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论丛》自序

我的《水经注论丛》出版了，内容全是关于《水经注》的。我从1985年起，先后出版过四部郦学论文集，约有二百余万字，为什么还要再出这一部呢？所以需要说明几句。我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校勘了四种不同版本的《水经注》，其中1999年出版的《水经注校释》还获得了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但由于《水经注》版本极多，我的四种校本，在校勘和出版的过程中，都受到过一些外来的制约，实在都不能尽如人意。我国的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出版社，对我校勘郦注的上述衷曲颇有所悉，所以在好几年前就约请我校勘一部至少是我自己满意的校本。这个出版社的两位既有深厚学术素养又有丰富编辑经验的学者担任责编，花了几年工夫，终于出版了我和一些学术朋友都感到相当满意的校本——《水经注校证》。在编校此书的过程中，他们又提出，希望我在以往的四集郦学论文中，精选具有代表意义的部分，另编一集由他们出版。这当然是很有见地的建议，所以我曾经抽暇作了一些选择，基本上准备就绪，即将交付他们出版。

但事情在中途起了变化。我自己执教的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名牌大学，这所大学的出版社，不久前到舍下向我索稿，紧迫而恳切，我只好专函向原来约稿的出版社致歉而把稿本交给自己的学校。名牌大学出版社的责编也是功底深厚的，他们在不长的时间中就把稿本校阅编纂完成，而我的郦学著作条目中，从此又增加了一本论文集。

《光明日报》著名记者叶辉先生于2006年10月29日在该报为我写了长篇报道：《陈桥驿——寻山问津治郦学》。叶先生为此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统计了我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等的种数和发表论文的篇数，溢美之词，实在使我愧不敢当。与叶文几乎同时，北京的著名史学期刊《史学史研究》委托我的朋友颜越虎先生在2006年该刊第四期（季刊）撰写了一篇长文：《陈桥驿教授访谈录》。颜先生与我很熟悉，所以实际上没有经过“访谈”，而文章里给了我不少“家”的封号，其中也包括“郦学家”。所以我必须在此作点说明。因为《水经注》是我的专业历史地理学领域中的一本要籍，为此我确实花过不少时间，也出版了若干论著，并且到国外大学讲过这个课题。但是由于我资质鲁钝，识浅见浮，与前辈郦学家相比，我不过是个“学郦家”而已。

我在最近出版的《水经注校证》卷首《代序》中说过几句不堪回首的话：

我在拙撰《记一本好书的出版》文中提及：“像我这一辈年纪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无端被剥夺了二十多年工作时间的。”这不仅是像我这类的普通读书人，高层次的读书人也是一样。《中华读书报》记者曾经访问过著名生物学家邹承鲁院士：“您当年回国是否后悔？”邹先生回答：“我回国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其中最初的二十六年时间中只做了十年的工作，而如果不回来可以连续做二十六年，我只是对这一点后悔。”记者随即插入了重要的一句：“而且当年正是壮年的时候。”

20世纪70年代末，我已年近花甲，正想竭尽弩钝做学问，以弥补我所损失的壮年岁月，但两个方面的事务，颇大程度地干扰了我做学问的心愿。第一方面是招研究生“开放”了，各系都急于建立研究生点。我所在的系条件较逊，只指定我建立一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生点。这本来是件好事，也是我应该承担的任务。但问题在于，对于做学问和求知识之事，由于受“十年灾难”的毒害，高等学校教师中，无论在观念上和实际上，大部分还适应不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到“知识就是生产力”的剧变。所以在开始的几年，我根本找不到可以帮助我讲课的教师，而是孤军作战，我包揽了研究生点的基本课程：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地名学、方志学等，还有一些选修课如区域历史地理、历史气候学、历史城市地理等，虽然课时不多，但也得花不少备课时间。当然，由于这许多课程的准备和讲授，也为我个人的著作目录中增加了一些积累。例如地名学，当时从全国来说也是一门新课程，通过这门课程，我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浙江省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杭州市地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书。通过历史城市地理课程，我主编出版了好几种城市地理著作，最后并主编了《中国都城词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通过历史气候学课程，我整理多年积累，出版了《浙江灾异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此书名为方志，实际上是我的个人著作，获得方志界的好评。此外，由于方志学的课程和修志工作，出版了论文集《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又应出版社之邀，在区域历史地理课程的基础上，选出历年来有关吴越地区的论文，出版了论文集《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以上是举的一些例子，出版的总数，据前述叶辉先生和颜越虎先生的统计，或许还有不少。但问题是，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人支撑一个研究生点课程的忙碌情况下赶出来的，每一本书出版以后，都自感尚有不足。而且由于教课和著书，挤去了做学问的时间，教课也好，著书也好，常常是在一种吃老本的处境下过的日子。

自从1980年以来，第二个方面干扰我做学问的是“外事”。就在这年暑期，杭州大学接纳美国匹茨堡大学的数十位高年级学生举办文化学习班。由于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忽视外语，经过学校挑选的十几位教师中，只有两位能用英语讲课，其余的都像说相声的带着翻译登台，作为一所大学，这实在是很没有面子的。我被指定用英语讲“杭州地理”课程，并带他们在市内和近郊参观。“杭州地理”不是我的专业，长期疏远的英语还得事前复习。这个学习班在年初就已经确定，整整半年，我还有多少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呢？

从此以后，国外要求我担任客座教授或专题讲学的邀请信就陆续来到了。于是连续出国应付这类任务。有不少用国家外汇带着翻译出国“考察”其实是公费旅游的官员，认为被外国大学邀请去讲学是一种美差。这些官员们的想法完全错了。一个做学问的人到国外讲学与官员们出国“考察”是很不相同的两码事。官员们带着翻译，考察也好，旅游也好，反正有翻译传话，可以答非所问，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既不会遇着难以处理的问题，也不会碰上尴尬的场面。但学者出国是讲学问的，是不能答非所问和“王顾左右”的。这中间，客座教授和专题讲学又不同，前者是在一所学校里讲一二门课，除了语言以外，其他都与在国内相似，所以比较好办。但专题讲学则不同，我可以举个例子。

1982年秋，我应邀到美国讲学，并出席在南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国际地理学会和里约热内卢大学讲学。在美国比较顺利，但在里约热内卢大学讲学，由于我是从世界名城杭州去的历史地理学者，所以我用了一个两者结合的讲题Th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angzhou During the L ast M illenium（《一千年来杭州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听众是该校教授、高年级学生以及当时出席国际会议的部分代表。听讲时，他们表现得肃静而有兴趣，但国际惯例，演讲以后有几十分钟的听众提问，多数提问应该承认是针对我的讲演的，但其中也有人（多是学生）提出：在杭州作短期旅游，最值得看的西湖景点是哪几处？花最少的钱，在杭州买纪念品应该买什么？诸如此类的还可以举出不少，把一位应邀讲学的历史地理教授视同一个旅行社的导游。类似的情况在国外讲学后的提问中还有若干例子，为了宣扬中国文化，我总是平心静气、勉为其难地回答。当然应邀到国外担任客座教授和专题讲学是有收获的。除了为学校争得荣誉并引来若干到我的研究室从事进修的外国学者以外，我在国外图书馆还读到不少在国内读不到的图书，引回不少我国流失海外在国内已经失传的孤本，结识了不少国际汉学家，其中有好几位是第一流的。但问题是损失了做学问的时间，国外的生活节奏紧张，讲课任务甚忙，例如在日本，我在关西大学、国立大阪大学、广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各一学期，对象都是各校大学院（研究生院），日本不同于他国，研究生院每节课的时间为九十分钟，虽然一周只讲两次，每次讲授两节，但为了这每周两次讲课，从备课（日方要求用英语讲课以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准）到讲课，实在疲于奔命。直到2002年我已届八十高龄，还勉力应邀去日本讲学。二十年中出国（包括本国港台）十余次，虽然都有夫人随行，而且不花国家一分钱外汇，思想上心安理得，但我的性格是坐下来做学问，包括写这本论文集有关的郦学在内。所以从时间上来说，浪费还是不少，所以这项事务，也是我在花甲以后不能抓紧做学问的时间而终至做不好学问的原因。不过事已至此，年已届此，也不必再作计较。何况与那个二十几年终朝惴栗于阶级斗争和通宵困顿于“小高炉”边者相比，这个二十几年毕竟还是做出了一点学问，应该欣慰而知足了。

现在谈谈这本论文集的事，当时我在四本郦学论文集中进行选择，初衷是为了让一些对郦学有兴趣的后辈，对这门学问能略获要领。所以选择过程中侧重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版本知识，因为《水经注》或许称得上是我国版本（或抄本）最多的古籍。而不同版本之间又往往存在很大差异。著名的现代硕学鸿儒胡适在这方面是最有心得的。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为了庆祝五十周年校庆，曾于1948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了各种版本（抄本）9类计41种。他在郦学研究中的一句名言是：“所见的本子越多，解答的问题越多。”所以我在这个集子中，各文涉及的版本（抄本）约有30余种。前面提及我最近出版的《水经注校证》，卷首列表的参校版本共35种，其中收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善本7种，收藏于宁波天一阁、各省立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的善本13种。胡适的话是不错的，在郦注校勘和郦学研究中，版本的比勘至关重要。

版本以外，这本论文集介绍了不少郦学家，特别是近现代郦学家。除了考证这门学问的开山祖郦道元以外，从清初到近现代，专题评介的郦学家共有11位。清初的郦学家甚多，但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是无疑的代表人物，了解此3人包括他们各自的校本，这其实是郦学的基础知识。杨（守敬）、熊（会贞）师生的情况与全、赵、戴有些相似，因为他们在郦学研究中有毕生合作传承的经历和各种版本中注疏量最大的《水经注疏》。其余6位都是没有校本而成就卓著的近现代郦学家。他们各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在郦学研究或者说做学问的方法和精神上，都值得我们学习。以胡适（1891—1962）为例，他有学问，而同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他服膺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他于1938—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任官驻美大使。抗战时期的驻美大使，公务繁忙可以想见。他却仍挤出时间撰写出版了《藏晖室札记》等五种专著和不少论文。他后来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倾力于郦学研究。他死后由其夫人江冬秀整理出版的《胡适手稿》10集共30册，其中前6集共18册，全是他最后20年的郦学研究成果。我们在1980年以后的“干部知识化”改革当然是好事，可惜的是若干原来做学问的人，一旦戴上乌纱帽，顿时就忘记了子夏原话中的另一句：“仕而优则学。”与胡适相比，这些人是应该惭愧的。

另一位值得推介的现代郦学家是钟凤年（1899—1987），他于清末毕业于译学馆法文班，一直找不到工作。早年丧偶，失业，贫穷，但毕生致力于郦学研究，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郦学文章。我在选入此集的这篇中曾引比较熟悉他的王世民教授的话：“抗战胜利后，住在北京的一处会馆，几乎没有饭吃。”这里倒有一段郦学史上的佳话，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由于佩服他的治郦成果，曾与他通信五次（均收入《胡适手稿》），并且礼贤下士，于1947年11月23日邀请他到胡氏府第作客。两位身份如此悬殊的人，在这天论郦竟日。我们不知他们讨论的是什么，但从《手稿》收入的信中可以看出，钟氏并不同意胡适的观点。胡致钟信中有一句话说：“我谨依尊命，已全删此论。”钟凤年是个又贫困又长寿而治郦不倦的郦学家，他在年过八旬以后，还发表为许多学者称赞的《评我所见各本〈水经注〉》的长篇论文。他的这种治郦精神，是一切做学问的人都值得景仰和学习的。

陈桥驿

2007年9月于浙江大学

原载《水经注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