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逆旅》“前言”、“后记”及部分内容摘录
前言
《自传》（编按：指第一部《生长年代》和第二部《流浪年代》）和《耄耋随笔》实际上都是我的传记，当然，两者在时间上相差了二十多年，这在我《随笔》开头两篇《开场白》和《自传的回避》中都有说明，有兴趣翻一翻的朋友，开卷就明白了。每种书一般都有序、跋，由于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传记，所以我在《自传》前写了《前言》，在《耄耋随笔》之末写了《后记》，在这里交代一下。
70年代末，在广场上排队“垂头丧气”的知识分子，心里是有一旦宽松之感的。接着是受嘱“按既定政策办”的人也下了台。特别是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类的文章以后，有些人竟至于“想入非非”。不过我在这方面倒是比较清醒的，经过一场“史无前例”其实也是“世无前例”的倒行逆施，比方一个人生了大病，不下几剂重药，怎能“调理”身心呢？我曾收到后来想必停刊的《书脉》主编古农先生的约稿信，他要刊出一期“1976年特刊”，信中说：因为这一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代。但是我谢绝了他的约稿，只写了封为什么谢绝的信。我说：“1976年确实是个很重要的年代，但并不是‘划时代’的年代。”结果，古农先生把我的这封复信改动了一下，以“关于翻译的一点回忆”为题（因为我是1973年因国务院的一个文件被从“牛棚”提出去搞翻译的），在此刊2007年第8期发表了。
从事翻译工作的事是确实的。一位省出版局“革委会”的成员由杭州大学“革委会”的副主任陪同前来，当时，地理系的全部二十几个“牛鬼”已经都从“牛棚”出来，进了我们私底下称为“小牛棚”的地方，即是一间旧教研室的小房间，上午关起门读“红宝书”，下午从事各种苦役，晚上可以回家。我是在读“红宝书”的一个上午被工宣队提出来叫到办公室，而省出版局那位居然称我“陈先生”。给我看了一张国务院文件，全国只有九个省市轮得着这份差使。杭州当时有四所大学，而负责此事的省出版局，居然选定我这个“牛鬼”主持此事，实在令我惶恐万状，不敢接受，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则厉声吩咐：这是命令。
我手上有了大来头的文件，出版局管钱，我总算比别的“牛鬼”（我的身份，当然仍是“牛鬼”）幸运，可以暂时离开杭大，出版局其实也不上班，我可以在国内到处走动了。在九个省市分配翻译地域时，因为有人提出我学过一点梵文，所以把南亚的这些国家（因英文中夹有梵文）划给了我。而其实，我的梵文水平很低。当时古先生所说的“划时代”刚刚过去，打听到全国梵文首屈一指的北大季羡林先生也早已出了“牛棚”，并且担任了北大的东语系主任，于是就到北京向他求教。
季先生确实是一位学问渊博、诲人不倦的学术大师。我是请我熟悉的侯仁之先生陪同去东语系的，当季先生听完侯先生的几句简单介绍以后，立刻满面笑容地接待、赞赏并鼓励我。我学的梵文是用比较难写的天城体字母写的，他看我用这种字体书写，满口称赞，溢于言表。我从此得到了一位名师指导，实在三生有幸。不久以后，我们二人都成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每次赴京开会，总是带着不少有关的疑难问题，而他都谆谆教导。有一次赴京，适逢我翻译的《马尔代夫共和国》出版，我当然签名恭赠于他。他对此特别欣赏，在东语系当着许多老师说：当前，社会上还有些人并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家呢，但陈先生都已经翻译出来了，真是值得表扬。虽然，在南亚国家的英文原著中，涉及梵文的内容是较少的，但我却因此而得到了这样一位名人大师的赞赏，实在是我从事学术过程中的一种永生难忘的幸遇。所以在《前言》的开头特此记叙此事。
因为国家从严密的“闭关锁国”改变为改革开放，许多长期以来希望访问中国的外国学者（当然也有其他行业的）开始纷纷到来，颇有些“猎奇”的味道。稍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是外国大学（以美国为多）的高年级学生到中国大学举办中国文化学习班。1980年夏季，美国东部的匹茨堡大学就有四十多位高年级学生到杭州大学举办这种文化学习班，为时两个月。具体的联系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来之前两个月，我们这边主持这项事务的一位姓张的副校长，专门到我家与我商量此事，主要是要求我用英语讲课。因为我们为他们安排好的十多门课程中（课程都是较简短的），能用英语讲课的，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人。其余都要由外语系的一位教师一起登台，讲课近乎说相声。而且他也知道，外语系的教师擅长外语，但不懂专业，不一定能让这些美国人满意。其实我也长期没有说英语了，但他的要求，已近恳求，我只好勉强同意。分配我的课程是“杭州地理”，这实在是这个文化班的入门课。我是地理系教师，在杭州也已将近三十年，但由于历来课程与“杭州地理”都没有关系，所以不仅要备外语，而且还得备专业。好在我当年学的口语就是“美国英语”（《随笔》中有此一篇），而且在讲课中穿插了几次田野考察，到了拱宸桥、六和塔和钱塘江沿若干地方。学生多数对此感到满意。在最后一次全体教师和学生的座谈会中，竟有学生提出“杭州地理”是讲得最好的，让我颇感得意。当然，别的专业课也都是选择名师讲出的，大概还是翻译的问题。外语系教师也都是经过挑选的，但毕竟“隔行如隔山”，他们不懂得专业，翻译难免词不达意。关于这方面，后来我到北美讲学时很有体会。
在我开始得到一些朋友们的鼓励写《自传》之时，正是我为外国大学生讲课之时。学校又给我一间专用办公室，专门接待外国学者到我的研究中心从事进修研究工作。当时确实有把《自传》中该写的都逐一写入的想法。但后来因为有一位老于世故，又在这方面受过教训的朋友的忠告（《随笔》中叙及于此），才让我注意了这个问题。原来的确想把我这个平凡的文化人，从出生写到朋友们开始提出此事的20世纪80年代之初，但考虑一番以后，才觉得其中确实有难处，因为这中间有“十年灾难”，我自己又是地理系“牛棚”中的头号“牛鬼”，这十年如何落笔，总不好用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吧。所以终于只写到抗战胜利。
在《自传》中，我没有多写祖父。在近年写的《随笔》中，也没有为祖父专写一篇，实在是很大的遗憾。但我其实对此有很大的难处，因为假使写祖父，可以写成一部起码十万字的大书。凭我的这点记忆力——事实我都回忆得出来，但按我的年纪和精力，却已经没有这样的能耐了。
他从小独揽我的读书大权，有关我读书的事，除了他的得意门生孙福元（伏园）的一个重大建议他全盘接受外，其他任何人的意见，包括有秀才功名的二叔祖的话，他都绝不接受的。我读什么书，当然是由他指定的，至于读书的方法，就是一个“背”字。而且要背得滚瓜烂熟。他的讲解很简单，或许他自己也知道，我并不懂得这些文章的意思，但还是要我照“背”不误。后来接受了孙伏园先生的建议，同时也读英语，但方法仍然是“背”（我的英语家教寿先生也主张“背”）。所以到了高小毕业，我已经差不多“背”完了供初中三年用的开明《英语课本》三册。他自己是一个字也不识的，但一听到我读英语，他就显得很高兴。
孙伏园先生是对我有大恩的（《随笔》专有一篇）。由于他的建议，我读完初一，八一三上海战场开启，绍兴全城多数“逃难”下乡。我家避在破塘上埠，我竟用字典在会稽山的一个小山坡上，背诵在鹅行街的书摊买到的一本破旧不堪的原版《短篇小说选》，照样硬背，莎翁的好几个名篇以及其他如《项链》等等，约有二十篇左右，“逃难”七八个月中，虽不懂（有的一知半解），却背得朗朗上口。由于年幼时有了这番背诵功夫，“子曰诗云”也好，莎翁名篇也好，到年长起来以后，就一篇一篇地都能理解了。所以按我的体会，“背”实在是个学习的好方法，我在《随笔》中叙及于此，我实在是依靠“背”起家的，而这种读书方法，则完全得自我的祖父。
祖父的性格相当开朗。“长毛举人”的事，对他完全是一种“莫须有”。但是他还是听舅父和父母的话，下乡坐馆一年。后来二叔祖曾说起，此事与他无关，他完全可以不走。而且事实证明，此事一直没有影响他举人的功名。几年以后，一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豪富和权威人士马谟臣，为此专程到省上，请来一位官衔不低的大员到我家为此事“正名平反”，搭棚，铺地毯，请戏班演戏，花了几天时间，事情写起来要花许多笔墨，所以我只在《随笔》中提了几句。
祖父性格的另一方面是服膺于教书育人。五叔祖曾与我读
起，在省里大员尚未来过以前，就有福建与江西的朋友，邀他到那边“入仕”，但他毫不考虑，而是应王声初先生之聘，到离城十几里的敬敷学堂（是一座建在全县富村袍渎的著名学堂）执教。王先生为了拉住他，为他专备了一艘脚划船，供他需要上城时随时使用。他在敬敷五六年，教出了不少好学生，《随笔》中记及的孙福元（伏园），即是其中之一。尽管脚划船在身边，但此时我曾祖父母已故，他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到底不方便，结果由他的另一位好友陈津门，托马谟臣把他聘到城内的第二县校（即后来的县立第二小学），又教出了一批高才生。由于马谟臣的一个儿子马世燧（以后成为绍兴的第一批著名律师之一）也在该校就读，马谟臣曾去该校视察了一次，其感慨是：手执粉笔在上头，有椅子也没有坐的时间，又讲又写一个钟头，这种差使还不如“坐馆”，不是这位举人老爷做的事。正好马此时创办绍兴电话公司，就在公司特辟两间讲究的房子，内室安床供休息，外室置文案供写作，名为“文牍部”，其实是供祖父养老（当时年过五十就算老人了）。并且随即为我家装上一架电话（磁石式的老话机），所以我家是全县最早一家有电话的家庭。
祖父对我，除了读书之事由他独揽以外，其他方面是十分宽容和疼爱的。对于家庭成员包括家里雇佣的仆人（绍兴人叫嬷嬤），也是礼仪周到的。但从小要我把他教的背熟，这是他的不可改变的教学方法。而且明知我对内容并不懂得，他总是说：读熟了必有用。平时还常常教育我：立德、立功、立言。惭愧的是，他要我熟读的，现虽年已近九，我基本上还能“背”得出来，但立德、立功、立言之训却没有做到，只好请他在泉下谅解了。
由于我毕生读书的基础，以及以后在“子曰诗云”以外的读书方法，包括读外文的方法，都是继承他的衣钵的，就是一个“背”字，所以就写这几句作为我这篇《前言》的结尾吧。
（原载陈桥驿著：《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页）
后记
通常一本外文书，卷首的《序》以下，往往有一篇《感谢》。因为我也几次被这些外国汉学家的著作列入《感谢》这一篇的名单之内，所以对这种程式颇有体会。
在这部自传的《前言》中已经提及，《自传》（编按：指第一部《生长年代》和第二部《流浪年代》）和《耄耋随笔》，前后二者在写作时间上虽然间隔了二十年光景，但后者不过是前者的补充，二者其实都是我的传记。所以在序跋的程式工作上做了点变通，把《前言》列于《自传》之首，而把《后记》置于《随笔》之末，《后记》有些模仿外国汉学家著作的《感谢》，我也在此篇中表达了一些对几位女士和先生的感谢之意。
不少我的真正朋友在1980年后就促我写自传。我当时也比较天真，也有一切敞开的思想。所以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不提姓名，但现在仍然健在的一位先生，尽管他并不知道不少正直的朋友希望我写自传的事，但或许是因为他听了我在某些公开场合的发言，所以郑重地提醒我：不要单看当前轻松自由的一面，也不要专门重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类的文章，这些当然都是好事，但还得看到，在我们的制度下，再来一次“文革”仍是可能的。这实在是按他自己的遭遇对我的爱护和忠告，确实是一番值得感谢的好意。
香港科学仪器公司董事长（兼那边的绍兴同乡会永久名誉会长）车越乔先生，他是我的省立绍兴中学校友（他入此校或在抗战胜利以后，属于我的晚期校友），在绍中九十五周年的庆祝会上，与我一见如故，并且知道我的一点经历，他不仅是我写自传的鼓励者，而且在当时就我来说，即使写成初稿，诸如打印装订之类的设备都一无所有。他慨然承诺此事，从此以后，我每写几篇，就托便送港，打印当然不是他的事，但他都先做细读，录出我原稿的错漏，每次都与打印件一起送回。他的辛勤和关爱，使我的这部大约三十万言（编按：指本书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稿本，得以基本无讹。
在香港，还有一位值得感谢的是吴天任教授。他与曾任中文大学副校长，顾颉刚、洪煨莲先生的高足郑德坤相善。郑是受顾先生之命而从事《水经注》研究的，是成就卓著的郦学家。所以有好几部郦学著作，都是他们二人共同署名的。吴氏除郦学研究外，并且是一位著作丰硕的名人年谱学家，其中《杨惺吾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版），实为眼下流行的几部杨守敬年谱的翘楚。我曾于1969年应陈布雷先生哲嗣陈砾先生（当时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之邀，去天津图书馆阅读全祖望《水经注五校钞本》，消息传开，而又适逢禁锢解除，他才知道我是杭州大学中人，随即将他与郑德坤合作及他个人独著的约近十种著作邮寄给我，而我当时还没有大部头的郦学专著可以回报。但从此二人信件往来开始了。他是唯一撰写并出版《郦学研究史》（此书由我作序，台北艺文印书馆1990年版）的学者，一部五六十万言的巨构，把世界各国的郦学研究写得如数家珍，而其中对我的研究推崇备至，令人不敢当。可惜此书出版后不久，他就因病谢世，我们算是神交。
他与车越乔先生并不相识，而不知为何知道我的自传正在港地打印，曾恳切地写信给我，希望得到一本，并要求我同意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我确在台湾出版书，但均是纯学术著作，与此书不能相比。复书婉转谢绝，而他的雅意还是值得感谢。此后，我应台北“中研院”之邀，由夫人陪同前去讲学，曾在该院的“傅斯年图书馆”读书四五天，其间也曾有两三家书局专程前来求取自传，我都礼貌谢绝。车先生为我打印的稿本，现在收藏于绍兴市为我建成的陈桥驿史料陈列馆中。
我当然更要感谢我的家乡父老朋友，因为我从出生到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居住在城内家中。后来日寇开始滥炸不设防城市，1939年5月，省立绍兴中学仓桥校舍被炸两处（我们已因当时政府的通知，于4月分开，按分级早出晚归到郊区上课）。而学校不得已于1939年暑假以后，迁往诸暨及嵊县（今嵊州）乡间，但寒暑假时期仍然回城度假。直到《自传》第二部分《流浪年代》，日寇投降，战争结束，我的“流浪”也就结束，回家完婚，并准备到绍兴县立初中任教。所以这年（1946）年初，又在老家合家团叙，过了农历年。要不是后来情况改变，我或许毕生能在家乡工作呢。遗憾的是，由于职业上的几度播迁，最后被省教育厅授命，安顿在浙江师范学院，从此（1954年初），我就一直供职杭州，失去了为家乡服务的机会。但每年仍有几次回家，其中有多次是因公返乡，所以我对家乡的感情实在是非常深厚的。
我家住在明隆庆五年（1557）状元张元忭的府第中，这是清嘉庆年间张氏后人出卖给陈氏的。在我懂事时，我们的大家庭由我祖父（清末举人）当家，我自幼的读书事宜，也由他包揽（虽然堂亲兄弟姊妹有约十人之多）。而状元府第内的一切讲究装置，我在城建档案馆长屠剑虹研究员的专著巨构《绍兴老屋》（西泠印社1999年版）卷首的《绪论》中已经大体概括了。尽管这座明代的古宅在“文革”中幸存了下来，因为我国的文化精深而广大，“文化大革命”虽然以破坏为主要目的，但由于要受命破坏的文化太多，一时还来不及破坏比最高指示次一等的事物。但各地其实都有“文革派”潜伏下来，时至1992年，他们秉承这种“革命”的旨意，下了一道“红头文件”，以改建美国式的华尔街（金融街）为名，把状元府第所在的这条称为车水坊的长约400米的街道（其间还有如王氏“人瑞”、吴氏“大夫第”等不少古代建筑）一举夷平。这些潜伏的“文革派”头上戴了权力极大的乌纱帽，但帽下的脑袋瓜儿上除了“破四旧”、不要“温良恭俭让”等等“其乐无穷”的教条和行径以外，根本没有其他知识。
但当时与那个“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的时代毕竟因为没有了带头人而有了区别，拆街毁屋，还得给受害者一定的补偿，让这些失去故居者搬到另一处他们指定的地方去。我家早在杭州落户，但府第中仍有我们关门落锁的一套，至于其他家族（叔伯兄弟），多数都还住在那里，当然只好服从命令，匆促搬家。我家按理也有他们指定的一套。我原来准备放弃，一个在“牛棚”中受尽折磨的人，“牛鬼蛇神”的人生烙印，是毕生无法解脱的。当年“造反派”进来，可以随口骂你，随手打你。眼看“棚人”一个个跳楼、悬梁、服毒，一套房子的事算得什么呢？但我们大女儿和大女婿，却认为不能放弃。他们也忙，一位在大学里教书，一个在银行里当行长。但还是挤出时间，自己用小轿车一次又一次地跑。最后终于把一切该装置的设备都完成了，我们是绍兴人，在绍兴还算有一套房子，而我和夫人的确回“家”去住过几次，事前通知我妹妹，我们一到，一位钟点工也到了，所以还算便利。当然，我们并不以在家乡还有一个居处而高兴，因为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知道值得保留的这座明朝的状元府第，却满足了这些潜伏者的“其乐无穷”而影迹全无了。
我在这里还有一件事必须深深地感谢家乡的父老朋友。那是2007年，家乡政府的哪一个部门，专门派人来到杭州舍下。告诉我，绍兴是个名市和大市，特别是这个市的文化渊源，深厚而悠久，所以市领导考虑要让它成为一座文化特强名市。在绍兴，已故的名人故居、纪念馆已经不少了，所以人们又想到要为一位在世“名人”建一座馆。而也是以文化为这座馆的特色，他们认为我已经出版了大量专著和译著，手上必然还有许多文稿，又是人事部1994年下文所“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此一次）的所谓“终身教授”。所以市里经过研究，要为我在新建的文化街（原仓桥街）造一座“陈桥驿史料陈列馆”。我当然感到承当不起，当时就婉言谢绝。但家乡的父老朋友却很坚持，随即由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馆长屠剑虹研究员统筹，倾全力建馆，筹馆期间组织省、市的不少知名人士对陈列馆的文化架构，在绍兴进行了多次讨论（有详细的《讨论会纪要》），最后由市里发文，决定建立此馆，并在《浙江日报》（2008年7月5日）刊登报道：“绍兴为在世学者树碑。”陈列馆的设计、装饰则是请了绍兴在这方面最有才华和经验的大师负责。不久以后，据绍兴来杭的目击者相告，一座全盘绍兴式的新楼已经落成了。我的全部著作、译作、点校书，包括我为别的学者卷首作序的文献，都由他们先后搬运到该馆，屠剑虹研究员还千方百计地到处搜罗我各个时代的照片之类，在馆内做了精心的布置。最后由这些热心人士商量，决定于我的2009年生日（12月10日）举行开馆仪式。我真是既感激，又惭愧。但一切安排均已就绪，我也唯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开馆这一天，浙大由一位副校长领队，送我的研究生和在杭的家族等悉数赴绍兴参加，馆上高悬“陈桥驿先生史料陈列馆开馆仪式”的大红横幅，我在绍兴的家族和亲朋好友也都来到。接着，绍兴市委一位副书记和其他领导也纷纷到达。由于马路上人多拥挤，我们就在台阶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市委副书记等几位领导都致了简短的贺词。我当然也应该讲话，由于时间和心情激动，以我这样的年龄，只说了少年时代在《赞美诗》上唱到的“赶快工作夜来临”这一句。仪式结束，打开大门，拥挤在街上的许多人就立刻拥入。他（她）们除了参观以外，都要与我合影。我当然接受并感谢，所以整个上午，我实在是在与朋友们（许多是不相识的）的合影中度过的。
中餐以后，从杭州去的需要返回，所以随即离开。但外地参观者仍很拥挤，并且还不断地有新客到来。这天，也有来自我国香港地区和韩国的宾客，实在使我更不敢当。由于展馆有常驻的管理人员，并且包括双休日在内，都敞开接纳，据说参观者最多的一天逾千人。特别要感谢剑虹女士，她的本职工作已经很忙，还要挤时间去照顾此馆。她曾把参观者的留言题字复制寄我，其中并有外宾以外文书写的。我于是立刻挂电话谢她，并告诉她此后不要再复制寄来，这会增加管理人员的许多工作量的。
此日以后，由于市外县邑的若干媒体和电视台等，当日未曾赶到现场，有些女士、先生们在参观了以后，索性又赶到杭州舍下，与我合影，又与我研讨我的写作工作。我虽然欢迎，但毕竟年岁已高，一连多日，上下午连续接待，实在力所不胜。加上我在文化界的朋友以及在远处工作的研究生不少，那几天我家电话也接连不断。电话有来自港、台的，我当然要认真接听回答，确实有筋疲力尽之感。但是想到所有这些都是家乡父老朋友们给予我的荣誉，我实在由衷感谢这个生养我、培育我的家乡。
绍兴确实是个著名的文化之邦，家乡对我的厚遇，我虽然明知逾格，但绝无稍有“蜀中无大将”的想法。因为不久以后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事件，浙江大学于今年5月27日评定我荣膺四年一度的“竺可桢奖”，此事首先发表于浙大网上，次日才见于报章。读“网”的人到底还是不多，但家乡立即传闻，见网之夕，家乡的父老朋友，挂电话祝贺，直到十一时以后，也或许是他们体谅我年老需要休息。几天以后，学校在玉泉校区正式向我授奖，虽然不少媒体如著名的《光明日报》都有报道，但家乡的电视台和其他媒体，都是亲临现场的。不仅报道了现场的过程，而且穿插了当时的照片。校长对我的褒词中有“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的话。当代的家乡记者是有水平的。《绍兴晚报》的一位女记者就在报道中指出：校长说了《水经注》上的话，因为我是研究《水经注》的。不错，这话出于《水经·江水注》。
正是因为家乡与我的这种唇齿关系，所以在我最近写成的传记《耄耋随笔》中，有不少篇都以家乡为题。当然，其中有的是题在家乡而意有另寓。但总的说来，我实在感谢家乡对我的厚爱。
这篇《后记》末尾，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说明。我年已近九十，里里外外的杂事仍然不少，做点有关学术的事，实在已经力不从心，我眼下的一切稍涉学术的工作，完全是依靠我的大女婿周复来君襄助的，他与我大女儿虽然都算是出于书香门第，但大女儿毕业于“四校合并”前的浙大，退休前也是浙大的教师，对我的这方面是难于帮忙的。周复来的父亲周采泉老先生是唐诗专家（特别是对杜甫的研究），并兼长版本目录之学。他曾经赠我几部杜诗研究专著，由于搬了家，在逾万藏书中，眼下只找到《杜诗书录》上下册，近九十万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当年他担任杭大图书馆的古籍部负责人，杭大古籍由于承受了几所大学的收藏，所以十分丰富，当年是国内具有“馆际互借”的少数几所图书馆之一。但他管的是“旧”，我求的也正是“旧”，“旧”在当年是最犯上事，所以我们不在馆内讨论什么。在那个年头，学术上有同好的人，假使自知不符上意，只好道路以目而已。
复来与我大女儿是同班同学，但是因为出于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其实我们都一样），当然属于“上山下乡”的料子，被遣送到一个称为“兵团”的农场里去服苦役了。此役整十年。
知青返城后因学的是经济管理，便在杭大财经金融系工作并任系办主任，后又调入杭州商业银行，在分行行长任上退休。
我因为是国家明文规定不退休的教授，所以校内外的工作实在不少，加上家乡对我的逾格厚遇，其实早已力所不胜。幸而复来虽然最后从事金融界的工作，但毕竟家学渊源，功底相当深厚，许多事都得依靠他的襄助，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所有我的工作，都有他的贡献在内。多年前的《自传》和近年的《耄耋随笔》，也都经过他的整理、修饰和电脑处理。
他为我做的这类工作实在不少。譬如绍兴市的“陈列馆”开馆，他当然也尽了力。开馆后不几天，我国的最大出版机构，即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联系要为我出版全集的事，这是我事前毫不知情的。问题是，《陈桥驿全集》，字数逾千万，而且其中有不少已由“陈桥驿史料陈列馆”存于绍兴，我手头已无复本。学校虽然随即提供了不少支持，但此事实非容易，结果如此庞杂的工作仍然是在他的调度指挥下才得以完成的。为了稳妥可靠，全稿集中以后，也是由他指派的人员专程携赴北京。他在此《全集》上付出的精力，实在很难计算。
此外，由他经手的我的其他学术著作尚有不少，例如北京中华书局正在排制一部我当年所编但字迹潦草的工具书（《〈水经注〉地名汇编》），都是由他直接与中华随时联系的。此书的规模较大，他已经花了不少精力，而中华书局也很信赖他的工作。
以上就是我在这篇《后记》中必郑重说明的事。
陈桥驿
2010年9月
（原载陈桥驿著：《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5—502页）
部分内容摘录
竺可桢先生的一件事
竺先生是著名的浙江大学校长，我只见过他一次，他倒是叫过我名氏。那是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开始复苏的1962年，是从1955年“肃反”以来，阶级斗争不很为“纲”的一年，知识分子以为从此松动了，所以学术活动频繁起来。全国地理学会在杭州当时的高级宾馆华侨饭店开了五六天会，会前竺先生曾到杭州大学地理系一次，因为这是他实际上的老底子，而且系主任严德一是老浙大地理系的。接待人中为首的是副校长朱福炘，但五六个人也排上了我。当他和我握手时，介绍者是严德一。竺先生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写了好几本地理书。
接着就在华侨饭店开会，地理系四位代表，我是其中之一。一个节目是花一天时间参观绍兴。几十位代表“戏大街”，多数都着了毛料衣服，店人和路人都侧目而视。其实，这些代表们中不少人还不知道，当时，北戴河上已经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令了。中饭在凌霄社（当时是否已叫交际处我不清楚，即今绍兴饭店）大厅吃，绍兴的陪同人是一位曾任医院院长的副县长，我因为身兼导游，也敬陪末座。八九张席面，我们在中间一席。当有人谈到事物都在“变”时，竺先生又一句插言提了我。他说：确实变得很多，譬如，我和陈桥驿先生本来是同乡，现在就不是了。他是东关镇人，东关原属绍兴，但1949年后上虞辖境跨过曹娥江，东关属于上虞了。后来我回想，他说这句话，可能是对于行政区划的频频改变（有不少改变很不合理）感到不满意的语言。这些都是小事，下面要谈一件大事。
抗战胜利，在内地的东南地区人都回乡了。浙大也从贵州湄潭迁回杭州。还有一些当年决心牺牲的青年远征军人，有的从印度、缅甸回来，有的刚整装待发就因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炸开了而不再出国。其中有不少江浙人，签名从军时都在内地学校，现在当然回家乡续学或就业。嘉兴就办了一所中学和一所职校。因为正值暑期，学校也要筹备，所以办了一个夏令营安顿这些人，职校在离城五华里的东大营，因其事是当时国防部的“预备干部局”（凡签名从军者复员后都给一个“预备军官”的头衔）主持的，局长是蒋经国。而蒋也亲自顾问过，夏令营时，曾到职校一次，三四十人的座谈会上我也在座。他说的话有一句我还记得：白手起家办一个规模不小的职校，当然要花钱，当今百废俱举，花钱的地方很多，所以这里的钱是少了些。但是像把大厨房顶角上的蜘蛛网清扫一下，总不必花钱吧。说明他对职校还不是全不在意的。
有一件事在办夏令营中很棘手。大量复员青年到9月份进入中学或职校，这是方便的。但还有四五十位大学生，他（她）们签名从军时都在内地的一些次等大学，我看过材料，如福建邵武的协和大学、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湖南的蓝田师院、福建的江苏学院等。多数都是一二年级。在印、缅时牺牲的不少，第一批出国时有一批行军从滇缅边境野人山走，路上就“走死”了不少。能凯旋的东南江浙人，当然希望回江浙继续上大学，事情是合理的。而一致的要求是进浙江大学。
事情是后来任职校教务长的彭灿告诉我的，那年夏季，投靠蒋经国的前中正大学教授胡昌骐（已内定中学校长），赣南的蒋系红人陈方（内定为职校主任），彭灿也在其间，三人去见竺可桢校长，提出这项要求。竺可桢的话是：对于这些青年，他是很钦佩的，他（她）们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候为了保卫这条唯一的国际援助生命线而签名从军，这是他们的“勇气”；但当了几年兵后，身上就有了“兵气”。全国都钦佩他们的“勇气”，但学校不能容纳他们的“兵气”。竺要他们向蒋经国报告，对于这些年轻人，浙大很钦佩他们。但让他们到浙大续学，这是不合适的。所以浙大的原则是一个也不接受。
结果是，职校办了一个所谓“大专班”让这四五十人过渡，不到一年，都让暨南大学（有几位是之江大学）接收了去。
竺可桢让蒋经国吃闭门羹。职校后来有不少教师知道这件事。多数人的议论的是：竺校长了不起。
（原载陈桥驿著：《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3—405页）
“十三类”分子
大概是1994年，我与夫人又一次从日本回来，家里已经堆了一大叠我助手取回的信（我助手有钥匙）。但我知道系里信箱中还必有很多，这个晚上反正就是专门看这一批堆积的信件了，所以我索性到系里再取一次。走进校门后到系里要经过外办，外办的几位与我都很熟。我走过他们设在“邵逸夫馆”的门边，不知哪一位看到了我，就叫了我：陈先生，你做“九类分子”做够了（“文革”时，知识分子统称“臭老九”），现在轮到你做“十三类”分子了。我骤听颇吃一惊，因为早就有权威人物与我说过：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再搞一次“文革”还是搞得起来的。“十三类”分子，是不是我们去日本时，这里又在搞“运动”了。反正每次运动我总逃不了“运动员”，管他呢。到系里取了许多信回家，我夫人正在整理从日本带回来的礼品和什物。我却把这个“十三类”分子压在身上。坐在书房粗粗地翻一下积压的这许多信件，立刻看到一封信封形式特殊的、大封套的、由系校人事处发的信。“十三类”分子，大概就是这个了。赶紧拆开来，里面附了省人事厅和国家人事部的信。原来是“封”我做后来被一般人称为“终身教授”的公事信。内容大体是因为我对教育有功，所以不退休，“继续研究，继续著作”。而从省人事厅的这一件来看，全省共有十三人，我才领悟了外办里那位和我打趣的“十三类”分子的话了。看看这十三人的姓名，教授只有六七位，其余的都是工程师和医师，而其中我听到过的，并为她的著作评过奖的，只有一位裘筱梅。妇科医师，人家称她“送子观音”。意思是，女人不生育，吃了她的药就能生育了，所以获得这个雅称。
“分子”原来是个化学术语，1950年以后才普遍使用。除了称文化人为“知识分子”外，其他凡是被封为“分子”的，多半都是倒霉的：四类分子、五类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与人斗其乐无穷”，因为有人以此为乐。每一乐，都能乐出许多“分子”来。所以“十三类分子”，实在也吓了我一跳。
（原载陈桥驿著：《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67—468页）
“终身教授”
我从1994年起身陷入“终身教授”的名号之中。其实，我在《“十三类”分子》这篇文字上所写的，即国家人事部给我的那张文件中，并无“终身教授”的名称，大意无非是因为有点贡献，所以不退休。不退休干什么？文件上有八字我是记得的：“继续研究，继续著作。”但绝无“继续教学”的话，这显然是说明，我可以不再讲课了。
“终身教授”这个名称，第一次是从我们当时的校长沈善洪教授口中放出来的。那也是1994年，外语系在校外举行一个什么会议，到了省内不少文化人。外语系的副系主任王宝平先生在讲台上介绍在座的某些人，当他介绍到我时，不知怎样在“教授”之上的形容词有点结结巴巴，“著名的”、“众所周知的”… …于是，坐在我附近的沈善洪校长就站起来说：“终身教授。”
接着就进午餐，餐厅里，“终身教授”的名称就传开了，因为这话出于学校校长口中，当然是有所根据的。与我熟悉的顾志兴先生就过来问我：是教育部的文件吧。我只好如实回答他：是国家人事部的文件。但文件上其实并无“终身教授”字样，因为校长既然这样说了，我也不便再说在“十三类”分子的这张文件中我记得起的一些话了。“十三类”分子就是十三个人，其中教授不过六七人，怎么能说是“终身教授”呢？
但是由于从此校、系都这样称谓，他们又特意通知我，以后的名片交往，必须把这个头衔标明。所以我不得不印了（第一次记得还是别人为我印制的）杭州大学“终身教授”的名片。后来院系又一次调整，我就相应成了浙江大学的“终身教授”。
在某一次由当年主管此事的杭州大学第一把手党委书记郑造桓先生主持的什么会议上，与会的“名人”写在一张榜上，而我位居第一，写的是“国务院终身教授”。让我感到，这样的称谓，实在受不了。偶然向郑书记提起，您这样写法，不甚妥当吧。于是他告诉了我为什么这样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事情是1993年下半年，各大学奉命办理的，而杭州大学由他主持。学校的几位书记和校长认真讨论后上报，对外是完全保密的。上报以后，国家人事部经过研究，于1994年才发下文件。这中间，当时的浙江大学由于在学校讨论中，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所以没有上报。农大是上报的，但因条件不合（据后来游修龄先生告诉我，不符合的条件是“缺乏国际知名度”），所以一个也没有批准。郑书记又说：大学是没有聘请“终身教授”之权的，而国家人事部是国务院直属机构，所以写“国务院终身教授符合事实”。
后来又有一位外地担任大学领导的先生与我在一次什么会后谈起。他说，他完全知道此事的始末，或许是为了奉承我，他认为当年人事部指定的“终身教授”都是货真价实的。因为他认为，这件事幸亏只在1993年搞了一次。假使像“院士”一样地经常搞，那就完了。他以这样的意见抬高我，我实在感到惭愧。不过他对我国的“院士”做这样的评论，是不是因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先生在北京大学做报告，郑重提出：中国应该取消院士制度。或许是丘先生对他的影响吧。
（原载陈桥驿著：《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81—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