未明，此固当重为考定也。今闻众议，又只依往昔糟粕而制器，此安足以副陛下所降之诏意？夫知音者闻之于耳，得之于心，自不能传之言，遇其应于心，方可默契。徵音火，南方之音也。火性炎上，音当象之，乃欲就其下而抑之，恐非也。臣愿诏天下广求天性自能知音者，敦遣令赴议乐所，多方以试之，是诚不谬，共为讲论，庶几其可矣！若徒以旧说，尺寸长短广狭重轻而制器，此工匠皆能为之矣。何足以为乐乎？臣愚见如此，惟陛下择之。”（《潏水集》卷一）

按：李复《议乐》“又本朝运膺火德，独徵音未明，此固当重为考定也。……徵音火，南方之音也”云云，《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八《礼乐（统言乐）》载“徽宗时李复上《议乐疏》”，可见李复议补“徵调”，亦在崇宁年间。“近者陛下有诏选官定乐，又博求前代之器”云云，“有诏选官定乐”在崇宁元年九月以后，“博求前代之器”则在崇宁三年初（详上）, “臣愿诏天下广求天性自能知音者，敦遣令赴议乐所”, “议乐所”即“讲议司礼乐房”，罢于崇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乙丑。据此，可推知李复上《议乐疏》在崇宁三年二月至四月之间。

又据“臣愿诏天下广求天性自能知音者，敦遣令赴议乐所，多方以试之，是诚不谬，共为讲论”云云推测，李复上《议乐疏》建议补徵调，当为徽宗朝首例，以后议补徵调者尚有彭几、刘诜等人，或在其后，考证详下。又，《避暑录话》卷上：“崇宁初，大乐阙徵调，有献议请补者，并以命教坊燕乐同为之。大使丁仙现云：‘音已久亡，非乐工所能为，不可以意妄增，徒为后人笑。'”按：崇宁中所议补“徵调”云云，当为“大乐”（即“雅乐”）。《避暑录话》载丁仙现议“徵调”云云，实为“燕乐”，乃在大观二年三月至政和三年五月（详见下文），不在“崇宁初”。

七月，景钟成。

《宋史》卷一二八《乐志三》“:（崇宁三年）秋七月，景钟成。”

《宋会要·乐》三之二四、二五：“（崇宁三年）十月九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讲张康国奉敕撰《景钟铭》，其序略曰：‘……钟成于秋七月癸丑。'”

《宋会要·乐》五之一九：“张康国奉敕撰《景钟铭》，其序略曰：‘……钟成于秋七月癸丑。'”

《玉海》卷一〇九：“崇宁三年十月九日，翰林承旨张康国撰《景钟铭》。（铭见《长编》。）其序曰：‘……钟成于秋七月癸丑。'”

按：或误景钟铸成在崇宁四年。《能改斋漫录》卷四：“崇宁四年，命铸景钟。”《演繁露》卷六：“崇宁四年，铸景钟。”《云麓漫钞》卷三：“大晟乐用徽宗君指三节为三寸，崇宁四年所铸景钟是也。”又，诸书转录有关景钟制度，文字多有讹误。又，凌景埏云：“《玉海》（卷一〇九）作七月癸丑。按：七月无癸丑，比误。”“丑”疑为“巳”之形误，详见拙著《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兹不赘述。

八月七日戊申，因罢讲议司，陈旸有劳，“转一官”，为鸿胪少卿。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崇宁三年）时朝廷制礼作乐，以文太平，蜀人魏汉津者，年九十余。献乐议曰：‘人君代天理物……’上从之。礼乐房参详陈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蠧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论多不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冬十月，帝鼎成。”

《长编拾补》卷二三“崇宁三年正月甲辰”按语：“《编年备要》云：魏汉津献乐议，上从之。礼乐房参详陈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论多不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

按：《长编拾补》卷二三引《编年备要》，云陈旸因“论多不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时间在“崇宁三年正月甲辰”。此说实误。考陈旸崇宁元年九月己丑官职为太常丞、驾部员外郎兼礼乐房参详官（《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长编拾补》卷二三，《宋史·陈旸传》），太常丞从七品，驾部员外郎正七品，可能是因兼礼乐房参详官的缘故，而由从七品的品秩任正七品的职事；崇宁二年九月因上《乐书》而转一官（《宋会要·乐》五之一八），时官职为礼部员外郎，亦为正七品，“转一官”后当为从六品；而鸿胪少卿为正六品，品秩高于陈旸以前所有官职，而“论多不合”而“迁”，本为降黜而反升迁，当无此理。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崇宁三年）八月戊申（七日），诏：‘讲议司官属依制置三司条例司体例推恩。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刑部侍郎刘赓、提举洞霄宫蹇序辰、显谟阁待制范致虚、王汉之等三十五人各迁一官。余四人及尚书省都事任充等，支赐银绢、迁官转资、减磨勘年有差。提举洞霄宫张商英系元祐奸党，及会（曾）言盐法并奏盐数未实；管勾仙灵观吴储，系元祐党吴安诗子；监滑州盐酒税李□，昨为不亲诣通、泰等州措置盐事，特冲替，添差岐亭镇酒税；虞防为毁哲宗谥号，系入籍人，更不推恩。'”

按：《全宋文》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收作《讲议司官属推恩诏（崇宁三年八月戊申）》, “会言”作“曾言”, “李□”作“李琰”，当是；然“系”作“保”，乃误。此诏无陈旸“推恩”名字，然据“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等三十五人各迁一官”云云，亦只载5人姓名，其余30人皆略去，今查《宋会要·职官》五之一四：“（崇宁三年八月七日）奉议郎、礼部员外郎陈旸转一官。”“转一官”与“迁一官”义同，可见，陈旸迁为鸿胪少卿，乃是因罢讲议司有劳而“转一官”的缘故。

十月九日己酉，张康国作《景钟铭》并《序》。

《宋史》卷一二八《乐志三》:“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铭，其文曰：‘天造我宋，于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纪。乐象厥成，维其时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龙受之，天地一指。于论景钟，中声所止。有作于斯，无袭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柢。维此景钟，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万年，既多受祉。维此景钟，上帝命尔。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宝之，宋乐之始。'”

《文献通考》卷一三四《乐考七·金之属》:“宋徽宗崇宁三年，作大晟乐，铸景钟成。景钟者，黄钟之所自出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终于九斛，中声所极。制炼玉屑，入于铜齐，精纯之至，音韵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铭，其文曰：‘天造我宋，于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纪。乐象厥成，维其时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龙受之，天地一指。于论景钟，中声所止。有作于斯，无袭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抵。维此景钟，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特峙。天子万年，既多受祉。维此景钟，上帝命尔。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宝之，宋乐之始。'”

《宋会要·乐》三之二四：“十月九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讲张康国奉敕撰《景钟铭》，其序略曰：‘皇帝践位之五年，崇宁甲申，考协钟律，保和太合（和），以成一代之乐。有魏汉津者，年过九十，诵其师说，以谓今之所作乃宋乐也，不当稽用前王之法。宜以皇帝身为度，自度而为权、量，以数乘之，则声谐而乐成，无所沿袭。其法始于鼎，以量容九斛为鼎之大，取斛之八加斗之一，则鼎变而为景钟。景〖钟〗（引者按：“钟”字衍文），大也。九九之数兆于此，有万不同之所宗也。度高九尺，植以龙虡，其声则为黄钟之正，而律吕由是以生焉。大祭祀、大朝会、大享燕，惟天子亲御则用之，以肃群臣。其下则宝钟，子以承继也。其周则四清之钟磬，奠方隅以拱卫也。平时弗考，风至则鸣，贡（贵）天籁而本自然也。钟成于秋七月癸丑。'”

《宋会要·乐》五之一九：“（崇宁三年）十月九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郎（讲）张康国奉敕撰《景钟铭》，其序略曰：‘皇帝践位之五年，崇宁甲申，考协钟律，保合太和，以成一代之乐。有魏汉津者，年过九十，诵其诗（师）说，以谓今之所作乃宋乐也，不当稽用前王之法。宜以皇帝身为度，自度而为权、量，以数乘之，则声谐而乐成，无所沿袭。其法始于鼎，以量容九斛为鼎之大，取斛之八加斗之一，则鼎变而为景钟。景，大也。九九之数兆于此，有万不同之所宗也。度高九尺，植以龙虡，其声则为黄钟之正，而律吕由是以生焉。大祭祀、大朝会、大享燕，惟天子亲御则用之，以肃群臣。其下则宝钟，子以承继也。其用（周）则四清之钟磬，奠方隅以拱卫也。平时弗考，风至则鸣，贵天籁而本自然也。钟成于秋七月癸丑。'”

按：《玉海》卷一〇九：“崇宁三年十月九日，翰林承旨张康国撰《景钟铭》。（《铭》见《长编》。）”《宋史全文》卷一四：“（崇宁三年十月）己酉，诏翰林承旨张康国撰《景钟铭》。”今查《长编》残缺太甚，不见《景钟铭》原文。其《铭》文见于《宋史·乐志三》、《文献通考·乐考七》。又有史料附载《铭》文与此不同者。翟汝文《景钟铭》作于“维政和乙未五月甲子”（《忠惠集》卷一〇），强渊明《景钟颂》作于“宣和元年”（《挥麈录·后录》卷三）（详下）。

十八日戊午，铸帝鼐成。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三年）十月戊午，帝鼐成。”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崇宁三年）冬十月，帝鼐成。”

《铁围山丛谈》卷一：“崇宁甲申，议作九鼎。有司即南郊为冶，用中夜时，上为致肃不寐。至是，于寝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寝，已仿四鼓矣。忽有神光达禁中，政烛福宁殿，红赤异常，宫殿于是尽明如昼，殆晓始熄。鼎一铸而成。”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御制九鼎记》:‘……以崇宁四年乙酉三月戊戌朔二十有一日戊午，即国之南铸之。中曰帝鼐，金二十二万斤。镕冶之夕，中夜起视，炎光属天，一铸而就。上则日月、星辰、云物，中则宗庙、朝廷、臣民，下则山川、原隰、坟衍。承以神人，盘以蛟龙，饰以黄金，覆以重屋。既而群鹤来仪，翔舞其上，甘露感格于重屋之下。不迁之器，万世永固。'”

按：《铁围山丛谈》“鼎一铸而成”云云，当指帝鼐。《宋会要》所载“一铸而就”者即为帝鼐，而文字稍详。但前者为崇宁三年“甲申”，后者为崇宁四年“乙酉”。据《皇宋十朝纲要》、《九朝编年备要》，当以崇宁三年十月为是。

《长编拾补》卷二五移录《能改斋漫录》载魏汉津《制造九鼎状》后，又录《演繁露》“景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云云，则直以“景钟”为“帝鼐”。又，李文信云：“帝鼐也叫景钟或景阳钟。”疑非。据魏汉津《制造九鼎状》“帝座鼐”“外有六围”“中叠五重”云云（《能改斋漫录》卷一二），所言为“帝鼐”而非“景钟”，与刘昺《大晟乐书》论“景钟”文字有别（详下），知帝鼐、景钟实二。考九鼎虽为“律鼎”，然宋人史料罕见有用为乐钟的记载，而景钟则每逢亲祀必用之（详下）。景钟虽“其法始于鼎，以量容九斛为鼎之大，取斛之八加斗之一，则鼎变而为景钟”（张康国《景钟铭》序），但实非即帝鼐。考九鼎为“神器”，不可直接用为乐钟。“九鼎以奠九州，以御神奸”（《宋史·礼志七》）、“神像大器”、“不宜处于外”（《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一六）。崇宁四年三月专设九成宫以奉安九鼎，大观元年十二月有按月分祀九鼎的礼乐制度，政和六年九月又专设“圆象徽调阁”于大内以奉祀九鼎。其中帝鼐尤为“神像大器”，史料多有祀帝鼐的记载（详下）。据《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一六及《礼》五一之二三、二四，连稍“迁移”九鼎赴大内因择日不当都被视为“不祥”，可见直接用为乐钟的可能性极小。又考“景钟”铸成于崇宁三年七月，“帝鼐”铸成于崇宁三年十月；又据《文献通考·乐考三》:“（魏汉津）请帝三指为黄钟之律度，铸帝鼐、景钟，谓之雅乐，赐名曰《大晟》。”《宋史·乐志一》:“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以帝指为律度，铸帝鼐、景钟。乐成，赐名《大晟》。”即“帝鼐、景钟”并称，可见“帝鼐”非“景钟”。

本月，得宋公戌“謌钟”于应天府。

《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先是，端州上古铜器，有乐钟，验其窾识，乃宋成公时。帝以端王继大统，故诏言受命之邦，而隐逸之士谓汉津也。”《宋会要·乐》五之二〇:“时端州上古银（铜）器，有乐钟。验其欵（窾）识，乃宋成公时。”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先是，端州忽上铜器，验其欵识，乃宋成公时物。而端州上兴王之地，故诏文有曰‘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广川书跋》卷三《宋公钟铭（音茎）》:“崇宁三年，应天府得古钟六于崇福院。其一为黄钟之宫，高一尺四寸八分，钮高四寸，两舞距一尺四寸半，横一尺三分；两栾距一尺六寸八分，横一尺有二寸。其二为大吕之角，高一尺三寸四分，钮高四寸一分，两舞距一尺三寸五分，横一尺；两栾距一尺六寸三分，横一尺一寸五分。其三太簇之徵，高一尺二寸八分，钮高三寸九分，两舞距一尺三寸二分，横九寸二分；两栾距一尺六寸。其四夹钟之商，高一尺二寸七分，钮高四寸，两舞距一尺二寸三分，横八寸八分；两栾距一尺四寸，横尺有二寸八分。其五姑洗之羽，高一尺一寸五分，钮高三寸八分，两舞距一尺五分，横八寸；两栾距尺有二寸三分，横九寸三分；其六（缺）。铭曰：‘宋公成之钟。’按《史记》，平公名成，当周简王时，共公卒，华元、鱼石立少子成，是为平公。立四十四年，当鲁昭公时。见《书》、《春秋》。宋本商后，而商出自帝颛顼，当高阳氏之世，乐号六茎。今考于《书》曰，乐名，其字与茎同。《列子》以为莹，其实一也。……天子方作《大成（晟）乐》，以绍百王绝业，故尝求钟之制不得。周之旧钟存者众矣，侧□则堕而不应，横贯则扶摇而不得定考击，备设则震掉而或不得尽其音声，有司患之。翌日，制诏丞相、御史，以钟为正。故今钟得调焉。乃下诏曰：‘得《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非天相之，其能尽感德之事哉！”

《续考古图》卷四：“崇宁三年甲申岁孟冬月，应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钟六枚，以宋公钟又获于宋地，宜为朝廷符瑞，寻上进焉。刻文六字。按六钟形制文饰皆同，形扁而锐，不垂，六钟各杀一寸为羌。每钟皆刻曰‘宋公成之茎钟’，字形漫灭，仅可识焉。按宋自微子开二十六世，平公成立平公钟，此钟故刻曰‘宋公成之茎钟’，六茎自是帝颛顼之乐也。第一钟以黍尺校之，钟体高二尺，悬高五寸，舞间径一尺四寸，铣间径一尺七寸。第二钟体高一尺九寸，悬高五寸，舞间径一尺二寸，铣间径一尺五寸。第三钟体高一尺八寸，悬高五寸，舞间径一尺二寸，铣间径一尺四寸。第四钟体高一尺七寸，悬高五寸，舞间径一尺一寸，铣间径一尺四寸。第五钟体高一尺六寸，悬高五寸，舞间径一尺三寸。第六钟体高一尺五寸，悬高五寸，舞间径九寸，铣间径一尺二寸。按周备六代之乐，惟阙六（缺）五英，惟歆武，然则周德既衰，诸侯各备古乐。既有歆武，则宋宜有六茎也。”

《玉海》卷一〇九：“《大晟乐书》:‘应天得六钟，篆其带曰茎钟。作乐之初，得《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

《困学纪闻》卷三：“说《诗》者谓宋襄公作钟之乐。按《博古图》有宋公成钟，《大晟乐书》：应天得六钟，篆其带曰茎钟。诏谓：‘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此奸谀傅会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说《诗》，陋矣。”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先是，瑞州上古铜器有乐钟，验其款识，乃宋成公时，帝以端王继大统，故诏言受命之邦。”

按：“宋公戌”，宋人多误为“宋成公”或“宋公成”，而又将“宋公戌之謌钟”误为“宋成公之茎钟”。又，诸史多误“得宋公戌钟”之处为“端州”，实为“应天府”。“南都”、“应天府”、“睢阳”同，为获古钟之所，宋人多误为“端州”，后世误刻或有作“瑞州”。又，据《续考古图》，获古钟在崇宁三年十月；《续考古图》托名于“吕大临”，实在南宋绍兴年间（详见《四库全书总目·续考古图提要》）。

据陈梦家考证：“宋徽宗朝所铸造的大晟编钟，其形制取法于当时出土的宋公成（戌）钟。《续考古图》卷四：‘崇宁三年甲申岁（1104）孟冬月应天府崇福禅窟掘地得古钟六枚，以宋公钟又获于宋地，宜为朝廷符瑞，寻上进焉。'《广川书跋》卷三曰‘崇宁三年应天府得古钟六于崇福院’，并记六钟为黄钟之宫，大吕之角，太簇之徵，夹钟之商，姑洗之羽，□□之□。宋改宋州为应天府，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系春秋时宋国所在。宋公六钟的图形、铭文，详载于《博古图》卷二十二，附曰‘惟太祖有天下，实起睢阳，故国号大宋。是六钟既出于宋地，而铭文又有曰宋公成，则其于受命之邦出为太平之符者，正其时欤？由是作乐之初，特诏大晟府，取是为式，遂成有宋一代之乐焉。’以上三书，并记六钟大小相次的尺寸，并称为‘宋公钟’。钟铭六字曰‘宋公成（或释为戌）之謌钟’，因第五个字稍残泐，宋人误释为，并谓‘宋本商后，而商出自帝颛顼，当高阳氏之世，乐号六茎’，故以六钟为六茎，详《广川书跋》（《博古图》略同）。大晟编钟取式于宋公六钟，而六钟出土于宋太祖初起睢阳，故徽宗赐大晟乐名诏曰：‘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宜赐名曰《大晟》。'《宋史·乐志》述此诏后曰：‘先是端州上古铜器有乐钟，验其窾识乃宋成公时，帝以端王继大统，故诏言受命之邦。’以出土地为端州，以宋公成为宋成公，以端州为受命之邦，都是错误的。”李幼平补云，宋人误释之为“”而通“茎”。

又，据李幼平考证，“宋公成”亦当为“宋公戌”之误：“大晟钟作为这次新乐改制过程中设计、铸造的青铜乐器，其形制、纹饰，直接取法于当时出土的‘宋公戌钟’。在《宋会要辑稿》、《宋史纪事本末》等历史文献中，宋公戌钟也被作为宋公成钟。然而，‘吴侃叔云：“《左·昭十年传》:‘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记》亦作‘成’。今观是铭，当以《公羊》为正。是平公器也。颂壶铭：‘甲戌’、丰姑敦：‘丙戌’文皆作‘戌’，与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传》：‘公子城’。杜注：‘平公子“，城”与“成”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博古图》（即《重修宣和博古图》——引者按）明确记载了大晟钟与宋公戌（成）钟的关系。（附《博古图》中著录的宋公戌钟之一“钟体摹本”与“钟体铭文拓片”——引者按）宋公戌钟六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因此，宋徽宗在诏名新乐时称：‘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宜赐名曰《大晟》。'”李幼平考证资料详实可信。据此，知“宋成公”，当为“宋公戌”之误。

又，据李幼平考证：“‘崇宁三年应天府得古钟六于崇福院……铭六字，铭曰宋公成之钟……翌日，诏丞相御史，以钟为正，故今钟得调焉。'（董逌《广川书跋》卷三）应天府由宋州而改名，其地望在今河南商丘县南，系春秋时宋国之所在地。‘惟太祖有天下，实起睢阳，故国号大宋。是六钟既出于宋地，而铭文又有曰宋公成，则其于受命之邦出为太平之符者，正其时欤？由是作乐之初，特诏大晟府，取是为式，遂成有宋一代之乐焉。'（《宣和博古图》）……然而，《宋史》撰修者在转述此诏之后，称‘先是，端州上古铜器，有乐钟，验其窾识，乃宋成公时。帝以端王继大统，故诏言受命之邦……’如此一来，不仅将宋公戌说成了宋成公，更以徽宗继承皇位之前曾受封的端王一名，将端州与出土地点联系到一起，并将其作为受命之地进行了错误的解释，致使今人在讨论大晟钟遗物时，将其所法之器宋公戌钟的发现地，或误作瑞州——今江西高安，或误作端州——今广东高要。”“应天府得宋公戌钟六件。诏取为式，铸造新乐编钟。【广川】【博古】【考述】/【3】【6】【7】均误作端州与宋成公。”“【3】”即“《宋史》”“, 【6】”即“《宋史纪事本末》”“, 【7】”即“《宋会要辑稿》”。

任之奇上《宋乐宝钟文》。

刘跂《学易集》卷八《定陶任颖士墓志铭》:“颖士讳之奇，姓任氏。……以通仕郎监南京曲院。或发地得铜钟六，验其欵识，曰：‘宋公成之钟。’人莫能考，颖士叹曰：‘当始基之邦，获先世之器，岂偶然哉？’著《宋乐宝钟文》一篇上之，朝学者服其精博。”

按：任之奇《宋乐宝钟文》已佚，或为释“钟”之文。

赵佶作《帝鼐铭》，约在此时。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三年）十月戊午，帝鼐成。上亲为之《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三月戊午，宰臣蔡京言：‘九鼎告成。'……《帝鼐铭》，御制；《八鼎铭》，实京为之。”

《玉海》卷八八：“（崇宁）四年三月戊午，成。……上为《鼐铭》, 《八鼎【铭】》命宰臣撰。于中太一宫南为九殿奉安，名曰九成宫。”“《崇宁鼎书》:《书目》:‘一卷，九鼎制度并铭文。《帝鼐铭》，御制；余《八鼎铭》，宰臣撰。'”《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六：“（崇宁四年三月）戊午，蔡京言：‘九鼎告成。'……《帝鼐铭》御制，《八鼎铭》命京为之。”

《续资治通鉴》卷八九“:（崇宁四年三月）戊午，蔡京言：‘九鼎告成。’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帝鼐铭》御制，《八鼎铭》命京为之。”

按：据《皇宋十朝纲要》，知赵佶作《帝鼐铭》在崇宁三年十月，而诸史与蔡京作《八鼎铭》“联书”为崇宁四年三月，实非同时所撰（详下）。

十一月二十六日庚申，有事于南郊，提及铸九鼎之事。

《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崇宁三年南郊赦天下文》（十一月二十六日）“:……修德锡符，上粲玑衡之政。铸金象物，下隆鼎鼐之基。……”

按：《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鼎”条：“《祭鼐鼎篇》云：‘崇宁三年二月，以隐士魏汉津言，备万物之象，铸鼎九。'”《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二“祭鼐鼎”条：“徽宗崇宁三年二月，以隐士魏汉津言，备百物之象，铸鼎九。”唐士耻《隆鼐铭》:“乃崇宁建号之三载仲春之月，用隐士魏汉津言，备百物之象，爰铸九鼎。”均言铸九鼎“备万（百）物之象”，此为《崇宁三年南郊赦天下文》“铸金象物，下隆鼎鼐之基”云云所本。九鼎铸成于崇宁四年三月，《崇宁三年南郊赦天下文》“下隆鼎鼐之基”，亦与之吻合。

《全宋文》据《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朝事实》卷五收作《崇宁三年南郊赦天下制（十一月二十六日）》，有校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