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北仑区志》序

八卷五十二篇的一部皇皇巨构宁波市《北仑区志》已经修纂就绪，行将公开问世。在一般不深究内情者看来，无非是当前纷纷出版的地方志中，又多了一部新志，不会引起特别的重视。但对我国行政区划的变迁有所留意，对我国各地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有所探索的学者，就会引起重视。因为“北仑区”（与县或县级市同级）是一个新区地名，对于冠以这样一个新的地名的一部新的志书，他们必然会加以探索，甚或作一番研究。

地方志修纂是我国流传已久的文化传统，六朝朝代已经盛行，当时多称为“记”，在今浙江省境如《会稽记》、《钱唐记》等，为数不少。估计篇幅都较短小，而且除谢灵运《山居记》（一般多作《山居赋》）至今尚存外，都已亡佚不存，仅见于以后其他文献引及的片言只语而已。从宋代（特别是南宋）起，这种传统进一步发展，篇幅趋于增大，体例趋于统一，而名称也由六朝流行的“记”改作“志”，并且分卷设篇。凡修成一部，均冠以修纂时的年号，我省如咸淳《临安志》、嘉泰《会稽志》、延祐《四明志》等等均是其例。但宋代诸志因年久也多亡佚，而流传至今的二十余种中，出于宋代刊印的，仅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卷）一部，这也是宁波在方志文献中值得自豪的。

宋代以后，历元、明、清以至民国，我国各地的地方志修纂未曾中辍，以宁波府下县邑为例，如慈溪一县，从宋至清，共修志八种（今尚存五种）；又如奉化，从元至民国，共修志十二种（今尚存十种）。明、清二朝，在同一年号下，往往有修志数次的。例如象山，在清康熙一代中，就三次修志（今均存）。所以宋代以后各地所修纂的地方志，虽然亡佚也颇不少，但至今存在的总数仍很可观，这是我国的一宗重要文化财富。

1950年以后，这种地方志修纂的传统，曾经有过大约三十年的中断。到1980年前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恢复，而且声势很大，从国家到省、市、县，都建立了修志机构，投入经费，罗致人才，开始了新的地方志修纂。收集资料，分设卷篇，由有关的专人进行编纂，然后通过各种形式的审稿，最后定稿，公开出版。若干年中，全国各地陆续修纂和出版了不少志书，初期质量较逊，以后不断改进，有了较大的提高，并且出现了不少内容比较完备、篇幅相当庞大的佳作。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中，用方志学的语言说，不仅修成大量“通志”，而且也修成了不少“专志”。特别是属于通志领域的县志（包括与县同级而异名的市、区志），各地都已修纂出版。在我国地方志修纂史上，可以说是成就空前的。

由于这一次全国性的地方志修纂成就空前，如上所述，从国家到省、市、县，都有专门机构主持，其中特别是属于通志的县志，面广量大，而且都公开出版，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很有影响。所以方志界把这二十年的志书修纂称为“第一轮”修志。“第一轮”这个称谓，一方面是对这次大规模修志工程的概括；另一方面是按照我们的修志规范，在“第一轮”出版以后二十年，可以再次续修，那当然属于“第二轮”了。以浙江省为例，眼下已有不少县市正在从事第二轮志书的修纂，而有些县市如浦江、嵊州、岱山、天台等，第二轮志书已经出版了。在这第二轮志书已经纷纷问世之时，这首部宁波市《北仑区志》的出版，正如我开始就提及，这种不会引起一般人留意的事，对于做学问的人，就会加以“探索”“甚或作一番研究”。

北仑区修志较晚当然是因为建置较晚的缘故。“北仑区”这个名称也是到1987年才确定的。北仑区因北仑港得名，而北仑港则因近海岛礁中的北仑山得名，在历史地理学和地名学上，“北仑”没有什么需要考据的价值。但既然国家批准了这个新的区（县）邑的建制，按照我国的文化传统，志书志在必修，所以有这部晚出但系首部志书的问世。由于北仑区的境域，是从原镇海县和鄞县（今称鄞州）等划分出来的，而《镇海县志》和《鄞县志》的第一轮志书都已经出版，这两部志书资料相当完备，北仑区修志当然可以利用，但看来简单的事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上述两部志书，修纂出版都已超过十年，许多资料需要补充，而且县境经过分割凑合，断章取义地利用此两县的第一轮志书资料，显然相当困难。所以宁波市《北仑区志》的各个卷篇，大部分都需要和其他第一轮志书那样从头做起。况且由于区的全部地域，原来都属他县，“从头做起”也有不少难以处理之处。现在，新的志书修成了，而且全志结构严谨，体例规范，内容完备，史料翔实，格局得体，地方特色鲜明，是一部后起的佳志。虽有不足，也属瑕不掩瑜。这当然要归功于修志领导和各位执笔同仁。

以上所叙是北仑区建区修志的事，顺便也把我国修志的传统简述一番。这些都是容易说清楚的事。我所提出“作一番研究”的话，主要还在于也是在前面提及的“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问题，这才是这部志书最值得研究的重点。为什么会有“北仑区”这一建置？显然是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海港——北仑港，区名实因港名而得。宁波市《北仑区志》的第三卷就是《北仑港》，它成为这部志书特色显著的篇章。第一轮志书为数甚巨，但其中恐怕还找不出一种以“港”单独设卷的例子。所以，做学问的人，面对这部新志，需要“研究一番”的问题，主要在于“港”。为此，拙序就有必要说一些有关于“港”的问题。

首先需要议论一下这个地区的古地理和历史地理。在秦始皇一统江南之时，这个地区的第四纪最近一次海退（卷转虫海退）早已完成，这一带的陆域已经基本稳定。所以在会稽郡，才有鄞、二县的建置。这中间出现的一种特殊自然现象是，这个地区的最大河流浙（或“淛”，或作“渐”，均是越音汉译）江（今钱塘江）河口段的涌潮。汉王充在《论衡·出虚篇》中指出：“丹徒大江无涛”，“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水经·渐江水注》记叙了这种“涛”的现象：“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论衡》指出“丹徒大江”（即今长江）没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只出现于浙江和山阴江、上虞江。《水经注》所记叙的这种“涛”发生的时间和现象，也都非常真切。不过王充和郦道元所记的，都是涌潮的自然现象，而以后姚宽却记叙了涌潮的人文影响：“海商船舶，畏避沙，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这里的“大江”即指今钱塘江，而“余姚小江”指今甬江和姚江。姚宽是宋朝人，他所说的事，其实在宋代以前早就发生，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鄞、二县是濒海之县，人民依海为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海涂拾掇，到近海捕捞，最后发展到利用木筏或竹筏的近海航行。航行之事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开始只能是利用简陋工具的近海短航。随着生产的发展，交换范围的扩大，航行工具的改进，近海短航逐渐延伸到北苏南闽的沿海航行，而终至发展到更远的外洋来往。宁波在宋代就设置属于政府机构的市舶司，说明这种内河外海沟通的航行和贸易事务，已经发展到必须由朝廷设置专门机构从事管理的程度。宁波城市在当时已经迁移到三江口，这种城市位置从航行工具的角度看有明显的有利条件，所以宁波无疑已经成为东南沿海一个繁荣的港埠。这种优势，是在五代吴越国建都而以后曾为南宋首都的杭州所无法匹敌的。因为杭州可以进行与钱塘江中上游地区的内河航运，但前面所引宋代姚宽就已经指出，它不能发展外洋海运。

航运是运输业中最便利和廉价的运输手段，但它必须依靠河流建立港埠。宁波城市的最后落实在三江口，显然与航运有重要的关系。早期的航运都是内河航运，后来才发展了海运。但是在海运发展以后，人们也不敢把港埠建立在海岸上，这是因为海岸有淤涨、崩塌的自然变迁现象，而且濒海地区易于遭受风暴的袭击，而海浪澎湃和由于潮汐（不是涌潮）而产生的海面升降现象，也都不是早期的技术力量可以克服的。所以经营海运的港埠也都远离海岸，多是利用一条沟通海洋而能够航行大吨位船舶的内河。英国的第一大港伦敦，距泰晤士河口88公里，德国的第一大港汉堡，距易北河口更逾百公里，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宁波也正是具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从甬江口到宁波城市所在的三江口，全长25.6公里，可以航行高吨位船舶，所以如宋代姚宽所说，“海商船舶”不由钱塘江而由甬江到达这里。宁波与伦敦和汉堡等一样，也是一个依靠内河，远离海岸，却可以与外洋发展航运的海港。所以长期以来，宁波及其附近地区的产业结构中，航运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宁波及其附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航运，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多。倒是国际汉学界，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曾于1968—1969年，邀集不少国际汉学家，在美国新罕布尔什州的朴茨茅斯和维尔京群岛的圣克鲁瓦，举行了两次中国历史城市的学术讨论会，其中就有对宁波及其航运业的研讨。会议以后，由施坚雅整理各家论文，主编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部巨著，书内收有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施坚雅在此书第二编《导言》中称赞这篇论文：“斯波关于宁波城市的经济描述，在现有叙述传统的中国城市的英语著作中，很可能是最完备的一种了。”我在此书中译本的《后记》中也指出：“我必须补充施坚雅的话，在我所见到的关于宁波城市研究的中文著作中，像斯波这样的论文，也是凤毛麟角的。”

我对斯波的议论绝不是奉承。我多次在日本名牌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斯波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从语言方便到学术交流，最终成为好友。所以我知道他对于宁波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方法确实不同凡响，而航运是其中的关键。因为他知道，明、清时代，就有日本渔船在舟山及其他宁波外海作业，这些渔船为食物和淡水的补给，也或许是为了船舶的修理和风浪的躲避等等原因，常有进入宁波或甬江沿岸其他小港的。渔船向来都有《日记》，这些《日记》有不少保存在北海道函馆的博物馆中。为了研究这个课题，他曾几次从他执教的大阪（当时他是国立大阪大学教授）专程到北海道，从这些残存的早年渔船《日记》中搜索到不少有关宁波及其附近地区的资料。这中间，航运当然是重要的资料。所以在他的论文中，对于宁波及其附近地区，从内河航运到海运，描述得特别真实详尽，因而获得国际汉学界的赞赏。

前面曾经叙述了宁波和其他一些著名的港口都远离海岸的状况及其原因。但这种情况在近一个世纪来有所变化。由于国际上货运量的剧增，船舶吨位的迅速提升，集装箱运输的普遍发展，大型海港接近海岸成为必然的趋势。以我所目击的若干国外海港，如日本的大阪、美国的新奥尔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等，城市扩展，实际上已与港口相接，原来的内地城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海港城市。在这方面，我们显然是比较后进的，除了台湾的高雄以外，在大陆上，大型海港还很少有在海岸上兴建的。现在，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屹立在海岸上的北仑港。

在历史上，宁波的产业结构中航运居很大份额，而如今北仑港的诞生，实际上就是古老的宁波航运事业的发展。承前启后，北仑港继承了宁波航运的传统。但是它屹立在东海岸边，没有数十公里的甬江辗转之劳，不受吨位的限制。斯波在他的名著——《宁波及其腹地》中描述的“腹地”，按历史时期的事实，实在只是小小一片区域。现在，四通八达的快速交通网，让这片“腹地”扩展到整个长三角以及更为广阔的外围。北仑港，它本身就在宁波市境，溯昔抚今，从悠远的历史传统，到已经展现在眼前的“东方大港”壮观景象，变化巨大。宁波自从定位在三江口以来，航运事业很早就成为它产业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以内河和海洋的区位优势，牵引了如斯波论文中所描述的一片“腹地”。这种传统，现在由北仑港接受了下来，其前景不可限量。

正因为此，所以从行政区划上有这个“北仑区”建制的必要，而相应地按我国文化传统要修纂一部《北仑区志》。现在，北仑区的行政中心，已经近靠北仑港港区，它无疑要发展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海港城市。为此，我为北仑区这一首部志书作序，确实感慨无比。这部新志，必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承蒙方志界的青睐，从第一轮修志至今，我为全国各地修纂的通志和专志作序，总数已经超过百篇。现在为宁波市《北仑区志》作序，心情很有不同。北仑区是宁波市后来设置的新区，我亲自对这个区域作过一点考察。当时，街区还是一个不大的聚落，虽然市面繁荣，毕竟还如同一座集镇；但距街区不远的港区，已是一个运作正常的庞然大物，如前所述，我相信它必然要成为我们的“东方大港”。今天，一个现代化国际港口新城已崛起于东海之滨。所以，我为宁波市《北仑区志》这部北仑的首部志书作序，心中十分振奋，眼前一片光明。

原载《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5期。按照文中所述，本文应写于2010年《陈桥驿方志论文续集》出版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