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语言修辞观

关于修辞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我们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形成一些新的认识，本节暂作简要阐释，进一步的论述，见于笔者正在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学科互动的汉语修辞史研究”（2016）的有关成果。

一、语言符号与修辞符号

传统修辞学不区分语言和言语，受索绪尔理论的影响，修辞学也有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有学者认为修辞学属于语言学，应以语言体系的修辞手段为研究对象，研究语言体系中有修辞分化的语言单位，收集、归纳各种语言表达手段，并使之体系化，研究语言手段固有的修辞特性和语言的修辞资源；也有学者认为修辞学属于言语学，应以言语规律、言语中的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语言材料在具体的言语环境中的使用特点，阐明、描写和解释语言材料在特定语境中的修辞效果。还有的则主张语言的修辞学与言语的修辞学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觉得，无论是区分语言的修辞学与言语的修辞学，还是认定修辞学是语言学或言语学，从修辞学所应承担的任务来看，都有其局限性。语言修辞学研究语言体系中语言形式的修辞分化，但不顾及这种分化在言语中的具体应用；言语修辞学以言语为对象，研究言语形式和言语表达的规律与效果，但这种研究对于语言体系本身的修辞资源关注不够，忽略语言体系中语言形式的修辞分化，这就影响了规律概括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因此，我们提出，修辞学的研究应该超越语言或言语的界域，以语言和言语的上位概念“言语活动”为对象，建立起“大语言”的修辞观念。基于这一观念，借鉴符号学理论，我们建立了语言符号-修辞符号二级符号体系。语言符号，是静态符号；修辞符号，则是动态符号。语言符号当用来交际时，就负载了特定的交际内容，于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语言符号整体就成了修辞符号的能指，即为“修辞形式”，而特定的交际内容便是修辞符号的所指，即为“修辞意义”。相对于修辞符号来说，语言符号只是一个表达形式（包括书面形式）。修辞，就是言语主体借助修辞形式在语境作用下生成修辞意义以有效实现交际旨意的言语活动。对于这种认识，我们将其称为“语言符号-修辞符号”二级符号系统，用下图来示意：

举例来说：

（1）我喜欢你。

这是一个脱离具体语境的孤立的句子。作为语言的句子，它通过一个具有线条特征的语符序列（能指），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思（所指）。“我”称自己，指说话人，是动作的发出者；“喜欢”是“对人或事物有好感或有兴趣”，有别于“讨厌”，也不同于“爱”；“你”称对方，是动作所指的对象。但因为没有和具体的客观现实发生联系，因而它是一个抽象的、静态的、备用的句子，拿我们的概念来说，它只是“静态符号”。句中“我”“你”的对象并不确定，“喜欢”的含义也并不具体。对于动态的言语交际来说，这样的句子只是一个有待于装进具体内容的形式而已，或者说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能指”。而只有当它进入具体语境，与说话者和听话者联系起来，才负载了具体的内容，才有了明确的“所指”。其中的“我”和“你”才是具体的“这一个”，而整个句子的意义才会具体明确。比如张三、李四两位姑娘，同时爱上王五。王五当着李四对张三说：“我喜欢你。”这句话的“我”就是“王五”，“你”就是“张三”，而整句话在表达了字面意思之外，还暗示了王五不爱李四的意思。如果李四问王五：“你爱我吗？”王五说：“我喜欢你。”这句话中的“我”是“王五”,“你”则指“李四”，而整句话实际上的意思是：“我只是喜欢你而已，但并不爱你。”这种在运用中的语句，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态符号”，其“能指”是“静态符号”所由构成的能指和所指的整体，即“修辞形式”，其“所指”则是指由语言的句子所负载的具体的言语意义，或说言语内容，即“修辞意义”。又如：

（2）今天星期日。

孤立地看，这只是一个抽象的句子。“今天”是指“说话时的这一天”，并不和具体的某一天相联系，“星期日”是“一个星期中的一天”，指“星期六的下一天，一般定为休息日”。“今天星期日”作为语言的静态的句子，只是对“说话时的这一天”在一个星期中属于某一天作出判断。它是“静态符号”，是修辞形式。可是当它作为一个能指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使用时，其所指则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它可能表示：

我们去北山野炊。

别忘了老爹的生日。

拒绝上司的工作安排。

下午买去上海的车票。

明天就要考试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该去看望老母亲了。

……

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的可能性，这种不同的含义甚至是无穷的，因为语言使用的角色、对象、时间、地点和具体情景是不可穷尽的。“今天”可以是时间流中的任何一天，这话又可以由任何一个人说给另一个或一群人听，说话的情景又可以各不相同，因而，任何两个具体情境中说出这句话，含义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当然，这些不同的含义，无论差别有多大，都和“今天星期日”这个符号形式密切相关，都是由其充当能指体现出来的。这种在使用中呈现出来的意义，就是动态符号的所指，也即修辞意义。再如：

（3a）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个句子在语言系统中只是静态的符号，其中的“钱”和“货”所反映的是物类的概念，其所指意义是概念的内涵，整个句子表示的是一种抽象的交易。如果句子进入某一个特定的语境，成为一个动态的符号，与现实发生了联系，那么“钱”和“货”的意义便会起相应的变化，而整个句子的含义就是具体实在的了。如：

（3b）婆惜冷笑道：“你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儿般捉弄。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我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水浒传》第二十一回）

（3c）“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鲁迅《药》）

（3d）如今只要骗他上来，相中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立张卖身文契，叫他娘打个花押便两下撒开，却迟缓不得。（陈朗《雪月梅》第七回）

（3e）骆妈妈道：“… …如今且莫说起，悄悄教媒人寻了对头。那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送他转身，那时省了好些口舌。”（佚名《石点头》第2卷）

在（3b）句的言语情景中，“钱”指的是梁山泊送来的一百两金子，“货”指的是宋江招文袋里梁山泊头领写来的一封信；在（3c）句的言语情景中，“钱”指的是清末的铜钱或银圆，“货”则是蘸过人血的馒头；（3d）句写孙氏替曹伟如物色一合适的女子为妾，“钱”为卖身的银子，“货”即这女子；（3e）句写卢南村落魄之中，夫妻俩商量着将家中守寡的儿媳妇李妙惠转嫁出去，“得些财礼，又省了一个吃死饭的”，“钱”是嫁儿媳妇所得的财礼，“货”是儿媳妇李妙惠。各句表达的分别是具体的不同的交易。可见在动态的语言运用过程中，语言的静态符号（修辞形式）与相应的客观对象和具体情景建立起联系，才获得具体的言语意义（修辞意义）。而交际情景不同，言语对象不同，相同语句所体现的言语意义就会各不相同。

如果说以上例子所体现的静态符号向动态符号的转换是规约性的，其动态符号的所指与静态符号的所指，是由一般向个别、概括向具体的一种转变；那么，下面例子的转变则是超常规的，具有变异性，其动态符号的所指与静态符号的所指含义相去甚远。

张焰铎的小小说《握手》中写道：“文革”期间，一个乡村电影放映员，放映外国电影《蓝色的多瑙河》，当出现接吻镜头时，他“用话筒向场子解释说：‘乡亲们，外国人的接吻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的握手。’”小说接着写道：“有一对男女知青走进月光照不着的林径。他们早相爱了。只是用目光相爱都觉得偷吃了禁果。今晚月色真好。他们在林子的阴影里终于克制不住尝试着‘握手’了。”“握手”的意思是：“彼此伸手相互握住，是见面或分别时的礼节，也用来表示祝贺或慰问。”与“接吻”可谓是“风马牛”，但在这里却明明白白用来表达接吻的意思。作为动态符号的所指“接吻”，与“彼此伸手相互握住”看上去没有任何关系，是上下文和特定的言语环境使“握手”获得了这一含义。在具体情景中，语言符号作为修辞形式只是一个表达方式，其负载的修辞意义才是表达者真正用意所在。因而选择什么样的修辞形式来体现表达者的修辞用意就大有讲究。

作为静态的语言符号，根据索绪尔的见解，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理据可言（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并非绝对没有理据）。而作为动态的语言符号，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却不能说是任意的，其所指受到能指本身的制约，不论静态符号向动态符号的转换是否超常，都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制约，同时还受到符号与符号的关系、语言的符号与非语言的环境和使用符号的人的影响与制约。符号修辞的艺术，主要通过言语主体的把握，体现在由静态符号向动态符号转化的过程之中，尤其体现在超常转化的过程之中。

根据以上认识，从符号学的观点看，修辞是根据特定的修辞旨意和具体的言语环境，运用静态语言符号（修辞形式）适切地表达特定的言语内容（修辞意义）来实现最佳表达效果的一种活动，修辞学即研究这种活动的规律。着重要探讨静态符号作为修辞形式的价值，研究修辞旨意符号化的条件与机制，要全面描写“修辞符号”及其所由构成的“修辞形式”“修辞意义”的类型、特点及其生成规则，研究它们与言语主体和言语环境的互动及其规律等等。

二、修辞形式与修辞意义

从上文关于修辞符号的讨论已经初步了解了修辞形式和修辞意义。这里对其特点、类型等方面的问题再作些简要介绍。

（一）修辞形式的特点与类型

修辞形式具有如下三个特点，即符号性、层级性和多样性。所谓符号性，是指修辞形式本身就是符号，属于静态符号。作为符号，修辞形式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其能指是语言的音形，所指是语言的意义。一般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是语言的声音，所指是语言的意义，而书面语言有了文字形式，从有声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看，文字是记录语言符号的符号。但是考虑到对于静态语言意义的表达来说，无论是语音，还是文字，都是表达形式。正如陈望道所言，包括“声音语和口头语”的“较广义的语言”，“音形便是形式，意义便是内容”。任何语言符号都有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其构成的整体成为修辞形式。所谓层级性，是指修辞形式是有层次的。最低层次的修辞形式是作为最小的音义结合体的语素，语素组合成词，词则进一步组合成短语、句子，进而组成语段或语篇，形成修辞符号链。整个符号链中，词作为最小的使用单位，句子作为独立的表意单位，是最基本的形式。相对于简单形式，组合形式就是复杂形式，而组合层次不同，复杂程度也不同。特别是，除了线性的组合之外，还有非线性的组合，更表现出组合层次的复杂性。在修辞过程中，由简单形式到复杂形式不是机械加合，而是有机组合。所谓多样性，是指修辞形式的丰富性而言的，各种不同层次的修辞形式都十分丰富多彩，甚至是无法穷尽的。任何一个话语作品，都是修辞符号，都由大小不同的修辞形式来表现。无论是词语、句子层面的修辞形式，还是语段和语篇层面的修辞形式，都自成系统。比如词语着眼于声音、形式、结构、意义、色彩、功能、来源、领域等会有多种多样的词语类型；句法着眼于形貌、结构、语气、语态、来源、功能等也会有各种形态的句子类型，这些，都是各具特色的修辞形式。

修辞形式有常式辞式和变式辞式的区别。常式辞式，是合乎词汇、语法等常规的表达形式，比如使用常态的词语或句子的形式、结构、意义、功能等，如上文“我喜欢你”“今天星期日”。变式辞式，是突破词汇、语法和逻辑常规的表达形式，比如改变词语、句子的寻常形式、结构、意义、功能，而作变异使用，如上文所举“握手”。再如：

（1）小赵心里更打了鼓，老李不但不傻，而且确实厉害。同时，他要是和所长有一腿的话，我不是收拾他，就得狗着他点，先狗他一下试试。（老舍《离婚》）

“狗”是名词，这里临时活用作动词。“狗着他点”，即像狗讨好主人一样讨好他一点儿之意。

（二）修辞意义的生成、特点及其呈现形态

修辞意义的生成，可从生成方式和生成条件两个方面来看。先看生成方式，可以有规约生成和变异生成两种。从语言符号的意义到修辞意义具有规约性的生成方式叫做规约生成。所谓“规约”既指词语在句中没有改变意义，实现的是词语的常规意义，也指实现意义的手段，是常规手段，是语言规则的正常运用。常式辞式的修辞意义生成通常是规约生成。上文所举“今天星期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等句子修辞意义的生成均属于规约生成。从语言符号的意义到修辞意义具有超常性的生成方式叫做变异生成，或曰“非规约生成”。所谓“变异”是指从语言符号的所指到修辞意义，相去甚远，是超常规的，具有变异性。实现的是词句的非常规意义，其实现意义的手段，通常也是非常规手段，不是语言规则的正常运用。变式辞式的修辞意义生成都属于超常生成，或曰非规约生成；常式辞式也可以超常生成修辞意义。修辞意义超常生成的情形非常复杂，语义旁转、扩转、反转、缩转、对转等都是较为常见的形式。

再看生成条件。无论是语言意义的规约实现，还是语言意义的超常实现，作为修辞意义，它都是在言语主体的作用下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产生的。如果说语言意义是修辞意义的种子，那么言语主体和言语环境就是修辞意义生成的土壤。具体而言可以有三个方面：其一，言语形式和另一言语形式的关系（即上下文的句际关系）。比如说“你很聪明”这个表达放到不同的上下文中，就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意义：

（1a）你很聪明，我要向你学习。

（1b）你很聪明，但用错了地方。

（1c）你很聪明，知道水是可以喝的。

首例是真聪明，次例是耍聪明，末例则是假聪明。其二，言语形式和非言语的环境等的关系（即言语与情境的关系）。如端陶斋集句的镇江夕阳楼联云：

（2）夕阳无限好；高处不胜寒。

上联为李商隐诗句；下联用苏东坡词句。集句者将诗句从李苏原文中分离出来，用来表现镇江夕阳楼的景象，完全改变了原文的语境，而赋予了特定情境意义。其三，言语形式同参与交际行为的人的关系（即言语与交际对象的关系）。例如，笔者有一次给中学教师上培训课，课间有几位学员前来跟我交流，其中一位是我当年的同学。他讲起他当年的同桌说：“他呀，现在头发都掉光了，难看死了！”这时边上想要跟我交流的学员中有一位正好头发都掉光了。我注意到，听了我那同学的话，他很没趣地离开了。这句话因特定场合参与交际的人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意义，“头发都掉光了，难看死了”在我听来是评价他当年的同桌，但在这位学员听来似乎是在评价他。言语表达者由于没有注意到特定场合中非主要接受对象（有时是隐性接受对象）的存在，无意之中产生了言外之意。

修辞意义的特点，需要跟语言意义的比较来认识。语言意义是抽象的、静态的、稳定的、社会的，而修辞意义作为言语义则具有具体性、动态性、临时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具体性是相对于抽象性而言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抽象的、概括的，但是当其出现在修辞的过程之中，就必定与具体对象和情境相联系，从而具象化、具体化。修辞意义无论规约生成还是超常生成都是具体的。动态性是相对于静态性而言的。语言意义是静态的意义，是不与现实发生联系的意义，修辞意义是言说主体在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的过程中产生的意义，它总是与现实相联系，是在情境中产生的、动态的、鲜活的，这就是所谓动态性。在语言中作为静态的词，往往是多义的，而在动态运用中由于情境的限定就能使其单义化；而同样由于情境的作用又可以使原本单一的词义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临时性是相对于稳定性而言的。语言意义是稳定的，基本不变的。但在修辞活动中，言语角色、言语环境是变动不居的，由于这种语言外部因素的作用，使语言形式能够临时获得新义。所谓临时，就是意味着只在此情此境中才有，离开此情此境就不具有的意思。由语言意义规约实现而产生的修辞义，严格地说也具有临时性，因为其具体意义总是独一无二的，不过，更为典型的是由语言意义超常实现而产生的修辞义。个体性是相对于社会性而言的。语言的意义是全社会约定俗成的，是客观的，个人通常不可改变，也难以改变；但是语言又总是由个人使用的，在修辞过程中，个人可以赋予语言以独特的灵性，使其带有使用者主观的意义和色彩。这就使修辞意义具有了个体性。修辞意义的个体性，在不同的语体中有不同的体现，就应用语体和艺术语体看，个体性就有强弱的差异，后者显然要强于前者，因为文学语言，体验性和情感性是其基本特征，而这种体验性和情感性与修辞意义的个体性是密切相连的。

上文我们对修辞意义的具体性、动态性、临时性和个体性特点进行了概括分析，但是，修辞意义是在语言意义作用之下而形成的。我们研究语言意义，可以观察和分析修辞意义，析取那些抽象的、静态的、稳定的、社会的成分而得出，但是研究修辞意义，却不能剥离语言意义而独立析取，因为，语言意义是以特定的方式存在于修辞意义之中的。分析修辞意义，不能忽略这一点。

关于修辞意义的呈现形态，我们建立了以下几组对立的概念。即积极修辞意义与消极修辞意义，言内修辞意义与言外修辞意义，稳态修辞意义与瞬态修辞意义等。修辞意义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判断的依据是在修辞过程中修辞意义的适切性与得体性。在特定的修辞活动中，言说者运用一定的语言形式与手段来传递修辞意义以体现修辞旨意、达成修辞目的，做到适切得体的，是积极的；否则，就是消极的。修辞意义又有言内与言外之分。言内修辞意义是通过语言形式本身所显示的意义，是显义；言外修辞意义不是借助语言形式本身来显示，而是通过言语主体、言语对象、言语情境、社会文化背景等共同作用而产生的隐含义、情境义或潜台词等，是隐义。修辞意义还有稳态与瞬态之分。修辞意义作为言语义是动态的、临时的，这种意义往往是瞬态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修辞意义中没有稳定的成分。作为修辞符号能指使用的语言符号，其本身存在着修辞分化，比如词语层面如“褒义”与“贬义”“雅义”与“俗义”等，句子层面如处置式的“处置义”，使动式的“使动义”等，辞格层面如夸张格的“强调义”，婉曲格的“委婉义”等。当这些带有特定修辞分化的语言符号作为能指进入言语表达过程之中时，尽管受情境的制约会呈现出临时的动态的变化，但因其本身的特点，也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如使用贬义词语具有的贬抑义，使用处置式具有的处置义，使用比喻格具有的形象义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稳态修辞意义。稳态修辞意义与瞬态修辞意义是对立统一的，往往共现于同一个修辞现象之中。

三、修辞角色与修辞旨意

（一）修辞角色

修辞角色是修辞主体在语境中的各种身份变体。分为交际角色与言说角色两种。

交际角色，是指言语主体在特定言语交际场的角色属性。任何一个言语主体，在特定的言语交际场中，都是一个具体的交际角色，老师或是学生，领导或是群众，医生或是患者，营业员或是顾客，主人或是客人… …同一个言语主体，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可以是不同的交际角色，比如，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学生面前是老师，在老师面前是学生，在领导面前是部下，在妻子面前是丈夫，在营业员面前是顾客，在医生面前是患者，等等。而同类角色，是千差万别的。可以说，任何一个言语主体，都是唯一的。在修辞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角色意识，才能做到言语得体有效。举例来看：

（1）陈王植《上责躬应诏诗表》:“伏维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按严元照《蕙櫋杂记》纠之曰：“此虽奏章常谈，然植实丕之母弟也，而曰‘恩隆父母’，岂非失词乎？”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七亦纠此句及“慈父之恩也”句，谓：“皆不合理。何则？子建与子桓为亲弟。… …其诗曰：‘逝念[惭]陵墓，存愧阙廷’，是‘念’其父也，念其父而又以父尊兄，可乎？此卑而入于谬者也。”（钱锺书《管锥编》）

曹植在兄弟君臣父子的多重角色关系中顾此失彼，未能做到言语角色的得体定位。再如：

（2a）勿以闲思想，摧残天赋才。

岂防因妾行，却变作君灾。

报德难从礼，裁诗可当媒。

高唐休咏赋，今夜云雨来。（《董西厢》卷五）

（2b）休将闲事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

不意当时完妾行，岂防今日作君灾。

仰酬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

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云雨来。（《王西厢》第三本第四折）

这里也有一个角色定位问题。张君瑞得到崔莺莺的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有会于心，深夜赴约，不意遭到莺莺和红娘的一番责备，扫兴而归，以致抑郁而卧病。莺莺得知，又觉过意不去，就以诗代柬，应了对方的要求。从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和修养的角度来看，《王西厢》不如《董西厢》。金圣叹曾就王诗夹批“诗丑极”并不过火。莺莺乃相府千金，身份高贵，且又知书达理，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平日自尊自重，纵有权变亦不致失体，应允之时又带几分矜持，是符合她的身份和性格的。因此，“岂防因妾行，却变作君灾”，语气比“不意当时完妾行，岂防今日作君灾”显得委婉，有所控制。“报德”语意已足，“仰酬厚德”则显然过头了。“裁诗可当媒”，语意已足，作“谨奉新诗可当媒”，未免过于“巴结”。“高唐休咏赋，今夜云雨来”点到即止；加上“寄语”“端的”就太过认真，似有迫不及待之嫌，有失体统。再如：

（3）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韩诗外传》卷五）

这里孔子讲的同样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用什么样的语言的问题。

下例是考虑到交际角色关系而作的言语调整：

（4a）我认为上官婉儿这样的人，安置在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的左右是很危险的。（郭沫若《武则天》）

（4b）臣下认为上官婉儿这样的人，安置在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的左右是很危险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八卷）

原句用“我”，改句用“臣下”，自称用词准确得体，合乎说话人骞味道在武则天面前的身份。

言说角色，即作品的述说者，这也属于修辞角色。作品的述说者本质上是作者，但是在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表现。一般应用性文体的述说者，其角度相对比较单一；但小说等文学作品的述说角度就存在多样性。西方学界一般把叙述类型分为三类，即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和全知观点。布斯认为可分为“戏剧化的叙述者”和“非戏剧化的叙述者”两种视角。戏剧化的叙述者，就是把他们变成与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非戏剧化的叙述者，就是作品中直接以叙述者面目出现明确承担叙述功能的人。

文学作品的“言说角色”尽管存在多样性，但一般是就整体而言的，具体到某个作品时，当作者确定了某种角度来叙说，则往往会在一定语篇范围内保持，不任意变更，不然会影响读者的正常接受。不过由于作者在叙述激动时或因某种叙事效果的特别追求也会偶尔破例，前提是不影响理解。请看下面的例子：

（5）但我却不知道这一切面目全非、行将消失时，一只早年间日日以清脆嘹亮的鸣叫唤醒人们的大红公鸡、一条老死窝中的黑狗、每个午后都照在（已经消失的）门框上的那一缕夕阳。… …是否也与一粒土一样归于沉寂。还有，在它们中间悄无声息度过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我，他的快乐、孤独、无人感知的惊恐与激动… …对于今天的生活，它们是否变得毫无意义。（刘亮程《今生今世的证据》）

例中的“他”实际上指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我”。通篇使用第一人称“我”，唯独此处变换了人称，出现一个第三人称的“他”。这不是作者的失误，而是有意为之的一种叙述策略。那么，作者为什么不用“我”而转换人称用“他”呢？文章的主旨表现的是“今生今世的证据”，“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我回到曾经是我的现在已成了别人的村庄。只几十年的工夫，它变成另一个样子”。世事沧桑，恍若隔世。用“他”拉开了曾经的“我”和现在的“我”的距离，那仿佛是另一个“我”，正如作者说的，“有一天会再没有人能够相信过去。我也会对以往的一切产生怀疑”。在曾经历过的一切“面目全非、行将消失”的时候，“我”在述说着“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经历，我的曾经的“快乐、孤独、无人感知的惊恐与激动”，就仿佛是在述说着另一个人的事情。人称的转换，将一种渐行渐远的距离感与历史感，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十分耐人寻味。如果这里仍用第一人称，这种效果就会明显削弱。

（二）修辞旨意

修辞旨意，包括题旨和意图，是指修辞主体意欲通过修辞符号传递的交际内容和期望实现的修辞目的。修辞旨意的核心是题旨，即修辞主体想要传递的内容。任何修辞作品均需有明确的修辞旨意。

在具体应用中，修辞主体想要传递的内容和实际传递的内容往往会存在距离。前者是修辞旨意，而后者是“修辞意义”，两者相关但并不相同。修辞旨意着眼于表达者，体现表达者的主观意愿。修辞意义是修辞形式在具体运用中由交际对象和言语环境等共同作用而呈现出来的全部意义，是现实的言语内容。当一个言语行为在具体情境中发生之后，这个修辞形式的修辞意义便自然生成，而一经生成便成为客观存在，这个意义或许正好体现修辞主体的旨意，但也可能产生偏离。成功的修辞，追求的是修辞形式体现的修辞意义恰到好处地表达言语主体的修辞旨意。

修辞旨意不同，运用的修辞形式就会不同：

（1a）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史记·平准书》）

（1b）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汉书·食货志》）

用“苦”还是用“共”体现了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旨意。司马迁用“苦”，表达了对汉朝最高统治者连年征战、穷兵黩武，不顾民众疾难，使得百姓深受其苦的讽刺；班固出于对统治者维护的立场，将“苦”改为“共”，削弱了讽刺的力度。可谓一字寓褒贬。

修辞旨意不能恰到好处地体现，问题总是出现在修辞形式应用的不到位。比如，宋代有一诗人作诗，中有句云：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王安石不解，改作：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其实句中“明月”“黄犬”是指两种虫，然王安石误解的责任恐还得由作诗者来承担。“明月”“黄犬”指虫，实属非常用义，不加注释不容易领会作者之用意。再看一个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举过的例子：

（2a）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左传·庄公十年》）

（2b）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之间襄公，曰：“事成，以女为无知夫人。”（《史记·齐太公世家》）

从《左传》看，似乎连称许诺事成后取他的从妹做自己的夫人，从《史记》看，才知道是做公子无知的夫人，《左传》省略了定语“无知”。从修辞旨意体现的角度看，《左传》的表达是不到位的。

有时由于修辞旨意体现的隐蔽性、接受者缺乏知识的同构性等因素的制约，修辞主体借助修辞形式所体现的修辞旨意，在具体修辞活动中并不一定都能成为显性修辞意义呈现出来，使修辞旨意得到实现。有时由于修辞形式本身隐含着可能的修辞意义，修辞主体体现在修辞符号中的修辞旨意，到了接受一方，会有意或无意地增值或放大。修辞旨意一般在提笔或者开口之时就需基本明确，但是有时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也会作出适当调整。修辞旨意在符号化过程之中，会进一步明确化、精确化。

修辞旨意也包括修辞意图，即修辞主体意欲通过修辞活动达成的目标。修辞目的跟意欲传递的内容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内容的表达蕴含着目的，或是目的的体现规约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