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三十二春秋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由我敬佩的史念海先生设计策划而创刊的。当时，史先生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尚健在，顾先生对此十分赞赏，欣然命笔题了刊名。自从《禹贡》半月刊停顿以来，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首创的并且冠以“历史地理”之名的学术期刊。对于中国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传承发展，此刊实在意义深远，史念海先生功居其首，值得钦敬。由于史先生当年扶植培养的一批学术精英，使此刊不仅后继有人，赓续不辍，而且质量提高，内容创新，同行学者，众所共见。现在此刊从开创伊始，已历经三十二个春秋，发行到第28卷第110辑，这是一个值得祝贺的年代和卷期，溯昔抚今，不胜感慨，所以不揣浅陋，略书数言，以表达我的心情。

我国于1976年9月上旬，发生了“人亡政息”的政治巨变。如当年国家文学领导人之一韦君宜在其晚年恍悟以后正式出版的《思痛录》上所说：“只念一本（书）”，“别的都是反动”。那个时代过去了，一般文化人阅读、写作和发表、出版，都有了相对的自由。当年，我们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是竺可桢先生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全书中的《历史自然地理》分册，必须分工写作，以求完成。但多数执笔人都从“牛棚”出来不久，谭其骧和侯仁之这两位前辈，都还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从事集会组织的条件。在此一筹莫展之时，史念海先生以他的胆识和魄力，挺身而出，邀请大家到陕西师大讨论这件大事。当时虽然“人亡政息”，但“两个凡是”的压力仍然深重，并且还有一批铁杆人物，他们盼望“文化大革命”隔几年再搞一次的“遗训”有朝一日还能实现，让他们重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所以当年史先生所承担的压力和所冒的风险我们虽然无从获悉，但会上还不得不邀请从宝鸡来的贫下中农“代表”出席，而像侯仁之先生这样身份的学者，也只能坐硬座车到西安赴会，情况可见一斑。而史先生却举止若定，使会议得以有序进行；最后终于安排了各篇作者和以后的写作、审稿、集会等程序；《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才得以在1982年于科学出版社出版。

自从这一次会议以后，我对史先生在学术上奋不顾身的事业心确实感佩奚似，曾全面向他道出我的心情，请他收我作为他的额外门生，对我多加教导。但史先生却是虚怀若谷，我们初见不久，他就对我多次奖掖，褒赞有加。他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是辛德勇、费省、郭声波三位，有幸在史先生门下学习。但史先生认为，在历史地理学中，历史自然地理很重要，但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界，多是从历史系出身，而我却是长期执教于地理系的，却因此承他谬爱，专请我到西安为他的这三位高足讲解历史自然地理，为时长达半月。他自己也每次都出席旁听，事后还多次与我讨论有关方面的问题，我实在愧惶感动。

记得那一年各地多雨，国内不少地区发生水灾。他为此在西安做东，举行一次江、河、淮、汉等大河的学术会议，以历史河川地理的角度深入探讨，吸取经验教训。当时他身任陕西师大副校长，恰逢在会前有了外事活动，他必须接待来访外宾，因而竟临时把主持这次学术会议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当时受之有愧，力所不胜；却又是长者之嘱，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接受了这项任务，也幸蒙与会各方专家的谅解，总算圆满地完成了这三天的会议。史先生对我如此器重，实在也是对我的鞭策，鼓励我在业务上加倍努力。

还有一件使我既感动又惶恐的事。我因自幼就爱读《水经注》，以后年事稍长，就写了些与此事有关的笔记。有一位香港朋友，因为与该处《明报》熟悉，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大陆文化人在写作和发表有了相对自由以后，这位港友就一直把我的这些笔记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史先生随即获悉此事，即函嘱我在他的《论丛》发表，我当然遵嘱，从此改在《论丛》发表。不过事情以后又有了变化，我的一位朋友路倞先生担任了上海书店出版社领导，他急需编纂一套《当代学人笔记丛书》，特地来杭亲访，认为我的郦学笔记散刊各处，而著作权都是我的，是否能汇集起来，加上我手头尚未发表的，总成一帙，列入他的丛书，不仅喜爱者可以人手一册，而且也不至于散失。他的主张有一定道理。当时计算，我在《明报》和《论丛》发表的，加上手头尚有的，共有一百四十余篇，汇成一册，确也便于收藏。但当时尚陆续在史先生的《论丛》中发表，我的改变意向，必须事前向史先生交代，取得他的同意。时值“十年灾难”以后，于是我也不免意气用事，随即先写了一篇文字粗莽、语言尖刻的《自序》，寄路倞先生，看他是否有此胆识，在他的《笔记丛书》中收入这篇《自序》。同时写了一封致史先生向他深表抱歉的信，禀告我的郦学笔记将汇集成书，征求他的同意，并附上我在来日成书时的这篇《自序》，不过是为了向他证明，上海书店出版社将在拙编卷首刊出这篇《自序》。史先生随即复信，对我能应约为这些笔记汇成专集表示鼓励和祝贺，同意我此后不在《论丛》续寄郦学笔记稿件。但使我吃惊不小的是，他竟把我这篇只是为了向他证明我已拟出专书的《自序》，刊入《论丛》1998年第4期。《论丛》是名人主编，带领一门学科的重要期刊，而我的这篇《自序》，是我个人在灾后的一种发泄。《论丛》刊登这样的《自序》，实在是极冒风险的。在我收到这期《论丛》时，我当时的几位研究生，也都为此捏了一把冷汗。现在回忆起当年情景，我个人当然不必说，我周围的教师、朋友、学生，也都对这位前辈的为事、为学、为人，感到无比的赞叹和激动。

现在回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本题上来，史先生本人是众所周知的大忙人，但不管如何繁忙，他对中国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却特别关心。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二年中，他几次专函与我讨论筹划出版此刊之事。他深悉并谅解谭其骧先生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建议此刊由他并侯仁之先生与我共同轮值主编。每人主编一期，依次轮流。而创刊的第一期当然由他负责。我虽然自知是个后辈，而且才低力弱，但对于素所敬仰的前辈，当然勉力遵命。所以随即复信，表示完全赞佩并同意他的建议。却不料这位前辈对我这个后学逾格赞赏和提携，函告我希望此刊能在80年代初创刊，并且已请他的老师顾先生题了刊名。他自己正在筹划创刊号的编辑事宜，第二期请侯仁之先生主编，嘱我为第三期预作准备。但随即我又获悉，侯先生由于从事北京城市和内蒙古沙漠的研究，无暇承担主编此刊的时间，所以在我主编了此刊第三期后，此刊一直由史先生独立承担。

一个人主办这样一种学术性极高的期刊，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由于史先生采用了一面办刊一面培养人才的手段，终于达到了刊物人才双丰收的成果。刊物愈办愈精，而人才也与日俱增。在约请作者、审阅稿件等业务上，培养了许多出色的接班人，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长期以来在我国甚至国际上声名卓著，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的权威论坛。我因曾三度应邀，先后在日本三所著名大学作为客座教授执教过三个学期，其间也在其他不少大学讲学。日本的同行学者对这份期刊无不十分重视，并且高度评价。我的定居在加拿大执教的儿子陈三平也曾在此刊发表稿件，尽管他眼下出版的专著甚多，但见面时言谈之中，也因曾能在此刊发表文章，深感不胜荣幸。

此刊初创时期，采用以“书号”的形式出版。正是因为史先生培养后继的接班精英，从1987年开始，一面扩大了版面，并且改用“刊号”出版，成为正规的期刊，特别是各期的内容，日新月异，精益求精。现在，此刊从史先生开创以来，经过了多年的惨淡经营，已经经历了32个年头，出版了110期之多，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必将继续在这门学科中带领学者们共同向前。

我年逾九旬，虽然也曾在史先生的栽培下对此刊略尽绵薄之力，但以后目睹此刊的欣欣向荣，又精又专，内心雀跃，无可言表，聊以此文，用表纪念与祝贺之意。

2013年11月于浙江大学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