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章桂是个九十岁的男人。我之所以称呼他“男人”，而不尊他为“老人”，是因为他虽已年过耄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受尽摧残，却并不看破红尘；至今眼好耳好牙口好的章桂，一个人居住在康西弄一幢破旧的房子里，想起往事便会泪流满面。

我怎么会想到要写章桂的呢？对于一个有近三十年小说创作经历的人而言，创作小说同时也创作了他自己。长期以来对虚构的偏好，使我忽视甚至排斥对真人真事的记录；我认为自己已不适应写纪实性的文字了。可是2007年的秋天，我遭遇了章桂。芸芸众生中的章桂，是因为他与丰子恺的特殊关系，才进入我的视野的。章桂暂时转换了我的写作方向，我决定试一试纪实性散文的创作了。

说起来，其实我早就知道章桂了，知道他跟丰子恺及其一家在历史上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我错过了，一错过差不多就十好几年，直到2007年的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俩坐到了一张饭桌上。

十来个人的便宴，内有两位长者，除九十岁的章桂，还有小他两岁的杨乔杨子才。他们是石门湾同乡，老相识了，抗战时期由不同途径流亡到桂林，曾经在那里共同办过一个名叫“崇德书店”的书店，并一起工作了两个月，直到日本飞机把这书店化为灰烬。

那天杨乔似乎兴致很高，不停地说着什么，章桂则只是安静地吃着。忽然，杨乔隔着饭桌嬉笑着说章桂怎么怎么。我没听清，但是章桂听清了，他有点爱理不理，说，你这个人啊。

这一细节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后来，瑜荪兄说起丰子恺的同时代人越来越少，与丰子恺接触过并且了解丰子恺的人也越来越少，像章桂、杨乔、丰桂这样的老先生，让他们动手写可能有一定困难，所以最好有人能去采访他们。瑜荪兄说了之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心动了。于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到今年3月，我与章桂断断续续进行了四次共计十天的弥日长谈。我进入了章桂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也进入了丰子恺的一部分世界。

刚才说过，采访章桂的初衷是因为丰子恺。可是，在康西弄那幢简陋的房子与章桂对话之后，我决定调整焦距，把主要镜头对准章桂，因为我明白了，在大时代的洪流里，一个小人物同样承受着人性的煎熬。事实上，对章桂的叙写离不开对丰子恺叙写的依赖；就是说，写章桂必然要写到丰子恺，而且从章桂的视角，丰子恺不单是一位大师，更是一个平凡、常态、多面、真实生动的普通人。这里记叙的丰子恺的故事，许多尚不为大众所知晓，所以也算得上是丰子恺的一部另类传记，除了不无锦上添花的嫌疑，似有切入人性肌理的深刻。锦上添花总让写作者缺乏应有的写作热情，而抉剔人性肌理的深度细节往往会激发他持续不断的创作激情。从这个角度看，写作这本书仍然没有违背我的初衷。

对章桂的采写，在我是一次全新的叙述历险。我摆脱了恼人的虚构，摆脱了对意义的苦苦追逼，只是跟随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老老实实地写下来。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我这么做的时候，事实却意外地闪起了文学的光焰。

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现世的每一分钟都是四万年历史的结晶，日复一日，人们苍蝇般地飞向死亡，寻找归宿，这期间的每一刻都是窥视整个历史的一扇窗户。”我可以仿照托马斯的话说，七十年前章桂跟随丰子恺在石门湾开始的苦难生活，如今依然不同程度地在各处搬演着。这也许就是我努力写作这本小书的一个理由吧。

张振刚

200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