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元年（1102）壬午
八月左右，诏宰臣置局议乐，设“讲议司礼乐房”。时议乐人甚众，除讲议司礼乐房详定官张商英、参详官陈旸、检讨文字官刘诜、吴良辅外，还有赵知幾、刘炜、任宗尧、马贲、徐申、朱维等。
《宋史》卷一二八《乐志三》:“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以大乐之制讹缪残阙，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案，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瞢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
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逮崇宁初，上以英明浚哲之姿，慨然远览，将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诏宰臣置司命属，讲议大政。顾惟大乐之制，讹谬残阙甚矣。大（太）常以乐器敝坏，遂择诸家可用者。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案），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素，懵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
《文献通考》卷一三〇《乐考三·历代乐制》:“徽宗崇宁元年，诏置讲议局，以大乐之制讹谬残缺，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按，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素，瞢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依据。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汉津上言……”
按：《宋史》、《文献通考》云云，乃录自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大政”云云，乃指“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及尹牧事，皆政之大者”（详上），但“礼乐”一项，或在“七大事”的某一类之中。考《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崇宁二年九月十六日，奉手诏：……夫隆礼作乐，实内治外修之先务。……宜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今之宜，修为典训。”（《宋史·乐志三》、《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同）知“详求历代礼乐沿革”乃“讲议司”范围之事。
《宋史》卷四三二《陈旸传》:“既上（《乐书》），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魏汉津议乐，用京房二变、四清。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蠧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蜀人魏汉津者，年九十余，献乐议曰（略）。上从之。大乐房参详陈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蠧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论多不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崇宁元年）九月己丑，少府监丞强浚明为主客员外郎、讲议司参详官，太常丞陈旸为驾部员外郎、讲议司参详官。”
《长编拾补》卷二三：“《编年备要》云：魏汉津献乐议，上从之。礼乐房参详陈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论多不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
李复《议乐》:“臣愿诏天下广求天性自能知音者，敦遣令赴议乐所。多方以试之，是诚不谬，共为讲论，庶几其可矣！”（《潏水集》卷一）
按：“讲议司参详礼乐官”、“大乐房参详”、“议乐所”云云，与《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崇宁初，置局议大乐”（《文献通考·职官考九》同）、《文献通考·乐考三》“崇宁元年，诏置讲议局，以大乐之制讹谬残缺”云云，均提及一个由“讲议司”管辖之下的机构名称。“讲议局”实承太乐局之旧，“议乐所”亦承“详定礼乐所”之旧，而“大乐房”亦为“礼乐房”俗称。今考其正式机构实为“讲议司礼乐房”，因由“中书省提举讲议司”管辖，故全称当为“中书省提举讲议司礼乐房”。
盖议乐“所”或“局”乃属当时中书省讲议司新添，名称初始或未正式确定。但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长编拾补》卷二〇，知崇宁元年九月己丑之前当有“讲议司礼乐房”的正式名称。考《宋会要·乐》三之二四，则崇宁元年八月左右即已设立“中书省提举讲议司礼乐房”。时议乐人员繁多，可考者如下：
（1）张商英。崇宁元年八月五日丁巳，以翰林学士身份差充讲议司详定官（《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据《宋会要·乐》三之二四：“崇宁元年八月十六日，翰林学士张商英言：‘信州司理参军吴良辅善鼓琴，知古乐。臣为太常少卿日尝荐为协按音律官，使改造琴、瑟，教习登歌，旋以冗官罢。今乞还良辅旧职。’从之。”可知张商英差充讲议司详定官，除负责“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七大事”中的重要政事外，还可能实际负责了“礼乐”方面的工作。据《长编》卷四九三、卷五〇四，张商英绍圣四年十一月丙子至元符元年十二月丁丑曾任太常少卿。《宋史·乐志三》:“（元符）二年正月，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按协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以太常少卿张商英荐其知乐故也。”崇宁元年七月，蔡京为相，张商英时为翰林学士当制，颇有溢美之词（《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长编拾补》卷二〇）。其推荐吴良辅还旧职“协按音律官”，便在任讲议司详定官期间。
（2）陈旸。崇宁元年八月至二年九月“讲议司礼乐房”的实际负责人，议乐时官职为太常丞、驾部员外郎兼礼乐房参详官（《宋史·陈旸传》,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长编拾补》卷二三），为礼部尚书赵挺之、吏部尚书何执中所荐（《宋史·乐志三》, 《宋会要·乐》五之一八）。崇宁元年九月己丑起任讲议司参详官（《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长编拾补》卷二〇），崇宁二年“上所撰《乐书》二百卷”非议魏汉津（《宋史·乐志三》），其后不久因与魏汉津“论多不合”，正式调离讲议司参详官而为鸿胪少卿（《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长编拾补》卷二三）。
（3）刘诜。崇宁元年八月至三年四月任讲议司礼乐房检讨文字官。《宋史·刘诜传》：“崇宁中，为讲议司检讨官。进军器、大理丞、大晟府典乐。诜通音律，尝上《历代雅乐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乐事。”郭万桯《宋刘太常》:“崇宁元年，置讲议局，以大乐之制不协，博求知音之士。（刘）诜通音律，为讲议检讨官。”（《明文海》卷四一九）“讲议司检讨官”、“讲议检讨官”云云，全称为“讲议司礼乐房检讨文字官”。刘诜在担任“讲议司礼乐房检讨文字官”期间，撰有《历代雅乐因革》及《宋制作之旨》。《大清一统志》卷三二六：“崇宁初，上《历代雅乐因革》及《宋制作之旨》。”
（4）吴良辅。原为“信州司理参军”，崇宁元年八月十六日，以“善鼓琴，知古乐”而被张商英荐为“协按音律官”（《宋会要·乐》三之二四）。所谓“协按音律官”, 《宋史·乐志三》作“按协音律”，据《玉海》卷一一〇当为协律郎。吴良辅疑被张商英荐为讲议司礼乐房检讨文字官。
（5）赵知幾。《忠肃集》卷下《傅公行状》:“是时蔡京初辅政用事……遣其子鯈与术士协律郎赵知幾等数辈踵至视公。”蔡京“初辅政用事”在崇宁元年七月，赵知幾为“协律郎”当在此时。今据《宋会要·乐》三之二四、《玉海》卷一一〇考知，崇宁元年七月、八月后至二、三年间赵知幾为协律郎。
（6）刘炜。据《文献通考·乐考三》“炜以晓乐律进”、《宋史·刘昺传》“兄炜，通乐律”，刘炜当为此时议乐人员之一。
（7）任宗尧。《宋史·魏汉津传》:“汉津密为京言：‘大晟独得古意什三四尔，他多非古说，异日当以访任宗尧。’宗尧学于汉津者也。”似任宗尧亦参与议乐。
（8）马贲。《宋史·魏汉津传》:“有马贲者，出京之门，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刘、任、田异论时依，违其间。”“任、田异论时”指政和末典乐任宗尧、田为议乐事（《宋史·乐志四》），前推十三年，当在崇宁四年。然此前马贲似即参与议乐。
（9）徐申、朱维参与议乐事详后。
朝臣荐魏汉津之名于徽宗，魏氏献乐议。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下·魏汉津传》:“魏汉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师事唐仙人李良，号李八百者，授以鼎乐之法。……崇宁初犹在。朝廷方协考钟律，得召见，献乐议……当时以为迂怪，蔡京独神之。或言汉津本范镇之役，稍窥见其制作，而京托之于李良云。”（《文献通考·乐考四》、《通鉴续编》卷一一、《宋史纪事本末》卷五、《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六、《续资治通鉴》卷八八、《长编拾补》卷二三略同）
《家世旧闻》卷下：“先君曰：蔡京既为相，以为异时大臣皆碌碌，乃建白置讲议司及大乐。然京实懵不晓乐，官属亦无能知者。或言有魏汉津知铸鼎作乐之法。汉津，蜀中黥卒也。自言年九十五，得法于仙人李艮，艮盖年八百岁，谓之李八百者是也。数往来京师，京师少年戏之曰：‘汝师八百，汝九百耶？’盖俗狂痴者为九百。惟京见悦其孟浪敢言。汉津谓：‘以秬黍定律，乃常谈不足用，今当以天子指定之。’京益喜。顾以其师李艮，特方士，恐不为天下所信，则凿空为言：‘汉津所传，乃黄帝、后夔法。'……时好事者言：‘京为汉津撰脚色乐。’局官又从而为之说曰：‘昔禹以身为度，即指尺也。’其诬伪牵合如此。汉津乃请上君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成黄钟之律。君指者，中指也。”
按：正史所述魏汉津本末，所谓“崇宁初”实指“崇宁元年”。考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逮崇宁初……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宋史·乐志三》:“崇宁元年……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文献通考·乐考三》同）据《铁围山丛谈》卷三：“刘尚书（赓），法家也。崇宁间为大司寇，一日来诣东府见鲁公。公时在便坐，与魏先生汉津对，因延刘尚书弛公裳，即燕坐焉。刘公立不肯就位，责鲁公曰：‘司空仆射，实百僚之仪表也。奈何与黥卒坐对。赓切不取，愿退。’鲁公大笑，亟揖汉津曰：‘先生可归矣。’自是刘公不敢与汉津并见。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上甚礼听之。”据《宋会要·职官》五之一三：“（崇宁元年八月四日）尚书刑部侍郎刘赓为详定官。”《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崇宁元年）八月丁巳，尚书右仆射蔡京言：‘奉手诏提举讲议司……刑部侍郎刘赓……欲乞差充详定官。'”时刘赓为讲议司详定官，而魏汉津已为蔡京座上客。可见，朝臣荐魏汉津之名于徽宗并魏氏献乐议，均在崇宁元年八月左右。
至于荐举魏汉津者，诸史载为大司乐刘昺（《宋史·刘昺传》, 《通鉴续编》卷一一，《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九，《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六，《续资治通鉴》卷八八，《长编拾补》卷二三）。乃非。考刘昺擢大司乐在崇宁二年底（详下），而魏汉津在崇宁元年八月即已至京师言乐，时间上颇难吻合。又据《宋史·乐志三》，陈旸上《乐书》非议魏汉津乐在崇宁二年，则此时魏汉津乐议已形成影响，可见崇宁元年魏汉津已上乐议。刘昺此时官职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宋史·刘昺传》），无由荐举魏汉津。此其一。又刘昺《大晟乐论》:“乃诏宰臣置僚属，令讲议大政。……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并未言及自己引荐魏汉津事。又《宋史·魏汉津传》:“颁其《乐书》天下。而京之客刘昺主乐事，论太、少之说为非，将议改作。”连刘昺也以“太、少之说为非”，视为“迂怪”，其引荐魏汉津的可能性不大，此其二。其实，魏汉津献乐议的引荐者不是刘昺，而是蔡京本人。《宋史·魏汉津传》:“当时以为迂怪，蔡京独神之。”《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崇宁元年）蔡京复荐之，乃得召见，献乐议，曰：‘声有太有少……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蔡京独神之。”按：蔡京崇宁元年七月甲午提举讲议司，其荐举魏汉津当在崇宁元年八月左右。又《铁围山丛谈》崇宁元年八月魏汉津为蔡京座上客与讲议司详定官刘赓事，及《家世旧闻》“惟京见悦其孟浪敢言”、“京益喜”云云，益可考定“引蜀方士魏汉津见帝”者乃蔡京而非刘昺。
魏汉津所献乐议，当与“指律”有关。“局官”或附会“四六之数”或“三八之数”，乃非魏氏本说。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下·魏汉津传》:“崇宁初犹在。朝廷方协考钟律，得召见，献乐议，言得黄帝、夏禹声为律身为度之说，谓：‘人主禀赋与众异，请以帝指三节三寸为度，定黄钟之律。而中指之径围，则度、量、权、衡所自出也。’又云：‘声有太有少，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在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奇偶，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蔡京独神之。”
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逮崇宁初……乃诏宰臣置司命属，讲议大政。……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高世之举，适契圣心，乃请以圣上君（中）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黄钟之律成为（焉）。汉津得之于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质（赋），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则其寸有余。惟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乎！’前此以黍定律，迁就其数，旷岁月而不能决。今得指法，裁而为管，大（尺）律之定，曾不崇朝。其声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浊不至下，焦急之声，一朝顿革，闻者无不欢欣。调唱和气，油然而生焉。”（《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
蔡絛《国史后补》
:“初，汉津献说，请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之律。又以中指之径围为容盛，度、量、权、衡皆自是而出。又谓：‘有太声、有少声。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之奇偶，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文献通考·乐考三》引）
按：以上除“三八之数”云云外，其余当为魏汉津“指律”原说。《路史》卷八：“至崇宁之初，魏汉津制指尺。”载在“崇宁初”。《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崇宁元年）蔡京复荐之，乃得召见，献乐议，曰：‘声有太有少……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蔡京独神之。”则明确云“崇宁元年”。
《文献通考》卷一三〇《乐考三·历代乐制》:“徽宗崇宁元年，诏置讲议局……乃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汉津上言：‘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则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座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诏可。”
按：此乃崇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魏汉津《札子》的内容，详见《宋会要·乐》五之一八、一九，《玉海》卷八、卷一〇五，《宋史·乐志三》。所谓“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实为崇宁二年刘昺改窜后的“中声、正声”理论（详下），而非魏汉津“太声、少声”理论。《文献通考·乐考三》误将其系于“徽宗崇宁元年”。
《文献通考》卷一三一《乐考四·历代制造律吕》:“徽宗崇宁三年正月，方士魏汉津言：‘禹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又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则度、量、权、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又曰：‘有太声，有少声。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人道也。宜用第三指为法。先铸九鼎，诸钟均弦裁管，为一代乐。’从之。”
按：考此实为崇宁元年魏汉津初进的“太声、少声”理论，比勘刘昺《大晟乐书·乐论第三篇》、《宋史·魏汉津传》、《宋史·乐志四》，知《文献通考·乐考四》又误将其系于“徽宗崇宁三年正月”。
《宋朝事实》卷一四：“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汉津本剩员兵士，为范镇虞候，见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刘昺缘饰之。【原注】:‘以上见杨氏《编年》。'”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杨氏《编年》：‘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汉津本剩员兵士，为范镇虞候，见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刘昺缘饰之。'【原注】:‘汉津，范镇虞候，惟《编年》云尔当考。'”
按：二史载魏汉津进“指律”在崇宁四年九月，乃误。又言以“帝年二十四”时魏汉津进“指律”之说，铸九鼎。《宋史·徽宗本纪一》:“元丰五年（1082）十月丁巳生于宫中。”则二十四岁正为“崇宁四年（1105）九月”。他书亦载。《东都事略》卷一〇:“时蔡京用魏汉律铸鼎作乐，汉律取《尚书》身为度之义。以上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上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而京为缘饰之。”《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崇宁四年）八月，作大晟乐。初，蔡京用魏汉津，铸鼎作乐。取《尚书》身为度之义，以上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上中指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京为缘饰之。”均言以“帝年二十四”时“当四六之数”铸九鼎，其实有误。
“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云云，他书则作“三八之数”。刘昺《大晟乐书·乐论第三篇》:“汉津得之于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质（赋），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则其寸有余。惟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乎！'”（《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家世旧闻》卷下：“因迁就为说曰：‘请指之岁，上适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数，是为大（太）簇人统，过是，则寸余□不可用矣。'”但以进书之年在“崇宁元年（1102）”，则徽宗才二十一岁。惟有《齐东野语》卷一五：“宣和间，妄人方士魏汉津唱为皇帝、夏禹以声为律身为度之说，不以累黍，而用帝指凡中指之中寸三，次指之中寸三，小指之中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律。又云：‘中指之径围为容盛，则度、量、权、衡皆自此出焉。’或难之曰：‘上春秋富，手指后或不同，奈何？’复为之说曰：‘请指之岁，上适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数，是为太簇。人统过是则寸有余，不可用矣。’其敢为欺诞也如此。然终于不可用而止。此事前所未有，于理亦不可诬。小人欺罔取媚，而世主大臣方甘心受侮而不悟，可发识者一笑也。”则时间又误为“宣和间（1119—1125）”，其时徽宗已三十八至四十四岁，均不合所谓“三八之数”。
考魏汉津初献乐议，实为“太声、少声”理论，时人附会“四六之数”或“三八之数”，实非魏汉律“欺诞”，乃“（蔡）京为缘饰之”、“局官又从而为之说”所致。“局官”云云，原指“讲议司礼乐房详定官、参详官、检讨文字官”之类，但因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陈旸反对魏汉津乐议，故不可能参与改窜，“局官”当指刘炜等人（详下）。此为崇宁元年第一次改窜魏汉津“指律”之说。到崇宁二年九月以后，刘昺以魏汉津“太、少之说为非”，又改窜为“中、正之说”（详下），此为第二次改窜。魏汉津所献“指律”因多次遭众人改窜，原说已难详考。
魏汉津著《乐书》二篇，叙述“指法”，书成于皇祐间。
《宋史》卷一二八《乐志三》:“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汉津至是年九十余矣，本剩员兵士，自云居西蜀，师事唐仙人李良，授鼎乐之法。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汉津尝陈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或谓汉津旧尝执役于范镇，见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说，而托于李良。”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下·魏汉津传》:“……皇祐中，与房庶俱以善乐荐。时阮逸方定黍律，不获用。”
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皇祐中，（魏）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其书行于世。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
《蜀中广记》卷九一：“魏汉津《乐指法》二篇：……皇祐中，（魏汉津）同房庶被荐。既至，黍律已成，为阮逸所非。后（阮）逸乐不用，（房）庶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汉津尝陈于太常，皆不主其说。”
按：关于魏汉津皇祐五年之后讨论“指尺”之事，《宋史·乐志三》、《大晟乐论·第三篇》所述皆谓阮逸，独《蜀中广记》谓“（房）庶与汉津议指尺”，当为节录诸史时，有所误解所致；又云其书名为《乐指法》，虽为揣测之辞，亦相差不远。其书流传于世，后又自陈于太常，不获用而退。
如果魏汉津“指律”理论皇祐间（1049—1053）成书之说成立，则其时徽宗尚未出生，魏汉津何能预先知其作乐事。又“崇宁四年九月”乐已成而置府建官，何得此时魏汉津方进“指律”之乐论？可见，“以帝年二十四”云云，盖为附会而加，必非魏汉津原书语。对此，宋人亦有怀疑。《家世旧闻》卷下：“久之，或献疑曰：‘上春秋富，手指后或不同，则奈何？’汉津亦语塞。然乐亦垂成，所费巨万，因迁就为说曰：‘请指之岁，上适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数，是为大（太）簇人统，过是，则寸余□不可用矣。’其敢为欺诞，盖无所不至。然初谓汉津皇祐中尝陈指尺，是时仁庙已近四十，则三八之说，不攻自破矣。乐成，实崇宁丙戌秋也。”在陆游看来，不仅刘昺《大晟乐书·乐论第三篇》所述“汉津得之于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质（赋），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则其寸有余。惟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乎’”，这种属于魏汉津乐议原书的内容属于伪造，即便是“皇祐中，（魏）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其书行于世。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这些见于正史记载的内容也纯属捏造。按：刘昺《大晟乐书·乐论第三篇》“皇祐中，（魏）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皆不主其说”云云，《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宋史·乐志三》均载，《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当摘录自《长编》, 《宋史·乐志三》亦为正史，或录自《长编》原书。今《长编》有关宋徽宗朝史事均已失传，其真实性无从查考。
拙见以为，陆游尽管疑之或有过甚，但“局官”对魏汉津乐议进行改窜或润饰，应在事理之中。今查刘昺《大晟乐论·第三篇》，云：“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高世之举，适契圣心，乃请以圣上中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黄钟之律成焉。汉津得之于师曰……”（《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即将皇祐间（1049—1053）、崇宁元年、崇宁三年之事合叙于一处，乃出于其改窜魏汉津“指律”以附会“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及“三八之数”的荒谬用心，故本身即有着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说法。宋人史料多出自此书，故多在系年上混淆不清。《宋史·乐志三》即取《大晟乐论·第三篇》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论“指律”与前半部分相连，《宋史·乐志三》乃将其割裂为二，一为崇宁元年进言，一为崇宁三年进言。《文献通考·乐考三》:“徽宗崇宁元年……乃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汉津上言：‘……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文献通·乐考四》:“徽宗崇宁三年正月，方士魏汉津言：‘禹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本为相同内容，但前者系于崇宁元年，后者系于崇宁三年，陷于尴尬的二难境地。《宋会要》、《玉海》为便于叙述，又将其合并，移在崇宁三年。《玉海》卷八、卷一〇五：“崇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魏汉津言……从之。”《宋会要·乐》五之一八、一九则把崇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作为“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魏汉津札子”的时间。《九朝编年备要》为叙述方便，而将三个不同的时间纽合为一。《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甲申崇宁三年春正月铸九鼎”条魏汉津进“指律”原文后，紧接陈旸非议魏汉津乐文字，从而将魏汉津进“指律”、陈旸非议魏汉津乐及“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魏汉津札子”三个不同的时间合叙于崇宁三年，此于撰史笔法“联书体”似无可非议，但于史实、事理均不符。《长编拾补》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崇宁三年正月甲辰”下按语云：“《编年备要》云：魏汉津献乐议，上从之，礼乐房参详陈旸曰：‘五声十二律……’论多不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长编拾补》卷二三）
至于对魏汉津乐议进行改窜或润饰的人是谁，似亦可考见。据《家世旧闻》卷下：“时好事者言：‘京为汉津撰脚色乐。’局官又从而为之说曰：‘昔禹以身为度，即指尺也。’其诬伪牵合如此。”“局官”云云，实指刘炜、赵知幾等人。此当为蔡京一伙第一次改窜魏汉津乐议之事。按魏汉津初献乐议进“指律”之说在崇宁元年，但到崇宁二年九月以后，刘炜、刘昺兄弟以魏汉津“太、少之说为非”，而改窜为“中、正之说”（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