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徐学”松绑

纪念徐霞客诞辰42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寄下通知，今年10月在北京举行徐学盛会。我的学术挚友曾俊伟先生又专门挂电话给我，嘱我撰写文章，电话中并且特地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徐学”一词的人。当年我提出“徐学”，坚信这是一门极有价值和发展前途的学问，而今天却以这样的题目写文章，一定会有人议论：“这个老头80多岁了，大概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对于这样的议论我不仅谅解，而且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回忆当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撇开〈游记〉——再论徐学研究》的拙文，也听到过一些类似的意见，传到我耳边的是已经过修饰的话，大致是：内容不错，标题偏激。而这一次提出“松绑”，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松绑”。许多人接受不了，这是必然的。

首先，我自己得先作点反省，我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是个“书呆子”式的人物。我从小学五年级读《胡适文存》中的《吾我篇》和《尔汝篇》，第一次从我祖父口中听到“这就是做学问”的话，就决心想以“做学问”为终身生涯。但事实是，“做”了半个多世纪，到底做不出一点学问来。《光明日报》去年发表议论我的大版报道，并统计了我的著作和论文，总共已经出版了各种专著、译著等类67部和论文400多篇。这个数字，据我的研究生们查核，认为基本无讹。但这算什么呢？我当年在上海书店出版社组织的《当代学人笔记丛书》中的《郦学札记》卷首《自序》中已经说过：“我是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毕生花大量的时间从事美其名曰著书立说，其实是所谓‘爬格子’的营生。这是大人先生们所不屑为而却是我们这一类人的本职。”说起来虽不懊悔倒是惭愧，“爬”了一辈子，《光明日报》的统计是2000万字，但实在“爬”不出什么学问来。现在，年已届此，事已至此，这些话权作一点反省，用不着赘述了。

现在回到徐学这门学问的本题以及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题目写文章的缘由。我因家庭环境从小就读古书，但所读的全是“子曰诗云”之类，《徐霞客游记》虽然也是古书，却不是我所能读到的。我的家乡绍兴大街（今解放路）上有一座古老而著名的寺院大善寺（现在已被拆毁），寺内广场上有一家“锦文堂书局”，专营翻印古籍，全部以一折七扣出售，我念高小时常常光顾，曾以三四角银洋买到一套四册的《徐霞客游记》，晚间在床上翻过一下，才知道徐霞客其人其书，此人好游山玩水，以其经历写了这部《游记》。因为当时我已经热衷于《水经注》，此书就搁置而不再顾问了。踏进初中门槛，发现图书馆目录卡上有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我原来也不知丁文江其人，也是在念高小时，自然课老师讲到煤气中毒时，举了此人例子，说他是个著名学者，在长沙自知中毒，拼命下床开窗爬出窗外倒在走廊上，深夜无人接应，终至不起。我自幼崇拜著名学者，著名学者而编此书，我才知道了徐霞客其人和《游记》其书的分量。对此有了崇敬之心，但仍无诵读的时间。

1983年年初，我收到了或许是中国地理学会的通知，要我在这年4月到无锡出席全国纪念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筹委会，我被列为筹委之一。从通知里看到筹委中有好几位重量级头面人物，让我恍悟徐霞客果然名不虚传。当时，我少年时代购得的一套四册《游记》，已在“文革”初期作为“四旧”上交，幸亏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寄赠了我新出的两册，又在书柜中找出了大概是从旧书摊上买下的出自几位浙大教授合撰的《地理学家徐霞客》，花几天时间作了一番研读，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门有价值的学问。

凑巧的是，其时我刚刚应邀到日本作客座教授，在关西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讲了一个学期的《水经注》研究后回来。在关西大学时，校方要求我用英语讲课，以提高研究生的英语水平。称《水经注》研究为“郦学”由来已久，我在日本时还为此杜撰了一个英文词Liology。从而让我想到，《徐霞客游记》研究的这门学问，应该称为“徐学”。

所以这年我在无锡举行的筹委会上就提出“徐学”这个名称。会后不久，南京师范大学以《徐霞客研究论文集》向我约稿，我写了《郦道元与徐霞客》一文，文中提及：“让郦学研究继续向前，兴旺发达；让徐学研究后来居上，发扬光大。”接着，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盛会于1987年再次在无锡举行，会中有一个到他故乡江阴马镇瞻仰参观的活动。事前未曾想到在他故居要大家题词的事，雪白的宣纸摊在桌上，我思想上毫无准备，只是因为郦学与徐学是我萦萦于怀的，所以提笔写了几句即就劣诗。幸亏吕锡生先生在其《徐霞客家传》中记下了此诗：“郦学渊源长，徐学后来昌。郦学与徐学，相得而益彰。”

我即兴所写的这首“五绝”当然拙劣不工，但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所表达的心情却是纯朴而真实的。我从小读《水经注》，对《徐霞客游记》完全陌生，当时才刚刚入门，但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门可以和郦学并驾齐驱的学问。而且从筹备会到纪念会，都有不少上层头面人物的支持。从北京到若干地方，先后建立了学会，在《游记》版本方面，超过丁本的上海古籍本问世不久，1986年，我收到了后来成为学术挚友的朱惠荣教授寄赠的《徐霞客游记校注》上下册，展读之下，让我知道这是一部《游记》的最佳本子，我满腔喜悦，坚信作为一门学问的徐学，从此“开步走”了。我自己当然不会中辍对郦学的研究，何况对于徐学，我可以说毫无根底，但是我感到为这门新兴的学问作一些摇旗呐喊的工作，这是我既有兴趣也有责任的。所以随即写了《论徐学研究及其发展》一文，满腔热忱，既为这门学问的发展出了一些点子，也肯定，这门学问一定会像郦学一样地成为一门大学问。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像朱惠荣本的出版和其他许多有关的专著出版以及大批论文的发表，这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确实使我踌躇满志。而且随即发现，各地的学会和徐学活动，获得了我们的一个新兴行业即旅游业的大力支持。从会议地址、经费以及论文集的出版等等，都得到旅游业的赞助。对于徐学发展，这当然是一种极为有利的机遇。而且一门学问能够有裨于一种新兴行业的发展，也是这门学问价值的证明。所以我对这种学问和产业相得益彰的形式和必然获得双赢的结果，是十分赞赏和殷切期待的。80年代后期，香港的郦学家吴天任先生以其所撰《郦学研究史》索序于我，在我《序》中仍以郦学与徐学相比，赋五绝一首：“郦学与徐学，渊源称悠久，地学两相辉，河山喜同寿。”为了让这门学问早日奠定基础，我从日本某些大学开《水经注》课程的启发，又撰写了《编写徐学教材当议》一文。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从各地的学会活动和发表的文章揣摩，开始有了一种感觉，坦率地说，徐霞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绑到旅游业上去了。以徐学促进旅游业，我是非常赞赏的。但是徐学毕竟是一门学问，一门学问推动一种事业，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让这门学问从“做学问”的程序发展起来，仍然是它的生命力所在。我感到，除了朱惠荣教授的《校注》以外，很少能读到“做学问”的作品。《游记》当然是徐学的核心，正像《水经注》是郦学的核心一样。但要把徐学提高到一门学问，不能只是啃嚼《游记》。我发现不少地方的学会活动和发表的作品，多是啃嚼《游记》的产物。不过是，你啃这一角，他啃那一角。其实都没有啃出多少学问来。还有不少文章，撰写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当地的旅游业。我并不反对这样的文章，因为旅游业是一种新兴而极有前途的产业。我自己也曾为此写过两万字的长文《旅行、旅游、旅游业》。文中说道：“我有好些朋友从事旅游业，其中还有旅游业的领导。他们勤勤恳恳地领导并发展旅游业，我都亲眼看到，并且深深地佩服他们。”所以我对徐学在发展旅游业的功能方面非常重视。但问题是，徐学本身有自己作为一种专门学问的路子要走，不能一味啃嚼《游记》，也不能一窝蜂地倒向旅游业，把自己绑在旅游业上。正因为此，我不得不写文章正告有一些一味啃嚼《游记》的徐学同仁，这就是本文开头就提及的我撰写《撇开〈游记〉——再论徐学研究》一文的缘由。在该文中，我以抗战时期浙大编辑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作比，其中如林文英的《江流索隐》和任美锷的《江流索隐质疑》等文，其实都与《游记》无关，却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也是地地道道的“徐学”研究。

写到这里，我又不得不与以《水经注》为核心的郦学相比。《水经注》成书已经1400多年，历史当然比《游记》长得多。但是作为一门学问，其实也是从明代开始的。由于此书在宋初以后缺佚甚多，明代学者在整理校勘的过程中，才开始从事研究，从而形成了郦学这一门学问。到了清代，许多著名学者都投入这种研究，而其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成为著名的郦学三大家。清末民初，又出了杨守敬、熊会贞师生，而著名大学者王国维和胡适也都为这门学问尽心竭力。杨、熊校勘了此书注释量最大的《水经注疏》，王国维毕生校勘了八种此书版本，都作了精密的校记，而胡适竟以其一生中的最后20年时间，全力从事郦学研究。除了上述中国学者以外，国际汉学界也涌现不少郦学家。20世纪之初，西欧汉学家如沙畹（E.Charannes）、费榔（G.Ferrand）、伯希和（P.Pelliot）、马伯乐（H.Maspero）、鄂卢梭（L.Anououseau）等，都用《水经注》做学问。而且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森鹿三，从1964至1970年间，以六年时间，在该所举办了一个《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网罗了全国汉学家和他的学生，每周由他主持一次讨论会，最后于1974年在东京平凡社出版了这个研究班的研究成果日译本《水经注（抄）》。至今，日本的若干大学还开设有关《水经注》研究的课程。

前面提及《光明日报》去年为我发表报道的事。在那篇报道中，记者在最后为我总结了一个“三不主义”。其中一个“不”是多次出国，并且是带了夫人出国，但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外汇。事情是不错的，但我不过是个工薪阶层，出国一次要花许多钱，凭我的收入，怎能做到如这篇报道所说的不花国家一分钱外汇呢？显然是我的每次出国都是对方邀请的，费用由邀请者负担。现在回顾一下，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出国10多次（包括本国领土港台），曾经在境外30多所大学讲过课，而其中内容涉及郦学的约有20次，邀请方面主动提出讲这个课题的也在10次以上。现在，徐学从1983年开始复兴以来，已经发展了20多年。这中间，有领导题词，有头面人物支持，有学会的组织活动，有旅游部门的配合并资助，有许多著作和文章的出版和发表，其中许多都是公费资助或不发稿费的。而郦学与此恰恰相反，既无组织，也无活动，冷冷清清地各干各的。当然也出书，发表文章，但都是出版社主动约稿，订合同，付稿费。没有谁资助，也用不着谁资助。我不知道的是，这些年中，有没有国外（或港台）的大学邀请我们的徐学同仁前去讲学的？或许有，但为数一定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我悟出了一些理由，不知道对不对，提出来和徐学同仁们商榷。

我坚定地认为，徐学是一门有价值和发展前途的学问。与郦学一样，不仅在国内，而且也要走出国境，为国际汉学界所热衷。当前徐学发展之所以不能尽如人意，首先无疑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我们国家里，学术必须接受政治领导，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学术界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和习惯，思想上不会有什么疙瘩。但另一方面，政治是政治，学术是学术，政治可以一时压制学术，如20世纪50年代，地理学中的人文地理学与生物学的摩尔根学说一样。也可以提携学术，徐学就属于后者。但由于出面压制或提携者，自己其实都不懂学术，所以被压制的后来又要复兴起来。而受提携的，单靠为政者的题词，充其量也不过是当年搞运动的作用。好几位头面人物为徐学捧场，也应该感谢，但他们并不是做学问的人。总的一句话：政治是政治，学术是学术；做官是做官，做学问是做学问。这两者是界线分明，毫不含糊的。要发展徐学，把徐学做成一门像郦学那样的学问，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唯一的途经，还必须依靠徐学界自己。

这些年以来，徐学与旅游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彼此合作，相互促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以作为一种学术与产业互助共荣的典范，是值得提倡的。与一直以来孤军作战的郦学相比，这实在是它的一种莫大的优势。

但这里还有一件需要议论的事。前面已经说过，做学问的事，必须依靠做学问的人。20世纪50年代以后，“分子”一词流行，这些人就统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思想改造”开始，接着又经受历次运动的折磨，直到最后大批被关入“牛棚”。其身份一直属于一种劣等种姓（Varna），满脑袋是恐怖和残酷的回忆。70年代后期的一句流行话“心有余悸”，就把这种心态和盘托出。另一方面是芸芸众生，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长期以来在一种贫困匮乏的处境之中，吃一根油条要付半两粮票，穿一双袜子要付二寸布票。而形势忽然剧变，“改革开放”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精神上的相对宽松和物质上的逐渐丰富，在颇大一群人们之中立竿见影。特别是“先富一族”的尊荣，受到了众人的仰望和企盼。因此，做生意就顿时成为天下大势。做学问的人与做生意的人相比，显然矮了一大截。不少中青年学人，为了要发表论文，不得不节衣缩食，支付版面费。还有一些埋头用功的学人，手上有多年耕耘的著作，也只好想方设法，求助生意人的赞助而得以出版。但是应该承认，比前一个时代，这还是一种进步。

十分巧合的是，做学问的徐学和做生意的旅游业，在差不多的时期中同时兴起。而且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两者立刻结合起来，真是一种难得的机缘。其相得益彰的效果非常显著，众所共见。

“相得益彰”，这是徐学与旅游业结合的正面效益。在初期，这种效益让徐学活动获得经济上的资助，同时也让旅游业的发展获得文化上的渲染。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做学问的徐学没有像预想地如郦学那样发展，而做生意的旅游业却很快地愈做愈大。在地方上，它为市、县的经济繁荣和财政收入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些徐学活动虽然由市、县出面举办，但背后仍然是旅游业在起作用。旅游业成了一门枝繁叶茂的大行业，涉及的领域和机构甚多，成了第三产业的支柱。这当然是令人鼓舞的好事。在开始时，徐学与旅游业有一种平起平坐的架势，但如上所说的，做学问的人比做生意的人矮了一大截的现实，随着生意人事业的兴隆而愈益明显。旅游业当然不会抛弃徐学，但徐学却自觉或不自觉把自己捆绑在旅游业上，作了旅游业的文化附庸。这就是“相得益彰”的负面效应。

我以“松绑”为题写这篇文章，绝无拆散徐学与旅游业的这种合作关系的意思。这种合作关系仍然是应该继续的，旅游业对徐学的支持仍然值得争取和感谢。这是因为旅游业并没有“绑架”徐学，上绑的正是徐学自己。徐学界把这门学问绑到旅游业上去，初衷也是为了求得徐学的发展，但想不到久而久之，却成了徐学发展的障碍。正和我以往发表的《撇开》一样，啃《游记》当然是研究徐学所必需的，但是若把此作为徐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徐学也就到此为止了。徐学与旅游业的关系更是这样，前者是做学问，后者是做生意，两者可以相互提携，但绝不等同。所以对于那些以徐学为过渡而已经踏进旅游业门槛者，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事旅游业并且继续对他们的老行当进行支持。当务之急是，要让一些对徐学研究有才华、有抱负的学者松下绑来，让他们专心致志地把徐学这门学问做大来。

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徐学界自己把这门学问绑到旅游业上去的，还是请徐学界自己松绑吧。

原载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姚秉忠主编：《徐霞客研究（第16辑）》，地质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