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水经注》的经历

在我还是孩提的时候，每当夏夜纳凉，最饶有趣味的事，就是听祖父讲故事，讲了一个，再要一个，每晚都纠缠不休。我祖父是个老学究，酷爱孙子，真是有求必应。我不知道他哪里来这么多故事。有许多故事，是我长期不会忘记的。例如他讲到我家北面的一座小山，他说：越王句践杀死了有功劳的大夫文种，把他葬在这座山上，过了一年，那个同样很有功劳而被吴王夫差杀死的伍子胥就来把他带走，一同当了潮神。又如他讲到我家南面的一座小山，他说：这座山原来在山东东武县海中，忽然飞到这里，还有好几百家压在山底下呢。祖父的书房里堆满了线装书，但是每当我纠缠他讲故事之时，我看他总是拿出一叠小本子的书来翻阅一回，因此，在我幼稚的脑袋里，至少已经懂得，他所讲的那些娓娓动听的故事，必然与这些小本子有关。因此，在他书房里的许多书本之中，对于这一叠小本子，我从小就怀着一种既尊敬又神秘的感觉。

由于家庭的影响，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能读一点文言文了，到这时才知道这一叠使我肃然起敬的小本子，原来是一部巾箱本的《水经注》。原来使我十分神秘的，这些书上竟然写了我家附近的故事，到这时才知道，葬着文种的“重山”和从东武县飞来的“怪山”，都不过是其中一篇《渐江水注》中的记载。年齿稍长以后，看到了任松如编的《水经注异闻录》，从《水经注》抄出的诸如“重山”、“怪山”一类的异闻超过四百处，难怪我祖父只要翻动几页，就可以讲出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过当时我对这类异闻已经不感兴趣，而开始十分喜爱此书中的丰富语言和生动文字。的确，自古以来，记载山川风景的文章车载斗量，但以语言的丰富和文字的生动而论，实在没有超过《水经注》的。卷三十四《江水注》描写长江三峡的一段，就是长期来脍炙人口的。这段注文说：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睛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水经注》描写山水风景的文字中，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使人百读不厌的语句和段落是很多的。我在一个时期中，简直被此书的语言文字迷住了，曾经把它们大段大段地抄下来，也曾经大段大段地加以背诵，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这当然不是什么有害的事。但是当开始和地理科学接触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对于《水经注》这样一部古代名著，我童年时代曾经憧憬于它所记载的异闻趣事，以后又倾心于它的语言文字，实际上都没有抓住《水经注》的要害。

《水经注》，顾名思义是《水经》的注释。《水经》是完成于三国时代的一部记载了一百多条河流的地理书，每条河流只简单地记载它的发源、流程和归宿。郦道元于6世纪初作注，注文大于《水经》二十多倍，不仅涉及的河流多达一千余条，而且河流所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情况，也都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即以《渐江水注》这一卷为例，《水经》只有“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寥寥十六字。但注文却长达约六千字，不仅记载了大小支流和沿河的滩濑、瀑布、湖泊、井泉、山居、丘阜、生物等自然地理，并且也记载了沿河的城镇、聚落、农田水利、交通物产等人文地理。所以《水经注》实际上完全撇开了《水经》的框子，而是一部独立的、以水道为纲的古代地理巨著，《水经注》记载的各种资料，不仅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极为可贵，而且对现代地理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当我逐渐明白《水经注》是如上所述的一部地理名著以后，我对它的感情弥笃，兴趣倍增，而且因此也增加了我对祖国河川的无比热爱。新中国成立前夕，我还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课堂执教之余，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搜集我国河流的资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立下了这样的宏愿，要继郦道元之后，写出一部《水经新注》之类的书。新中国成立以后，年龄长了几岁，阅历多了一些，知道“事非经过不知难”，开始懂得，要按照郦道元当年的规模，根据现代的科学水平，写出一部《水经新注》之类的书，靠一人单干，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好多年来搜集的河流资料，却也觉得弃之可惜，于是，受出版社之约，把这些资料凑集起来，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小册子——《祖国的河流》，于1954年在上海出版。此书只不过是约略介绍了祖国主要河流的概况，实在是很肤浅的东西，但想不到从1954—1957年的三年之中，竟先后重印了九次。说明对于祖国河川的热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就更鼓励了我对于《水经注》的研究。

此后，我对《水经注》的研究就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水经注》的地理学研究，把《水经注》记载中有关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资料，一一加以整理和推究，使之古为今用，这是我研究《水经注》的重点。其次是《水经注》的地名学研究，因为《水经注》记载的各类地名，为数多达两万左右，从今天来看，它实在就是一部北魏以前的历史地名辞典。特别是在这两万左右的地名中，有地名渊源解释的约有二千四百处，这是我国自《汉书·地理志》解释地名渊源（不过四十余处）以来，在这方面集其大成的著作，因此，《水经注》在我国地名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我对《水经注》研究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版本的研究，由于此书版本（包括抄本）甚多，不同版本间有时有很大的差别。另外，由于《水经注》实际上是一部残籍，还有许多佚文散见于其他古籍，因此，我还必须遍查古籍，搜索佚文，使此书能成完璧。当然，版本的研究并非我研究《水经注》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引起治郦同仁的注意，有机会集众人之力，搞出一种比现行所有版本更完整的新版本，提供给后人使用《水经注》的方便。

在1966年的这场灾难开始以前，我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已经累积了几千张卡片和十几本笔记。但在这场几乎断送我们党和国家的浩劫中，我的《水经注》研究也同样不能幸免。我是这场灾难一开始的所谓“横扫一切”中的第一批受害人之一，在那张作为灾难讯号的北京大学大字报披露后不到三天，大量大字报就像毒箭一样地射满了我的全身，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对我研究《水经注》的攻击。我在1964年发表的《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一文中，曾经引用刘继庄称誉此书的“宇宙未有之奇书”一语，这话就成为我反对毛主席著作的极大罪证。接着就是挂牌、示众、抄家… …我的几千张卡片，就在第一次抄家中被全部取走。

这样闹了两个月，接着来了“大串联”，以后，打击的矛头又转向“走资派”。我除了白天劳动或在牛棚里写“检查”外，晚上可以回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再度振作精神，利用劫后幸存的《水经注》和其他书籍，特别是那十几本多年心血的笔记，每天晚上仍然孜孜不倦地搞我的《水经注》研究。而且我又发现，我有一部未被抄走的巾箱本《合校水经注》，其大小刚刚可以套入当时人人必带的那本“红宝书”的塑料封面。一次套入两册，其厚薄也大致相当。我本来是个胆小的人，也不知是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居然“胆大包天”，天天随带这种伪装的“红宝书”，在牛棚里阅读起来。尽管当时牛棚中只有系主任和我两个“牛鬼”，监视也不很严，但这毕竟是十分冒险的行动，一旦被察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68年4月“清队”开始以后，形势又陡然紧张起来，我的妻子有鉴于几千张卡片的损失，就设法把十几本笔记转移到萧山，但萧山也同样有林彪和“四人帮”爪牙。尽管为我们保藏笔记的萧山朋友行动迅速，——发现事情暴露，立刻把它们送回杭州。但萧山的“造反派”随即赶到，于1968年6月30日对我进行了联合“提审”，勒令我交出罪证——《水经注》笔记。由我妻子出面推说放到乡下为由，总算宽限五天。

这五天之中，我们全家进行了一场冒险的奋斗。白天，我必须出去劳动改造。晚上，全家动手抄录，在用黑布罩住的昏暗灯光下，尽最大努力，通宵达旦地要把几十万字的笔记留下一个底本，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对此当然能够胜任。我的现在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数学的大儿子，当时还只有十四岁，对于我写的行书，认起来实在相当困难，但是也坚持着边问边抄；我的现在正在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天文学的小儿子，当时还只有十一岁，不能担任抄写工作，但也自告奋勇地熬着夜在屋前屋后放风，以防突然袭击。这样，在我于五天后拿着这十几本本子忍痛上交时，总算已经录出了一个潦草不堪的底本。我随即于1968年8月被关进晚上也不得回家的牛棚，我的妻子立即把这个底本送去永康县友人处保藏，直到我于1969年底从牛棚出来以后，这个底本也从永康回到了杭州。虽然条件仍然艰苦，形势也仍然险恶，但我毕竟又可以悄悄地读我爱读的《水经注》了。

政治气氛随着“四人帮”的败亡转向宽松，知识分子的研究工作有了相对的自由和改善，使我得以那些劫后余生的资料作基础，继续我的《水经注》研究，逐渐地弥补了这场浩劫中的损失。现在，我在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不久就可交稿与读者见面。如今旧事重提，溯昔抚今，真是百感交集。今天，我能把我学习《水经注》的这段崎岖经历写出来，除了感谢在艰苦岁月中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们以外，也为了纪念从事学术研究而横遭迫害的许多学术界同仁。

原载《书林》1980年第3期。后收入《治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郦学札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水经注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