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绘出版《水经注图》刍议——为庆祝地图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而作

地图出版社成立已有三十周年，作为一个老作者和老读者，面对不远千里登门约稿的两位编辑同志，我真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三十年中，这个出版社对我国的地图编绘出版方面，的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挂图到图集，从印数巨大的供中小学生应用的教科图册到印数很少篇幅庞大的高级专业图集，从中国地图到世界地图，从现代地图到历史地图，真是品目繁多，应有尽有。我是一个在工作中一天也离不开地图的人，因此，对于这个出版社的成长和壮大，具有特殊的关心和期望。

过去常常听到人说：没有地图就没有地理学。现在看来，这句话在强调地图与地理学的密切关系这一方面当然是可取的，但是实在还嫌太偏狭。因为实际上，随着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许多边缘学科的出现，各学科对地图的应用已经日益广泛，而对各种专业地图的要求更是日趋殷切，则这个出版社的任重道远，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这成立三十周年的大庆里，我衷心祝愿它繁荣发展，并且为它今后能编绘出版种类更多、质量更好的地图而抱有极大的希望。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早在西方的地图学理论和测绘方法传入以前，我们自己早已有了一整套制图的理论和实践，并且也已经累积了不少著名的作品。裴秀的“制图六体”，是众所周知的，而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等，都是历史上的地图名作。在所有我们的历史地图著名作品中，今天仍然流行于国内外，并且仍然具有相当实用价值的，就是《水经注图》。

《水经注》是我国历史上一部杰出的地理名著，它记载了我国古代（包括部分域外地区）大小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的情况，并且以水道为纲，详细地描述了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至今在历史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许多学科中，仍有很大实用价值。而《水经注图》的绘制，即是把这部历史地理名著所提供的主要信息绘在图上，使读者对原著的细致描述，能够获得一个明晰的空间概念，这样就和原著相得益彰，使原著的实用价值进一步提高。

当然，由于《水经注》描述的范围广阔，河流众多，各流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又非常复杂，加上古代制图方法和印刷技术的局限性，因此，尽管历史上有许多学者都对此作了努力，但要绘制一种完善的《水经注图》，还是殊非易事。

现存最早的《水经注图》是宋程大昌所绘制的《禹贡山川地理图》，此图原有五卷，包括《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古代文献记载的直到宋代为止的各个时代的各种地图三十一幅，除了图上的注记外，为了说明地图的情况，另有论说五十二篇，又后论八篇，共六十篇。书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由泉州学宫刊行。但原图久佚，明归有光为其论说作跋，又清朱彝尊《经义考》中也述及此书，但都仅见其文而不见其图。直到清乾隆年代编《四库全书》之时，才知图、文均为《永乐大典》所抄存。今所见此图二十八幅，虽然较原著已亡佚三幅，但还是比较完整的。在现存的二十八幅中，作者完全按《水经注》绘制的有三幅，即《水经济汴互源图》、《郦道元张掖黑水图》和《水经叶榆入南海图》。其余各图虽不标郦注之名，但也是参考了《水经注》而绘制的。程大昌在其一篇论说《删润郦道元所释水经》标题下自注云：“叙载事实，皆在《水经》，臣但栝今有条理。”说明程大昌所绘制的即使是南宋当代的地图，也仍然参考了《水经注》记载的水道概况，古今对照，钩稽沿革，从而提高了他的绘图质量。

清初以后，由于《水经注》研究中的地理学派开始抬头，因此，对《水经注图》的绘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康熙年代的黄仪（子鸿），是当时一位著名的郦学家刘献廷（继庄）的好友，他曾根据《水经注》，每水各绘一图，并考证沿岸支流，一并绘入图内。乾隆年代的著名郦学家赵一清称誉此图为“精细绝伦”。清初的另一位地理学家胡渭在撰写他的地理名著《禹贡锥指》时，也曾参考了黄氏此图。可惜此图早已亡佚，于今无法知其内容了。黄仪以后，学者在郦学研究中对地图绘制的重视进一步提高，《水经注图》的作品，也有更多问世。董祐诚的《水经注图说》和汪士铎的《水经注图》均是其例。不过前者编绘未竣，只有《河水》、《汾水》等残稿四卷刊印问世，而后者则粗疏缺漏，无甚可取。

在清代编绘刊行的所有《水经注图》中，最出类拔萃的无疑是杨守敬的《水经注图》。杨守敬是晚清著名的地理学家，他从清同治、光绪年间起，就潜心于郦学研究和《水经注疏》的编撰。在光绪五年（1879）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初稿以后，又在其门人熊会贞的襄助下，按文制图，于光绪三十年（1904）完成了《水经注图》的绘制，全套八册，采用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形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行，成为有清一代各种《水经注图》当中的一枝奇葩。现在此图在国内已经比较稀见，但我在日本讲学时，曾经看到了流行于日本的此图复制本，台湾省也有此图复制本正式出版，也在日本流行。足见此图至今仍然有它的实用价值。

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教授，曾于1964到1970年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了一个《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事见拙著《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并译载于日本关西大学出版《史泉》第57号），在这个研究班的成果之一，即日译本《水经注（抄）》的每一篇之中，都插入了与此相关的杨氏《水经注图》中的一幅，使其书能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杨守敬《水经注图》的历史价值和实用意义当然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该图毕竟是一种旧式的方格地图，其绘制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一千多年以前的裴秀的“制图六体”。而刊行至今，为时也已经八十年。在地图科学日新月异、制图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却还没有一种新的《水经注图》来取代杨氏旧图，实在值得我国郦学界和地图学界深思，这当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我在拙作《编纂水经注新版本当议》（载《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中，也曾经提及关于《水经注图》的编绘问题。指出此图的编绘，可以参照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形式和方法进行。当然，《水经注图》的编绘，较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或许更要复杂得多。因为《水经注》记载的不少河川流程（特别是江南的河川）是存在错误的，我们在图上要指出其错误，却又不能越俎代庖，修正它的错误，因而在制图技术上，必须作一番仔细的研究。另外，《水经注》记载的地理事物，在地区分布上是很不平衡的，因此，每一幅地图都要根据原著记载的详略而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对于某些记载特别详尽的地方，则还须采用在图角上插图的形式。和旧式的《水经注图》完全不同，现代地图是按照投影原理，有经纬网格和比例尺的计量地图，《水经注》一书中拥有大约二万个地名和其他千千万万个注记符号，要把这许多地名和注记符号，从一部一千多年前的古籍中移植到一本现代化的地图上，接受计量的考验，不用说，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必须群策群力，分片协作，才能早日完成。

值此地图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的值得庆祝的日子里，我提出这项刍议，除了希望引起我国郦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外，更希望能够得到地图学界的支持。

1984年于杭州大学

原载《地图》1986年第2期，第45—46页。又载陈桥驿著：《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232页。载于《地图》的文字有所简省，有些表述略有差别，且未加副标题“为庆祝地图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而作”，本处据《水经注研究二集》文字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